《物權法》獲得通過后，硝煙至少在公開層面上已經散去。在鞏獻田教授的公開信通過網絡發布以前，《物權法》在起草過程中的爭論主要是民法學界內部就有關具體的制度和技術問題所進行的溫和切磋。以公開信為引爆點，借助于日漸發達的媒體特別是網絡空間，社會各階層幾乎都卷了進來。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詮釋《物權法》。而爭論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過度詮釋，諸如國有資產流失、保護富人、保護非法財產、兩極分化、社會對立等問題都扣在《物權法》身上。
如果說《物權法》沒有如憲法和民法通則那樣規定公共（國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按照這種邏輯，幾乎所有的法律都是違憲的。其實，在現代法包括物權法的眼里，各種財產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無論是公是私，是集體還是個人。
人們普遍認為，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有兩大原因：腐敗和管理不善（特別是公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事實是，在《物權法》沒有出臺之前該問題就一直很嚴重，刑法對此專門規定了有關罪名并進行打擊也無濟于事。所以，不僅認為《物權法》會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認為《物權法》會有效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人的想法都是錯誤的或者是片面的。這些批評者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在當下中國，不僅僅是公有（國有）財產流失很嚴重，私人財產流失也很嚴重，諸如欺詐、盜竊、搶劫、違約、公司治理問題、腐敗分子的巧取豪奪等等。因此，不僅僅是公有財產，私有財產也亟須予以保護。
說《物權法》是保護富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偏頗。眾所周知，現代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沒有特別需要和正當理由，社會所有成員均享受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受到同樣的保護和救濟，而不管其是富人還是窮人、官員還是民眾、男人還是女人。如果以《物權法》是保護富人的心態和觀點來分析問題，那么，所有的法律都和物權法一樣都是用來保護社會強者的。
所謂《物權法》保護非法收入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法律不保護非法財產。“物權法草案”引起恐懼的是善意取得和占有人財產推定合法兩項制度。其實，善意取得制度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而設置的，是為了保護有償交易之下的善意第三人，該制度是市場和交易得以維持和穩定的基本支撐裝置，是民法大廈中的一項基本制度，通行于世界各市場經濟國家，適用于進入市場交易的一切財產。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國有財產一旦進入市場，就必須遵守市場規則，而不能破壞市場規則。批評者的文字之間透露出濃厚的國有財產特殊論氣息，不符合市場規則，值得警惕。如上所述，國有資產流失主要原因根本不在此，這種擔心是過度的。而就占有人財產推定合法制度而言，更是一項不言而喻的社會生活準則，是一個社會得以維持的基本條件。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推定其社會成員所占有的財產為合法，指控其財產非法必須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無法想象一個推定社會成員所持有的財產不合法，視所有人皆為盜賊的社會將會是怎樣的圖景。
對《物權法》的一大誤解是認為其將會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對立。原因在于對物權法的功能缺乏了解。《物權法》主要有兩大功能：在靜的方面是確定物的歸屬，保護物權人對物的圓滿支配，在動的方面是規范和促進物的流通，促進經濟效率。它的使命和均貧富無關，當然也和解決社會對立沒有瓜葛了。解決這兩個問題要靠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手段來進行。
對《物權法》的誤讀導致對它的過度詮釋，將物權法的意義上升到政治層面，對《物權法》在當下中國的作用過度宣傳。宣稱《物權法》將如何推進中國的政治進步，限制和抵御政府的絕對權力，有效保護公民財產等等，似乎一部《物權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這種詮釋方式寄托了改革派對法治和憲政的渴望，也和法學界特別是民法學界多年來對民法做過度的意識形態化解讀直接相關。一些改革派和民法學者在無法直面政治的困境之下，希望繞道私法來推進中國的法治和憲政，保護公民的權利、自由和財產，遏制政府權力。于是，民法，特別是民法典就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了：被解讀為市民社會的憲法，能為國家權力劃定邊界，確認并保護個人的自由、財產與權利，云云。他們忘記了私法主要是規范社會成員的私人事務，而非政治國家，因此，其主要功能并不是規范政府權力，甚至重建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在此，是政治國家決定私法，而不是相反。所以，當下中國呈現出如下圖景：一方面是私法的迅速進步與繁榮，另一方面是政府權力依舊我行我素。《物權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爭論公開爆發后，傳統政治中的諸多元素迅速在物權法中復活，如入無人之境，把物權法作為一個小姑娘來任意裝扮，民法的局限性和軟弱性立刻原形畢露，而一向活躍走紅的民法學者瞬間變得謹言慎行起來。改革派和民法學者理想的頭，又一次碰了一個大釘子。
社會對于物權法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派的觀點和動作上，這也妨礙了對“物權法草案”進行多視角、多層次的審視。實際上，在過度詮釋的同時，還存在著詮釋不足的現象。
反對派和改革派的爭論，可以被歸結為姓“社”姓“資”的爭論，對當下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和制度主要有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中國固有傳統。《物權法》論戰僅僅涉及前兩者的碰撞，但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一種現代思想，都是西方的舶來品，在這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古老國度里，已經忘記了自己獨特而深厚的本土傳統還牢牢扎根于人們的靈魂深處和社會的各個角落，《物權法》也概莫能外。反對派對公產的迷戀和無條件的贊美，對私產的鄙視和否定，無疑也是傳統中一以貫之的大公無私、重集體、輕個人的國家主義的真實映照，因為它的根基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形成了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很難察覺，并且，它還和反對派的信仰相契合而導致被完全遮蔽。古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矗立其上的思想和制度仍然身著華麗的現代外衣頑強地證明并炫耀著自己的存在。
反對派最有力、最容易引起共鳴的理由之一是國有資產流失，于是，他們就掘地三尺，拿著放大鏡對“物權法草案”進行地毯式的排查，唯恐被物權法“算計”，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國有資產在大量流失的同時，同時也在不合理地流入，以低廉的價格進行國有化。這就是中國目前存在的嚴重不公的農村集體組織的土地被政府以低廉的價格大量國有化，轉手進行商業開發謀取暴利的問題。本次“物權法草案”，根本沒有觸及這個問題，仍然將以前的不合理規定保留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和硬傷。這種已經達到海量的不合理利益輸送，其實質就是借助國家權力將集體財產不公正地征收為國有財產。反對派只忙著拿手電筒照別人，沒想到自己也有盲點。《物權法》連農村集體組織最重要的財產都不能有效保護，那對其他財產的保護力度和效果就是值得懷疑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對派對《物權法》的擔心也大可不必。
知識分子素來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其天職就是捍衛社會正義。在此過程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以社會的啟蒙者自居。但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氣質，又決定了其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所提出的社會治理方案，往往充滿了烏托邦的泡沫。由知識分子的極端思想所引發的人類災難，在歷史和現實中一再上演，這是需要知識分子自身高度警惕和反思的，社會大眾更應該對此予以清醒的認識。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詮釋《物權法》。而爭論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過度詮釋，諸如國有資產流失、保護富人、保護非法財產、兩極分化、社會對立等問題都扣在《物權法》身上。
如果說《物權法》沒有如憲法和民法通則那樣規定公共（國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按照這種邏輯，幾乎所有的法律都是違憲的。其實，在現代法包括物權法的眼里，各種財產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無論是公是私，是集體還是個人。
人們普遍認為，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有兩大原因：腐敗和管理不善（特別是公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事實是，在《物權法》沒有出臺之前該問題就一直很嚴重，刑法對此專門規定了有關罪名并進行打擊也無濟于事。所以，不僅認為《物權法》會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認為《物權法》會有效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人的想法都是錯誤的或者是片面的。這些批評者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在當下中國，不僅僅是公有（國有）財產流失很嚴重，私人財產流失也很嚴重，諸如欺詐、盜竊、搶劫、違約、公司治理問題、腐敗分子的巧取豪奪等等。因此，不僅僅是公有財產，私有財產也亟須予以保護。
說《物權法》是保護富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偏頗。眾所周知，現代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沒有特別需要和正當理由，社會所有成員均享受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受到同樣的保護和救濟，而不管其是富人還是窮人、官員還是民眾、男人還是女人。如果以《物權法》是保護富人的心態和觀點來分析問題，那么，所有的法律都和物權法一樣都是用來保護社會強者的。
所謂《物權法》保護非法收入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法律不保護非法財產。“物權法草案”引起恐懼的是善意取得和占有人財產推定合法兩項制度。其實，善意取得制度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而設置的，是為了保護有償交易之下的善意第三人，該制度是市場和交易得以維持和穩定的基本支撐裝置，是民法大廈中的一項基本制度，通行于世界各市場經濟國家，適用于進入市場交易的一切財產。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國有財產一旦進入市場，就必須遵守市場規則，而不能破壞市場規則。批評者的文字之間透露出濃厚的國有財產特殊論氣息，不符合市場規則，值得警惕。如上所述，國有資產流失主要原因根本不在此，這種擔心是過度的。而就占有人財產推定合法制度而言，更是一項不言而喻的社會生活準則，是一個社會得以維持的基本條件。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推定其社會成員所占有的財產為合法，指控其財產非法必須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無法想象一個推定社會成員所持有的財產不合法，視所有人皆為盜賊的社會將會是怎樣的圖景。
對《物權法》的一大誤解是認為其將會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對立。原因在于對物權法的功能缺乏了解。《物權法》主要有兩大功能：在靜的方面是確定物的歸屬，保護物權人對物的圓滿支配，在動的方面是規范和促進物的流通，促進經濟效率。它的使命和均貧富無關，當然也和解決社會對立沒有瓜葛了。解決這兩個問題要靠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手段來進行。
對《物權法》的誤讀導致對它的過度詮釋，將物權法的意義上升到政治層面，對《物權法》在當下中國的作用過度宣傳。宣稱《物權法》將如何推進中國的政治進步，限制和抵御政府的絕對權力，有效保護公民財產等等，似乎一部《物權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這種詮釋方式寄托了改革派對法治和憲政的渴望，也和法學界特別是民法學界多年來對民法做過度的意識形態化解讀直接相關。一些改革派和民法學者在無法直面政治的困境之下，希望繞道私法來推進中國的法治和憲政，保護公民的權利、自由和財產，遏制政府權力。于是，民法，特別是民法典就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了：被解讀為市民社會的憲法，能為國家權力劃定邊界，確認并保護個人的自由、財產與權利，云云。他們忘記了私法主要是規范社會成員的私人事務，而非政治國家，因此，其主要功能并不是規范政府權力，甚至重建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在此，是政治國家決定私法，而不是相反。所以，當下中國呈現出如下圖景：一方面是私法的迅速進步與繁榮，另一方面是政府權力依舊我行我素。《物權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爭論公開爆發后，傳統政治中的諸多元素迅速在物權法中復活，如入無人之境，把物權法作為一個小姑娘來任意裝扮，民法的局限性和軟弱性立刻原形畢露，而一向活躍走紅的民法學者瞬間變得謹言慎行起來。改革派和民法學者理想的頭，又一次碰了一個大釘子。
社會對于物權法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派的觀點和動作上，這也妨礙了對“物權法草案”進行多視角、多層次的審視。實際上，在過度詮釋的同時，還存在著詮釋不足的現象。
反對派和改革派的爭論，可以被歸結為姓“社”姓“資”的爭論，對當下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和制度主要有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中國固有傳統。《物權法》論戰僅僅涉及前兩者的碰撞，但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一種現代思想，都是西方的舶來品，在這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古老國度里，已經忘記了自己獨特而深厚的本土傳統還牢牢扎根于人們的靈魂深處和社會的各個角落，《物權法》也概莫能外。反對派對公產的迷戀和無條件的贊美，對私產的鄙視和否定，無疑也是傳統中一以貫之的大公無私、重集體、輕個人的國家主義的真實映照，因為它的根基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形成了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很難察覺，并且，它還和反對派的信仰相契合而導致被完全遮蔽。古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矗立其上的思想和制度仍然身著華麗的現代外衣頑強地證明并炫耀著自己的存在。
反對派最有力、最容易引起共鳴的理由之一是國有資產流失，于是，他們就掘地三尺，拿著放大鏡對“物權法草案”進行地毯式的排查，唯恐被物權法“算計”，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國有資產在大量流失的同時，同時也在不合理地流入，以低廉的價格進行國有化。這就是中國目前存在的嚴重不公的農村集體組織的土地被政府以低廉的價格大量國有化，轉手進行商業開發謀取暴利的問題。本次“物權法草案”，根本沒有觸及這個問題，仍然將以前的不合理規定保留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和硬傷。這種已經達到海量的不合理利益輸送，其實質就是借助國家權力將集體財產不公正地征收為國有財產。反對派只忙著拿手電筒照別人，沒想到自己也有盲點。《物權法》連農村集體組織最重要的財產都不能有效保護，那對其他財產的保護力度和效果就是值得懷疑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對派對《物權法》的擔心也大可不必。
知識分子素來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其天職就是捍衛社會正義。在此過程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以社會的啟蒙者自居。但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氣質，又決定了其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所提出的社會治理方案，往往充滿了烏托邦的泡沫。由知識分子的極端思想所引發的人類災難，在歷史和現實中一再上演，這是需要知識分子自身高度警惕和反思的，社會大眾更應該對此予以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