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筆者在瑞士弗萊堡大學訪學，偶然發現所在的研究機構旁邊居然是一個脫衣舞酒吧。驚詫之余，也不免讓人浮想聯翩，感慨憲法學的專業研究機構與脫衣舞酒吧竟然能夠和平共處。其實，根據歐美許多國家的法律制度，脫衣舞表演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藝術表達。從憲法學角度看，這些行為可以歸入憲法上藝術自由或表達自由的保障范圍。如果追根溯源，脫衣舞最早出現在法國。法國作家羅蘭·巴特曾斷言：“脫衣舞是奠定在一種矛盾和沖突之上的：女人在脫到全身赤裸時，就失去了性感。”聯想起“憲法如衣服”的隱喻，脫衣舞的藝術與憲法學的方法其實也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
如果將憲法看作是政權合法化的“衣服”，那么透過憲法規范的載體，我們或許依稀可見規范背后包藏的價值理念或政治實力。在實質論者看來，衣服背后的東西才是更富有吸引力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言：窺淫癖來自于人內心潛意識的本能。因此，作為載體的憲法規范往往被輕視為一種“非本質”的衣服。誠然，憲法規范并非終極性的東西，相對于人類諸多偉大的理想和某種勢不可擋的力量而言，那不過是一件工具或衣服。當然，研究憲法問題自然不可無視這衣服背后隱藏的東西，但直接繞過憲法而洞悉這些價值、勢力或實力，乃是政治學或社會學的專長。畢竟不同的學科劃分是人類知識體系高度復雜后的必然選擇，完全脫去憲法規范這件衣服直接對政治權力加以透析，則并非憲法學方法的使命。
恰如脫衣舞藝術的最終美感來自于隱藏的藝術和若隱若現的美，從而使觀眾折服于衣服下包藏的美，憲法學也是一種結合了暴露與隱藏的藝術，既需要以“回避的藝術”來代替以卵擊石的魯莽，也需要透析和揭示規范背后的“力與理”。在憲法淪為政治婢女的社會，憲法學方法可能是一種如何為政治遮羞文飾的藝術，也可以是研究如何脫去政治外衣的一種裸露的藝術。因此，我們無法回避對于同一憲法問題從不同角度加以觀察，為此需要不同學科之間的分工與合作。換言之，我們可以透析衣服背后隱藏的美，甚至可以穿透衣服而“自由想象”，卻不宜完全脫去或撕破這衣服。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仍不夠“過癮”，但最后一件衣服恰恰就是憲法學方法的界限所在。沒有了最后一層薄紗，美麗也將隨之而破滅。
凝結了人類智慧的憲法規范也如同那舞臺上用于遮體的衣服，那若隱若現的衣服下包裹的可能是美好的理想和價值，令人“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或使人神魂顛倒，甚至于血脈膨脹。但在實力論者看來，這衣服背后包藏的可能是某些低俗不堪見不得陽光的東西。而悲觀主義者更是直接斷定衣服背后所掩蓋的是不光彩的惟利是圖，認為憲法不過是實力角逐和利益交換的結果，是骯臟政治的遮羞布。衣服之下究竟是什么呢？也許我們仍無法看透，或許應了業師的那句戲言：“看透了憲法，也就失去了憲法！”
其實，脫衣舞究竟是藝術表達，還是淫穢不堪的低俗表演，有時候取決于我們所持的立場或前見，所謂“淫者見淫”正是這個道理。換句話說，憲法規范背后究竟是“講原則”的政治，還是“骯臟之手”，本身就是一個方法論立場選擇的問題。如果將憲法看作衣服，憲法學和脫衣舞一樣都是一種將衣服作為道具的敘述。相對于其后所包裹的或美或丑的肉體凡胎，將衣服作為道具來敘述可能恰恰是其性感所在。
在終極意義上，人類所有的知識和學問都不過是有關真實世界的敘述，而憲法學也不外是一種敘事的理論（narrative theory）。當憲法成為一個故事，所有規范主義憲法學的終極價值不過是在講述一個美好的神話。或許正是神話使得我們對現實的世界仍然抱有希望、懷有夢想；或許憲法學需要選擇某種立場，在政治那“清兮濁兮”的滄浪之水中堅守著學術的使命。如同羅蘭相信舞臺上那薄如蟬翼的衣服下所包藏的是令人怦然心動的美，我也堅信，縱然有許多無奈的現實，然而終有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召喚著我們在實力的叢林中抵抗著塞壬蠱惑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