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在美國的大學教書，并且寫了幾本涉及美國高等教育的書，被一些人視為“專家”。一些老同學、親戚朋友，甚至親戚朋友的朋友，乃至素不相識的網友，經常在把孩子送到美國讀大學時向我咨詢，并讓我和他們的孩子直接對話。這樣我算是和現在這一代大學生有了第一手的接觸，漸漸對他們關于教育的觀念有所了解。我和他們的對話，特別能反映出中美大學教育不同理念的撞擊。所以就不妨從這些對話談起。
比如，有位孩子在國內上大一時就被交換到美國的一所州立學校讀半年書。他來了后喜歡得不得了，于是不想回去，決定申請在這所大學當正式學生。為了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到我。大家電話聊了一小時。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我選什么專業？”我則問：“你想上哪個大學？”他覺得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我則覺得他的問題有點莫名其妙。
他是典型的中國教育體制里培養出來的人，來美國讀了半年書，還不明白美國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在國內考大學時，從來是大學和專業一塊報。在美國則完全不同。你申請哈佛就是哈佛，耶魯就是耶魯，密西根就是密西根，根本不用考慮什么專業。選專業可以在大二決定，或者大三決定，甚至決定了以后還能改。關鍵問題是你要挑個適合你的學校。而大學挑的，也是你的綜合素質，不是你的專業。一個學文學的可以進醫學院，學古典文獻的可以進法學院，學歷史的可以進商學院，等等。這在美國是正常的教育過程。
我本是想提醒這位同學：美國有許多大學可以選擇，不過不是你想去哪里就一定會被錄取。既然來了，眼界就不妨放寬一些，多申請幾個，也算有備無患吧。可是，聽他執意要討論專業問題，我最終也就順著他的話問他到底想學什么。他說是管理或金融。我馬上說，既然如此，你還是好好學數學，甚至可以進數學系，以后讀研究院再申請管理或金融，比本科就開始讀這些科目更有底氣些。中國學生在數學上經常有優勢。比如我所執教的薩福克大學的財會專業，據說就是因為一幫中國學生數學特別好，在州里財會資格考試中的通過率比哈佛學生還高……他馬上說：“不行不行，我數學最差，既討厭又害怕。”我馬上問：“既然數學太差，為什么要學管理或金融？”他告訴我他自己也沒有主意，是他爸爸（也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讓他選的，說這個專業畢業好找工作。我哭笑不得，告訴他：“你現在才上大一，是在申請本科。學校才不在乎你學什么專業呢。專業也不能決定你日后是否好找工作。關鍵在于你在學校是否表現突出。你在這里僅半年的時間，如果想讓任何一所學校錄取你，就應該選你最喜歡的課，拿出看家本事去學。人一般在自己喜歡并擅長的領域表現得要好很多。表現一好，老師就印象深刻，會給你寫推薦信。有了好的推薦信，你就前途光明了。你現在可好，讓從來沒有留過學的父親來指揮一切，上的全是你既不喜歡又不擅長的課。你的表現能好嗎？表現不好，教授會給你寫推薦信嗎？沒有這些推薦信，學校會錄取你嗎？”他聽了我的話，人都蒙了，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后悔自己咨詢得太晚了。后來聽朋友說，他沒有被錄取，很悲傷地回了國。
這個經歷，讓我感慨萬端。這位同學，是中國教育的典型受害者。中國的教育培養的不是人，而是專業工具。結果，這種專業萬能的信念，創造了種種“熱門專業”的神話，嚴重扭曲了大學的精神，甚至在學生的實際生活中也誤事。其實，這種傾向并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在三十多年前剛恢復高考時就有苗頭。比如，1979年我高考拿到高分后，毫不猶豫地報了北大中文系。可是，我知道一位和我分數差不多的學生，竟報了北京外貿學院（也就是后來的經貿大學）。我的反應是他在搞笑：這么好的成績，跳過北大上什么外貿學院？！現在想想，他肯定也覺得我在搞笑：這么高的分，竟然去學中文？！我們兩人不同的選擇，體現了截然不同的教育觀念。在我看來，大學是培養人的機構，關鍵在于其綜合實力和環境。在這方面，中國哪里找得出第二個北大？豈是個小小的外貿學院可比的？但在他看來，當時的外貿學院是外貿部所屬的院校，畢業后直接分配到外貿部這種有油水的地方，學的又是貿易，前途當然錯不了。看來，還是他領導了時代的潮流。現在的學生大多追隨他的思路。不過，總的說來，我們那年月的學生單純得多。北大至少在1977—1979年恢復高考后的頭三年，文科最高錄取分數是中文系，理科是物理系，那時候還沒有經管等。可惜沒過幾年，中文系就成了沒用的系，錄取分數直線下降。好學生都跑到經管、法律等專業去了。最近我網上查了一下，老天爺！北京對外貿易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經濟貿易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我簡直看花了眼。原來那個外貿學院究竟變成哪個也不知道了。總之，大學要開的不僅是“熱門專業”，甚至要搶“熱門”校名，似乎要一個大學變成一個熱門專業。本指望自己的母校北大能夠出污泥而不染，但到北大的網頁一查，看到光華管理學院的首頁上赫然有如下一段介紹：
學院現有全日制本科生703人。為體現交叉學科的特點，按工商管理類統一招生，文理兼收。普通本科生學制四年，入學初不分專業，經過為期一年半的英語、數學和基礎課的強化訓練，二年級第一學期末開始分專業，根據學生志愿和學習狀況，分別進入金融學、會計學、市場營銷三個專業學習。學院擁有中國最具發展潛質的本科學生，吸引全國優秀的中學生報考，連續幾年每年都有約五分之一的全國各省市高考第一名進入光華管理學院。其中2008年招收文理科高考狀元24名。
區區一個管理學院，居然能網羅全國五分之一的“第一名”，進這個管理學院簡直成了新科舉。這是北大的悲哀，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這些學生的悲哀。
為什么這么說？像法學、工商管理等，作為本科，多是些垃圾專業。如果一個人才能平平，胸無大志，學這些專業也許尚可。他們在很短時間內掌握一門謀生技藝，至少以后有口飯吃。但是，數一數二的人才，怎么全涌到這里來？難道這些出類拔萃的年輕人，心里想的不過是有口飯吃？
你看美國的常青藤，大部分學校的本科沒有工商管理類的學位。只有賓西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學院等少數例外。賓大自然不錯，但比起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前三強，還是輸掉一頭。為什么會如此？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和優越的環境擴展視野、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發展批判性思維能力、培養良好的價值觀念。研究院才是專業教育的場所。真要學企業管理，大學畢業后學MBA也不晚。比如，為中國公眾所熟悉的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財長、前高盛總裁保爾森，迪斯尼的前總裁Michael Eisner，以及美林的前總裁、里根政府的財長Donald Regan，本科的專業都是英語。這就相當于在中國上中文系了。美國好的商學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學管理的學生，覺得這樣的人視野太窄，缺乏領袖素質，而希望招募學人文的那種具有領袖素質的人才。所以，在大多數常青藤，有經濟學專業，可以非常抽象、非常理論化，比如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或者演練復雜的數學模型分析經濟現象。這和北大的金融學、會計學、市場營銷這類專業的格調顯然不同。在美國大學你大致可以發現這么個現象：越是好的大學，就越是云里霧里地教一些“沒用”的科目。比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學校，最流行的專業經常是歷史、文學、社會科學等。越是排名低的學校，越是實際。比如什么財會專業等，在這種學校就非常流行。
這里的道理，我在前面一節按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學作了一番解釋：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種層級：天賦比較高的人對低層級的生存需求不那么關注，因為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這方面的需求。對他們最具挑戰性的是高層級的精神需求。我即使在薩福克大學這種普通院校教書，也經常能感覺到那些學文學歷史專業的學生更聰明一些。學商的學生素質最差。我最頭痛的是那些商學院的本科生來聽我的歷史課。這些人中絕大部分對歷史毫無興趣，只是為了完成課程的要求才來學歷史，而且還自以為聰明地發明一套理論：學校逼著他們學歷史，不過是找借口收他們的學費而已。有一次，一位歪戴著帽子的學生四仰八叉地坐在前排椅子上問：“我就對錢感興趣。你這門課怎么幫我搞到錢？”
我總是對這些學生說：“人關懷什么，就決定了他成為什么樣的人。比如，一個只關心自己下個月的工資的人，也許一輩子都會為是否能拿到下一張工資單而操心。如果你關心人類命運、社會公正，你就更可能成為領袖。你們自己想想：你們誰會選一個只關心自己的工資單的人當你們的領袖？你們更會選一個關心、理解你們的利益的人。這個領袖要理解你的利益，自然會理解許多人的利益。他不是僅僅和你交朋友。他甚至根本不認識你。但是，他研究社會，懂得從歷史中汲取智慧。這樣他才能超越自己狹隘的經驗，和許許多多人建立強有力的紐帶。”
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一些世界頂尖的企業領袖，本科是學人文的出身。他們需要有足夠的時間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然后再確立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選擇個專攻。主持SAT等“美國高考”的“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對于那些立志讀MBA的學生有明確的建議：第一，商學院招募的學生可以來自任何專業。商業院固然對你本科所學的課程有若干要求，但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專業以外完成。第二，商學院一般喜歡接受那種完成了廣泛的、多面的、有挑戰性的課程（a broad，well-rounded，and challenging curriculum）的學生，并不會以某個專業優先。甚至對于那些本科學工商管理的學生，“大學委員會”也鼓勵他們在頭兩年主要選修微積分、心理學、社會研究、經濟學、計算機、統計學、寫作等課程。要記住，商學院入學考試GMAT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英語。良好的寫作能力被認為是在商學院和企業界成功的關鍵。第三，大學的成績、成就、標準化考試的成績都要比具體學什么專業更重要。“大學委員會”所講的僅僅是一般的商學院的要求。越是精英的商學院，對學生廣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北大在中國的地位，恐怕比哈佛在美國還重要。我并不是說北大絕對不能給本科生辦個管理學院。但是，如果全國各地五分之一的“第一”都跑到管理學院學什么市場營銷之類，我們的高等教育（特別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有了問題。按說，這些“第一”是他們這代人中的精英，是未來的領袖。他們越是第一，越應該關心涉及全人類的大問題。在美國，你很難想象這樣層級的精英高中生會想到大學里學市場營銷。這樣下去，北大還能為未來的中國培養領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