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校領導，尊敬的賈春旺學長，孫總，梅先生，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真是榮幸之至，十分親切，心里充滿了敬意，又感到責任之非常重大，任務的光榮艱巨。
榮幸而親切，是因為我成為了一名清華人，并且是在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關頭回國服務。還有什么比這更榮幸的呢？年初，顧校長、陳書記率團訪美，招聘人才。他們熱情相邀，特別關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結果，就像古人說的，“精誠之至，金石為開”。此刻，我還要感謝李樹勤老師，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談過回國服務的安排。當時因為剛開始譯注《圣經》不久，俗務也多，便沒能成行。這是我不會忘記的。
敬意，則在兩個方面。首先，讓我對孫總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謝孫總對清華的慷慨捐贈，大力支持法學院乃至中國的法律教育。昨天我們第一次見面，有點兒一見如故。因為他完全贊同振民講的教育理念和我們法學院的發展戰略，贊同我的學術工作計劃，顯示出一位在經濟一線拼搏過來的企業家獨到的眼光。我在邊疆農村和社會底層生活過多年，我很熟悉、贊賞、敬佩這種在艱苦環境磨煉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孫總，改天再討教，我們再聊聊。
當然，今天我們濟濟一堂，最高的敬意歸于梅汝璈先生。我覺得孫總支持清華設立講席，紀念一位杰出校友，是開了一個好頭，立了一個好榜樣。其實，這也是西方大學通行的做法，相信將來國內會逐漸推廣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詢我的意見，我說梅先生應該是第一人選。因為他不僅是著名的學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總理說的，我們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華校友向哲浚先生，還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東京大審判所譜寫的，是二十世紀中國法律人報效祖國的最光輝的篇章。當年，國民黨政府那么軟弱、不力，一心忙于內戰；而麥克阿瑟和美國占領軍當局如此驕橫，罔顧中國人民的苦難、犧牲、世界和平的大業跟正義的原則，甚至為戰犯開脫，將他們釋放。梅先生以頑強的斗志機智應對，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終于使主要的戰犯伏法，受到正義的懲罰，為中國人民討還了血債。
現在這講席以梅先生的英名來命名，對于我，便是極大的鼓勵與鞭策了。讓我深感肩頭責任之重，挑戰之艱巨。
是的，是艱巨，否則何來的光榮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國高等教育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樣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處于極為嚴峻的挑戰之下。今天是喜慶、感謝和紀念的日子，因此我話說得委婉一點。正面地說，我們必須扎扎實實、認認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進，以爭取不辜負先賢和英烈的期待，奪取那份應當屬于我們的光榮。
這里，我向各位領導、嘉賓、老師跟同學簡單匯報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計劃。我想，有這樣幾件事，是可以貢獻于清華的英才教育和中國學術的。第一，自然是實現本人的學術計劃。這方面只要保證時間，按部就班做下去，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
我在振民的報告中看到這么八個字“誠信、擔當、正直、卓越”。我以為這是一個英才教育的標準，致力于培育法律和相關行業、各個領域的精英或領袖型人才。這樣的人才必須有廣博的知識，會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能夠應付未來的挑戰，甚至嚴重的危機。因此第二，基于這一理解，我想從兩方面入手，開課并加強學生的學術訓練。一是法律與宗教，本周已經開始，二是法律與倫理，即職業倫理，下學期開。前者是考慮到目前法律教育分科過細，各自為陣，容易耽誤人才、壓抑創新。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宗教復興，宗教沖突、騷亂、戰爭不斷。宗教于是成為歐美大學的顯學，影響到人文社科各個領域，包括法學。中國既已加入全球經貿體系，利益遍及五大洲，自然不可能站在這潮流之外。國內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政策實施，也可能產生新的矛盾。宗教問題業已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政策、策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的學生，即將來中國的英才，就需要從法律的角度學習研究宗教問題了。
職業倫理，則是法制建設三十年來一直未能安置的一塊基石。倫理缺失，法治就難有信譽，少有尊嚴，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包括教育界學術界出的那些事兒。在法治化的現代社會，職業倫理又是政治倫理的基礎。鑒于基層民主的制度創新的緊迫性，以及將來必然會逐步擴大的趨勢，我以為，倫理的重建是改革能否最后成功的一個關鍵。清華在這一方面是可以，也應該，做領頭羊，引領時代潮流的。
這兩件事辦好了，我想就可以促成第三件事，即交叉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既拓展法學，又推動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英才教育的基礎，它需要一個氛圍，來容納自由的獨立的閱讀、思考、提問、討論、研究、寫作。假如上述兩方面的探索和課程能夠有助于這氛圍的形成，那么我對清華文科的全面復興、再創輝煌就可以做出點滴的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