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下半年我在美國芝加格蒂堡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時期，應在紐約做職業律師的同學之邀，去紐約做短暫旅行。
剛到的一連幾天里，紐約始終是秋雨綿綿不斷，而10月17日這天，突然天高云淡，晴空氣爽，我心情舒暢，決定去曼哈頓的紐約大學法學院參觀。
中午12點半左右，當行至法學院大樓四層走廊盡頭拐角處時，驀然看到門牌號為411的教授辦公室門口的左側赫然寫著Ronald M. Dworkin。這太意外了！這是我即便夢寐亦未敢奢求的，當時的確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細的端詳了一遍，不錯，正是那大名鼎鼎的、20世紀以來西方法哲學界杰出的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教授的辦公室。因為，德沃金教授既是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又同時兼任美國紐約大學法哲學教授。我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于是上前輕輕叩門，里面卻無任何動靜，當時我想：德翁這個秋季學期是否是在牛津而不在紐約？想到這，心中驟感失意。我環視德翁辦公室周圍：辦公室門外走廊置一長桌，其上擺滿盆栽常青綠葉花木，桌邊有一把扶手木椅。緊挨著，是一張￢型辦公桌，桌前坐著一位名叫安娜的年輕漂亮的秘書（這是我事后才了解到的）。于是，我急忙轉身問安娜：“德沃金教授是否在辦公室內？”她回答說：“教授剛剛出去”。我急切地再問：“教授還回來嗎？”安娜的回答令我欣喜若狂：“他一會兒就回來。”我就對安娜說我要坐在那把扶手椅上等候教授，安娜點頭笑允。大約五分鐘之后，就看到德沃金教授雙手抱著兩個紙杯飲料走了過來，他——金色的頭發、紅撲的臉膛，戴一寬邊透明的眼鏡，身著淺灰色的西裝，豎條紋的白色襯衣，扎一條鮮紅的領帶，精神格外矍鑠，一點也看不出德翁已是74歲的老人。我急忙起身上前問候德翁并做了自我介紹。譽載世界法哲學界的德翁對我這個來自中國法學界的晚生后輩的冒昧拜訪給予了熱情歡迎，當老人聽說我是來自中國山東大學的教授時，顯得十分高興。老人說他還依稀記得三年前即2003年的五月應邀到中國參加清華大學法學院舉辦的“德沃金法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以及順訪中國政法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香港大學的美好情形。
隨即，老人打開門，邀我進他的辦公室稍坐。德翁的辦公室大約有十幾個平方米，室內擺放著一對乳白色沙發，中間是玻璃茶幾；一個移動的小書架，擺滿了書籍，正置中央；光線從三扇寬敞潔凈的大窗戶透射過來，使得房間格外亮堂，緊靠窗戶的拐角處有一拐角寫字臺兼微機桌，寬大的寫字臺上有些零亂，桌上有一臺打印機、一部電話、一臺立式微機，還散放著一些書籍、雜志和文稿；打印機上方掛著似乎是人頭雙面像的彩色時鐘，正對門口的一面墻上懸掛著四副海底世界的海星、蝦和魚之類的框裱圖畫。這大致就是德翁這位享譽世界法哲學界的法學家的辦公室之基本概貌。按常人的想象，德翁的辦公室可能有些簡樸，但或許就是在這間辦公室里，寫出了他對法哲學那史詩般的深刻洞見與思考，在世界法學之林鑄起了令人景仰的法學豐碑。這間看似簡樸但不失典雅與浪漫的辦公室，作為德翁辦公、寫作或生活之居，而具有了不同凡響的意義，這使我忽然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話：“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德翁的辦公室里，我與老人作了短暫溫馨但卻極富效率的交談。因為我深知，對我而言，這是一次非常寶貴的親身會晤德翁的好機會，也許像今天這樣偶然幸運地見到老人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緣分，是上天賜與我的機遇，只可遇不可求，絕不能浪費與德翁在一起的哪怕是分秒的時間。于是我匆忙向老人提出了兩個最令我關心的問題：第一，在您的今生中，對您的學術影響最大的人是誰？第二，您目前主要思考些什么，又著手寫什么著作？老人對我的問題盡可能地做了概括性的回答。我通過德翁的介紹并結合從其它渠道對德翁的了解，在此對上述兩個問題作一略述。
在德沃金的一生中，主要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深：一個是已故的赫伯特﹒哈特教授，一個是法官倫尼德﹒漢德。赫伯特﹒哈特教授可以說是德沃金這匹“千里馬”的伯樂，正是赫伯特﹒哈特發現并將德沃金推上了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教席之位，成為哈特教授法哲學事業的繼任者。從此以后，兩人之間關于學術觀點的爭鋒直至1992年哈特教授駕鶴西去都未了結，遂成了世界法哲學界之一大憾事。1955年德沃金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本科時學習的是哲學，但他想：在牛津除了哲學外，還應當再學點其他的什么，而學習法律是最方便的途徑，從此，做哲學家的想法消失了，而將來要做一名律師成了他的希望。在牛津學習期間，德沃金沒有直接跟著哈特學習，但巧合的是，就在德沃金在牛津學業即將結束的一年，哈特為了考察學生們的法律學位，要批閱幾百份考卷，其中哈特教授對一個來自美國的學生的答卷感到興奮，他給這個來自于美國的學生的每一張考卷都打了最高分，一個年少的本科生之所以留給哈特教授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哈特教授從他的觀點中讀出了對他成名著作“法律的概念”中觀點的潛在挑戰，并為此而感到焦慮，令哈特教授焦慮不安的那個學生的名字就叫羅納德﹒德沃金。1956至1957年哈特教授受邀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做為期一年的訪問，當時德沃金正好在哈佛法學院學習（1955年為了獲得美國法律學位而回到了哈佛學習），哈特教授特別渴望能找到那個讓他既欣賞又感焦慮的學生，就在哈特快要結束他的哈佛訪學之行時，他與德沃金一起吃了頓飯，當時他們討論的是德沃金是從事學術教學研究還是法律實踐，哈特教授的意見是后者。1957年德沃金從哈佛畢業后，的確選擇了法律職業，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一職業，并到耶魯大學謀得了一份教職。這是后話。哈特教授盡管到1974年才至退休年齡，但在1968年卻宣布了自己的退休決定（個中鮮為人知的原因在萊西寫的《哈特的一生》中有詳盡的解釋，有興趣者可讀此書）。哈特教授致信耶魯的德沃金，詢問他對做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一職是否感興趣。此時的德沃金感到很驚訝，因為這時的他幾乎沒有發表過作品，還處于默默無聞之中，他更不知道哈特教授如此關注于他。也正是哈特教授的力薦，使年僅38歲的德沃金成了哈特法哲學事業的繼任者，從而成就了德沃金乃至西方法哲學事業的輝煌。從中我們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特教授品格之高尚、人格之魔力、事業之執著、學術之寬容的偉大人文情懷。
對德沃金早期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另外一人就是法官倫尼德﹒漢德。1957年德沃金從哈佛畢業后就到美國紐約第二巡回法院做了當時已年滿87年高齡的資深法官漢德的書記員，在法院沒人知曉德沃金多少，但有人卻知道他是漢德的好書記員。漢德見過的書記員如過江之鯽，但他卻給予了德沃金以特別高的贊賞，他在給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一封信中稱德沃金是“超過所有法律書記員的法律書記員。”德沃金上班的第一天就與漢德法官做了交談，他們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漢德對德沃金說：“我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有些法官要他們的書記員寫第一份草稿，我不知道你寫得如何，我自己寫得是相當不錯。”漢德告訴他，有些法官要求他的書記員去瀏覽法律，漢德說：“我要你做什么呢？這樣吧，我告訴你我要你做什么，我寫，你讀，然后你告訴我你的思考；另外，我要到哈佛做演講，為什么你不告訴我你的想法呢？”漢德法官要做的演講是關于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在漢德看來，布朗案是一個錯誤的判決，因為漢德說法官不從事價值判斷的事情，價值判斷應當留給立法機關去做。德沃金雖然支持漢德法官的關于對憲法的解釋保持司法克制的姿態，但是他希望漢德拋棄對布朗案的看法，因為在德沃金看來，如果按照漢德的方法布朗案是錯誤的判決，那么一定是這一方法有問題。雖然房間里只有他師徒二人，但漢德想避免討論這一案件。德沃金告訴漢德：“您不能簡單地對待這一案件。”德沃金與漢德如此不斷地爭論，最后德沃金說：“法官，您對布朗判決什么也沒說，在您的眼里它一定是錯誤的。”最終漢德把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意見搬了出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因為大法官與漢德持相似的看法，大法官對布朗案簽署了一致判決，他希望漢德法官認可這一判決。漢德與德沃金爭論的最后，漢德法官還是在某種程度上采納了德沃金的觀點，但是這不是德沃金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因為德沃金是希望漢德放棄他的理論。當然，德沃金的觀點對憲法法院審理像布朗案一樣的案件而言是完美的、恰當的，因為這種判決是以寬泛的道德原則為基礎。德沃金曾說“我雖然不同意他說的一切，但從爭辯而言，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另外，德沃金在“Freedom’s Law”一書中曾提到一件有關他和女朋友茹絲與漢德法官的故事。在他們第一次約會時，德沃金不得不把一份備忘錄送交給漢德，他要求茹絲一起去法官家，他向茹絲發誓說：“只需一秒鐘的時間。”但是當漢德開門邀請他們進去之后，便給他們斟上了馬提尼酒，漢德法官與德沃金的女朋友茹絲就藝術史、漢德的老朋友Bernard Berenson、哈佛學院的現狀、最高法院以及其他許多事情暢談了近兩個小時。當德沃金和女朋友茹絲離開漢德家走下石磚臺階的時候，茹絲問德沃金：“要是我常見你的話，我就可以常見到他嗎？”德沃金與茹絲于1958年德沃金書記員生涯即將結束時結的婚，那時法律書記員在他們服務期滿時將享有一個月的帶薪假，于是他向漢德法官請一個月的假。但是，漢德告訴德沃金不能給予假期，雖然漢德法官知道其他法官這么做，但那是納稅人的錢，他認為政府不應該給年輕人付薪假期，他從來沒做過，也不打算現在開這個頭。在德沃金婚禮那天，漢德送給了德沃金他自己個人的支票，支票數額相當于帶薪假期所支付的薪水。給漢德法官做一年的書記員期滿后，他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可以做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書記員，二是到Sullivan& Cromwell律師事務所做律師，德沃金選擇了后者。但是，過一種學術生活的想法一直吸引著德沃金，最后在耶魯大學做了教員，教授法律學院基本課程如沖突法和稅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耶魯，德沃金是羅伯特﹒博克的同事，他們一同教經濟理論與法律這一門課程。許多年之后，1987年當里根總統提名博克為大法官時，德沃金則成了他以前同事的反對者，他評論說：羅伯特﹒博克“根本沒有理論，沒有保守法學，有的只是以右翼教義支配他的判決。”
德翁著手在寫的著作是一本書名暫叫Justice for Hedgehogs（刺猬正義）的書。德翁說，這一題目來自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以賽亞﹒柏林。柏林曾依據古希臘寓言把人們劃分為刺猬和狐貍兩種，狐貍懂得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做一件大事。重要思想開始于事實理論。德沃金認為，在科學領域與解釋領域在事實（truth）上有著重要的分野。他說：“解釋有很多形式，我們可能說出來的樣式譬如文學的、藝術的、歷史的、法律的或者理念的。我想表達的觀點是，雖然在科學上目的與所要求的事實之間沒有任何聯系，但是在解釋上它們之間卻有著必然的聯系。解釋的目的在判例法的解釋中占有一定地位。有兩個可能犯的錯誤，一個是認為在解釋中沒有事實，那正是你所屬于的解釋共同體的權力。雖然有不同的解釋，但卻沒有對錯之分。我們不得不堅持這種觀點。事實上，關于事實的主張是解釋的核心。你不能想象，一個人花了一生時間寫了一部關于法國革命的意義的書，然后在他厚達2000頁的宏篇巨著的最后一頁告訴人們說：‘好了，那就是我的意見。當然還有其他意見，它們和我的意見一樣好。’或者一個法官說：‘這就是我對刑法的解釋——這個人必須到監獄里去度過他的余生，而其他法官有他們自己的意見，這里沒有事實真相’。我試圖在這本書中闡明為什么那是個錯誤觀點。” 德沃金認為，不能將政治道德從個人道德中分離出來，也不能將道德從倫理中分離出來。所有這些不得不形成一種整體性的思想脈絡。這不僅僅是因為學術的原因、因為人們喜歡將一切事物作為一個整體看待，而是因為，當你思考解釋的事實特征與解釋的觀點特征時，你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整體地捆綁在一起的。這就是為什么他把這種觀點叫做刺猬觀點的原因。德沃金解釋：這意味著在這本書中，他將不得不對大量的已經寫過的關于平等、法律、道德、個人價值以及生命意義的命題進行重述。所以這些問題都將需要篇章表明它們是相互依存的。在過去的著作中，德沃金試圖將它們的內涵比大多數法律哲學家擴展得更廣泛，但是現在他希望在這本書里將它們所有這一切整合為一體。
為不影響德翁工作，我沒有過久的打擾他。與德翁的交談雖然短暫，但從中使我對德沃金教授的學術歷程、思想洞見以及他溫厚待人的品格有了更直觀、更深刻的了解。德翁非凡的學術成就與世界意義上的影響力，除了他似乎天生就具有的敏銳洞察力和思辨力外，還同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耕耘密不可分。2005年他已是年滿74歲的老人，然而幾乎每天都以辦公室為家，連中午都是在辦公室度過的，在電腦前，籌劃和鑄造他的“法律帝國”。他心系法律“原則問題”，崇尚“自由之法”、平等之“至上美德”和“正義”理念，關切生死人生，“認真對待權利”，*為世界法哲學的興盛與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德沃金——一個永遠令人尊重、敬佩與景仰的學者！
交談結束后，我提議與德翁一起照相留念，他愉快地答應了，于是就邀請安娜小姐給我們留下了這永久而難忘的記憶。等我準備告辭時，德翁又贈送了我他于1985年寫的一本《原則的問題》的中譯本著作，翻譯者是浙江大學的張國清教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該書的扉頁上整齊地寫下了“To Jin Xue Fan, Ronald Dwokin, 10/ 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