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0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歐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作“中國研究到底能給社會科學帶來什么”的學術講座。本人在演講結束后做了總結性點評。整理成文時做了加工�！髡咦�
歐博文教授今天講演的主題，是如何使中國政治研究對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課題。我本人也多年思考這個問題，在不同場合談過這個話題。研究中國政治，不僅是就事論事，也不限于拿出藥方式的對策和方案，還要提煉出理論，從而為一般政治學理論的發展作出獨有的貢獻。我們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有著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傳統，中國的經驗，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應該對人類社會科學作出獨有的貢獻。
目前，我們的理論基本上是西方人創造的。首先要肯定，其中大部分理論、概念和方法具有普世性特征，沒有國界之分，雖然它產生于西方，但在中國也能夠適用。但是，當我們使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時，的確有時會出現不適應的問題。歐博文教授在美國受到教育，熟悉美國的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當他來到中國進行研究時，發現許多概念是用不上的，必須創造一套新的概念才行。比如，“抗爭”的概念，在西方就是雙方對抗，是A對B，但在中國卻涉及三方，A聯合對方的B與C抗爭，所以他創造了“合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概念來進行中國民間抗爭行為的研究。他從自己的的研究經歷中總結出一些問題，很有價值。包括在訪談中如何提問，提問的角度和問題的設計等。一些來自西方政治學的概念不適合中國或為中國人所不理解，如何創造新的概念來與中國人溝通和概括中國的現象等。
我雖然不搞實證研究，但經常面對西方學者拿來調查中國問題的問卷搖頭。我會說，這個問題不能這樣問，這樣問出來的結果沒有價值，或是一種誤導。因為中國民眾對這個問題有特定的理解，與你們西方學者的理解是不同的。你問中國公眾：中國要不要搞民主，多數人回答，要。然后你得出結論，中國80%或90%的人都要求民主�？蛇@80%或90%的人所要的民主不是你所理解的民主。你用你理解的民主概念問他，然后再把問出來的結果轉譯為你們理解的民主，結果就是差之千里。所以，西方學者用所謂科學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結果可能會使人哭笑不得。比如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文化專家的研究結論是，中國人的信任度遠超過美國。我說，他的方法再科學，我也不信。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確需要認真對待中國社會科學擺脫對西方學術的依附實現自主性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想，西方經歷了一次法國大革命，他們在理論上總結出多少東西？經歷了十幾年的納粹主義，他們發展出多少深刻的理論，包括對人性的研究都進一步深化了�？墒�，我們經歷了文革，經歷過反右和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餓荒，包括這30年的改革開放，那一個不是獨一無二的？可惜的是，我們僅僅是經歷了，白白地經歷了，卻沒有提升出理論，沒有留下理論的遺產。
目前流行的作為社會科學基礎的歷史理論來自西方，主要以西方的歷史為依據。其實，西方歷史并非典型的過程，中國的歷史才是最典型的過程，這意思是說，它是自然的發展，沒有經歷重大的災變，外部的影響也相對較小。中國處在東亞的一個角落里，較少受外部因素影響。所以，中國歷史才是最典型的發展過程�？偨Y人類歷史規律，如果歷史真的有規律的話，不充分考慮中國的歷史發展，那理論一定是有缺陷的�？墒�，我們知道，大多創造了有影響的歷史理論的學者或思想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都是很不充分的。你看看黑格爾、馬克思的著作，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怎樣？你看馬克斯?韋伯，號稱大家，研究比較宗教學，視野非常開闊，但談到中國就比較單薄。他對中國的研究是很有限的。還有湯因比這樣西方史學界的頭面人物也是如此。西方許多大學者談到中國心里就沒底了。這類大學者一般都懂多種語言，但幾乎都不懂中文。羅素就曾表示，不懂中文，是他的一大遺憾。不懂中文，對中國的研究就是不到家的。
再看我們熟悉的政治發展理論，它研究的是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但它也是西方人創造的。是西方人研究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發展。你們可以看，從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的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對象是亞洲、非洲和拉美的政治發展，但他們的著作很少涉及中國。經常地，世界范圍的統計數字、表格，獨缺少中國。那時中國是政治研究的一個黑箱，西方研究者進入不了中國，拿不到簽證，只能從外面偷窺一點。像白魯恂這樣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學者，只能在香港找大陸逃出去的難民訪談，從中了解中國政治的蛛絲馬跡。
面對這種情況，很多中國學者心有不甘。近些年，中國學術本土化的呼聲不斷高漲，但當我們認真審視一下那些唱本土化高調的學者的成果，不能不表示失望。有的不過是故意標新立異，并沒有實質性的創新；有的本土化其實是理論的一種退化，本土化的努力產生的是一種低擋次的、拙劣的成果；有的甚至只是抄襲西方的（當然是隱蔽地抄襲）某一理論以表示與西方另一種理論決裂。這種本土化的呼聲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情緒支配的，不是學術研究正常發展進程帶來的，不是我們的理論發展到了這一步，需要也有能力進行自己的創新。有的僅僅是為了與西方不同，但又創造不出真正屬于自己的理論；有的僅僅是為了給自己貼上一個中國的標簽而已。
西方的理論不適合中國的問題，也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么簡單。有幾種不同的情況，需要不同的對待。
一種是西方理論完全是西方的經驗，或中國以外的經驗提煉的，無法運用于中國。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像歐博文教授所說的，應該拋棄西方的理論或相應的概念，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概念和理論。不能削足適履。
第二種情況是，中國的現實比較落后，承載著西方現代化內涵的概念或理論與中國的現實有差距。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將中國現實合理化，而拋棄具有現代化意蘊代表著中國發展方向或趨勢的概念。中國是轉型社會，今天不適合的，不等于明于不適合。我們的政治現代化努力，就是要推動中國現實的進步，以趨近于那個概念。
第三種情況是，中國一般民眾的政治意識水平還較低。如果你調查中國人的民主意識，會發現許多中國人以一種臣民觀念來理解民主，但我們不應將這種情況合理化，也不能認定中國人永遠會如此，并由此得出結論，西方舶來的民主概念不適合中國。如果你問他對憲政的態度，他可能根本不知憲政為何物，說不定還理解為縣政府呢。我們的啟蒙工作，公民教育，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提升民眾政治意識的水平。像剛才歐博文教授向我們展示的他書中的圖片所顯示的，農民在墻上刻著：“我們是公民，還我們公民權，我們不是農力，更不是奴力（原文如此）”，這就表現出一部分農民有了點兒公民意識。我們要做的，就是使這種公民意識更清晰、更充實、更徹底。
剛才歐博文教授講到他調查時的發現。農民講什么中央是藍天，但他們卻被洪水淹了。今天農民不知道為什么被洪水淹了，但隨著他們政治意識的進步，他們終究會知道的。如果調查到農民的意識，依此為中國政治辯護，為“藍天”辯護，那豈不是也墜入了農民意識的層面上？
曾經有一個美國學者來我們這里講學，也是搞實證研究的。聽了他的講座后我說，你調查的民意，其實是在調查我們宣傳部門工作的效果。我們宣傳工作部門要有意識地進行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要在民眾中形成一種意識，樹立某種觀念，你調查的結果證明，多大百分比的民眾持有這種觀念。你的調查證明了，他們的工作很成功。但如果你從中推出，中國人的觀念就是如此，且永遠會如此，那就錯了，中國人的觀念可以不如此。
第四種情況是，由于我們長期強大的宣傳教育的作用，制造了大量的理論上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是認可這種混亂，而是要澄清，要做大量的理論工作，把一些問題說明白。
像歐博文教授提到的一個事例，他問人大代表，你代表國家利益還是選民利益，他說，我都代表。因為我們的宣傳告訴人們，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政府利益、政黨利益是一致的，這種宣傳就成了這位人大代表的意識。你如果僅僅要了解他的政治意識水平，你當然可以這樣問，但如果你想了解他如何理解和履行自己的代表職責的，你應該將問題具體化，比如你可以問一個遼寧的代表，為了北京奧運期間的藍天，遼寧的一些工廠停工了，你作為遼寧代表，支持還是反對這樣做？我春節期間回家，路過河北的一個山區，山上立著一個大牌子：“將風沙擋在河北，還北京碧水藍天”。（笑聲）這大概是號召大家植樹造林，保護環境，但目的是為北京。大家覺得好笑，可當地的農民不會覺得好笑，立這個牌子的當地政府官員也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妥。
要承認，到現在為此，我們的理論創造水平還很低，在社會科學領域，在一些細節上的創新我們能夠做到，但基本理論的創新、方法論上的重大創新，對我們似乎還是未來的事情。我們有一個默默無聞的鄰國尼泊爾有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國民幸�？傊怠保�GNH）概念。我覺得這是一項創新，是立足于東方佛教文化的創新。我們提出來的各種理論，還沒有一項能與之相比。很多人熱衷于概括所謂成功的“中國模式”，我想，他們是在拿自己的聲譽作賭注。
我們需要創新，需要學術的自主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排斥西方的理論。相反，我們還需要虛心學習西方的理論，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機械地運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虛，賣弄和唬人，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基本的理論素養，有了這種素養，然后腳踏實地地觀察、研究中國的現實，從中國的現實經驗中提煉出理論，豐富發展社會科學和政治學。這不應該是一個人為的拔苗助長的過程，而是中國的政治研究進步的自然結果。超越西方的前提在于，我們已經達到西方的水平。如果還落后于西方，侈談超越就是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