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搞"大躍進"，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后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19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缞绖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人。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后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骙(后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的師生關系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于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后，第一次黜涉大臣。其后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于6月16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以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乎？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幾上，吾欲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