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一次學校某個機構的聚會上，遇到比較法研究所所長米健教授，私人閑聊之間，他忽然對我發出要約，“衛球，到我們比較法所來 吧。”當時，我正尋思換一換環境，有一種相請不如偶遇之感，于是欣然答應。米教授又說，要來，就得挑點擔子。我說，什么也不想挑，只想找個地方好好睡覺。 米教授說，不行，要來，你就得做《比較法研究》的副主編，實際負起責任。恭敬不如從命，我就這樣成了一個特殊位置的繼承人，雖然誠惶誠恐。賀衛方教授、高鴻均教授、舒國瀅教授等當今法學名流，曾依次擔任過這一位置的前任，他們通過艱辛創業或開拓發展，奠定了《比較法研究》的基本品位和風范。有幸的事，我和他們都是知交，似乎也有一點什么“物以類聚”之感。
2005年9月，我從本校（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遷移到比較法研究所，并不費周折，就是兩個圖章的工夫。但是，民商經濟法學院和比較法研究所，雖然同屬法大，性質和風格迥然有別，宛如兩個世界，一為教學單位，喧囂如鬧市，一為科研機構，幽靜如僻壤。到編輯部的第一天，米教授給我做了引見，于是很快就熟悉了編輯部的人與事。《比較法研究》編輯部包括我在內，六位專職編輯。此外還有一個外部的編輯委員會，由學校的一批知名學者兼任。
編輯工作簡單有序，按部就班。專職編輯負責初審，編委們負責二審，我和主編米教授則負責每期最后定稿和組稿。偶爾我們也會積極進取一回，策劃一些特殊專題，活躍一下氣氛。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們主要還是依從編輯倫理，以一個客觀者的角色經營刊物。這些年來，正是學界追求論文數量風氣正健的時期，也是版面費和人情稿流行的時期，但是我們這個編輯群體有一種默契，堅持頂住誘惑和壓力，甚至要把個別的同情心壓制在心底（有時個別作者來信以評職稱急需等等懇求，難免不生惻隱之心）。因為我們明白，保持刊物品質，既是我們自身一點編輯價值的體現，也是我們對于《比較法研究》這份小小雜志的一點歷史責任。
編輯部里空氣溫潤，沒有復雜的故事。編輯劉馨、丁潔林、幸顏靜、楊倚萍都是性情溫和的人，話不多，真摯處世，埋頭工作。編輯部主任劉彰老師常年坐班，吃苦耐勞，注重細節和程序，將刊物的技術環節打理的井井有條，避免了像我這等“原則主編”容易犯的許多疏漏。我們也偶爾開個會，或者偶爾聚個小餐，一起討論某些編務問題。編輯的工作很單純，就是看論文。早上過來看稿，下班歸家，有時也看到深夜歸家，一天可以看上厚厚一疊的論文。這種閱讀，是一種工作，與文人閱 讀不同。文人閱讀，因文而喜或憂，甚至有余味不絕之感。做編輯的，看到好時，心里也會有一種欣喜，看到壞時，心里也會感到不快，但這種情緒絕對不會帶出辦公室去。這便是編輯工夫。
我很適應這種氛圍，很快就認同了自己的編輯角色。時間一晃就是兩年多，從任課教師到枯坐編輯，我比較徹底地完成一個角色轉換。從心理上，我從上路編輯漸漸變成了資深編輯了，加上頭上多了幾根白發，眼睛也因為編讀過度增加了模糊度，從外表上看，也是一副老編輯形象。
很多朋友不理解我的這種轉換，不明白為什么我突然會迷上編輯這一行。我開始也覺得奇怪，為什么自己會這么容易沉入編輯角色。我時年不到40歲，好像還未到 一成不變的年齡，怎么就到編輯部“枯坐”去了。有一天，我重讀梭羅的《瓦爾登湖》，我忽然豁然開朗，原來編輯部里有個“瓦爾登湖”！梭羅從熙熙攘攘的康科德鎮，遁入孤獨而寧靜的瓦爾登湖濱，并非追求生命的一成不變，他的小木屋自耕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進行一個沒有體驗過的體驗”。梭羅如斯說：“我們被迫生活得如此認真，敬畏自己的生命，拒絕任何可能的改變，我們說，這是唯一的方式；而事實上，經過圓心能畫出多少直徑，就有多少生活方式”；“所有的改變都是一種值得深思的奇跡，而每一剎那發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跡。”
我想我也大致如此。不是么？在這兩年多的編輯生涯里，我確實體味到了身份轉換帶來的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異趣。通過編輯這個圓心，我給自己畫出另一個直徑。通 過編輯、沉思、閑散寫作的生活方式，從外在的定型化方式的機械狀態擺脫出來，轉回到一種內在心靈的遨游和釋放，對于我過去的一段熱鬧的教學生涯來說，確實不失為一種富于刺激、挑戰的體驗。所以我要感謝米健教授的相邀，他使我得以體驗到編輯生活。梭羅在瓦爾登湖學會了享有自在和寧靜。對于我來說，《比較法研究》的日子，我也體驗到了一份從心底里升起來的寧靜和安逸。
隨便提及一筆的是，梭羅只在瓦爾登湖享受了兩年的安靜歲月，之后便離開了瓦爾登湖，重新回到城鎮，開始了另一種“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