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位人物去世。一位是美國著名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另一位則是斯坦利.科普蘭 (Stanley Kaplan) 。肯尼迪的死所鬧出的動靜，幾乎趕上了一位總統。他的葬禮就有四位健在的總統出席，幾乎所有政要都競相露面。科普蘭的死則幾乎無人知曉，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只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象個大公司的牌子一樣熟悉。
事實上，這兩個人幾乎同時退出歷史舞臺，有著巨大的象征意義。肯尼迪的死，結束了一個時代，一個豪門的時代。科普蘭九十年的生命，則開創了一個新的平民的時代。這個時代剛剛起步，絕不會因為他的去世而終結。
愛德華.肯尼迪是肯尼迪四兄弟中最不成器的一位。他因為生于豪門，得以追隨家族傳統進入哈佛，但很快因為考試作弊被除名。在那個年月，這樣的富家子弟，自能高于一切規矩之上。考試作弊被除名了，那么就再申請回去。如此平庸之士，很快趕上好運氣。1960年他哥哥當選美國總統，空出了自己在麻省的參議院席位。當時愛德華才28歲，而法律規定年滿30才有當參議員的資格。但是，新總統自有安排：他建議州長任命自己的一位朋友填補這一參議員席位。這位朋友等到總統的弟弟滿三十后馬上忠實地將議席讓出。愛德華得以在選舉中輕易獲勝。當時他的民主黨內對手在競選中指著他說：“如果你的姓不是肯尼迪，這樣的選舉就是個笑話。我們選的是能力、經驗、業績，不是關系、家門。”但是，在肯尼迪家族的基地如此斥責肯尼迪，自然引起了選民的反感，反而成全了愛德華。
不僅如此，愛德華在當了七年參議員后，居然為自己的履歷中添了犯罪記錄。1969年，他在麻省一著名的度假勝地和一群為他哥哥羅伯特.肯尼迪總統競選工作的女孩子們聚會，半夜帶著其中一位二十八歲的女性離開，結果把車開到了湖里，自己游泳上岸，逃離現場，不向警察報告，直到第二天那女孩子的尸體被發現。此案一直疑點重重，連是否為謀殺也難以排除。后來的調查發現愛德華的供認與事實多有沖突，最終不了了之。不過，這一丑聞，粉碎了他的總統夢。1976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本來非他莫屬。但選民難以忘懷這一丑聞，他也不敢冒險，宣布不參加競爭，讓名不見經傳的卡特成為總統。四年后他覺得丑聞被人淡忘，卷土重來，但必須挑戰本黨的總統卡特，最后自然無果而終。不過，盡管他的花花公子式的劣跡屢見報端，最終都無法將他趕出政治。
作為歷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參議員，他立法記錄自然驚人。有人說他一生的政治影響甚至超過了兩位兄長。不過，看看他的個人歷史，在看看滿庭政要在他葬禮上那么動情，信仰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的我還是不禁驚訝：這是美國嗎？憑什么要選這么一位來成就這些業績？難道普通美國人中沒有比他更秀異的人才？他的成功，擠掉了誰的機會？
其實，冷靜想想，這也合情合理。美國以地方自治立國，這種自治傳統來源于中世紀。你看看威尼斯、佛羅倫薩等自治城市國家的統治集團就知道，雖然也是選舉產生，但還是幾大家門把持。政治統治集團如同行會一樣，以家門作招牌，并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老百姓也認這個招牌。這種共和體制中的政治世襲，和王權的政治世襲不同，代表著中世紀那種跟著鄰居中的名門大戶捍衛自己權利的草根政治心態，并一直延續到了今日的美國。麻省特別是波士頓的老百姓幾十年形成了強烈的信念：有事情要找肯尼迪！
但是，這套世襲的政治文化，正在緩慢地瓦解。變化首先發生在大學里。要知道，在半個多世紀前，美國的常青藤還如同豪門的私人俱樂部：肯尼迪家去哈佛，布什家去耶魯。這是世襲接班的第一步。但是，二戰后特別是六十年代，豪門對常青藤的壟斷逐漸被突破。這種突破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多元化：大學要海納不同階層和種族的英才；一是能力中心：通過考試成績等等選拔人才。其中SAT作為申請大學的參考成績，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美國的高考”。換在今天，肯尼迪也好，布什也好，靠考試成績恐怕都進不了哈佛耶魯。有人稱布什是常青藤中靠老子上大學的最后一代。
在這一新時代，進哈佛耶魯的是一批功課好、智商高的學生。這就突顯了科普蘭的意義。科普蘭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學畢業時申請了五所醫學院。他當時在紐約城市大學畢業班中排名第二，并獲得自然科學的優異獎，以此記錄，按說上個醫學院不成問題。但是，五所醫學院全拒絕了他。后來他發現：他那些富裕的猶太朋友，跑到私立大學讀書，輕易進了哈佛醫學院；而他在城市大學那些非猶太人的同學，即使不如他的也進入了醫學院。他立即下了結論：我是猶太人，又沒有上私立大學，所以門也沒有！
當時猶太人受到教育歧視，唯一的晉身之階就是考試。猶太人靠考試成績好大量擠入常青藤，甚至在哈佛耶魯等等引起驚慌，大家要想辦法如何“解決猶太人的問題”。美國大學中專門的錄取辦公室就是這么成立起來的。其辦法是把“品格”作為衡量學生的手段，沖淡了考試成績的重要性，成功地降低了猶太學生的錄取率，捍衛了傳統白人的壟斷地位。這就是科普蘭的時代。他的被排擠，和無功受碌的肯尼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貴的是，科普蘭不屈服，而是把精力放在猶太人唯一可以依賴的武器（即應試）上。那時SAT剛開始不久，這是一種智商測試。人們認為考前有針對性的突擊和準備并無意義。因為SAT是一個衡量內在腦力的測驗。知識可以增長，但腦子不可能變聰明。科普蘭則于1946年開始研究針對SAT的應試辦法。盡管考試的主持機構告訴學生參加科普蘭的課程純屬浪費錢，但當他成功地提高了他的學生的SAT成績后，聯邦行業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1970年代末決定對他展開調查。本來，調查的目的是看看他到處鼓吹他的課程能夠提高SAT成績是否屬于假廣告。但于1979年出版的調查報告等于給他的事業進行了他做夢也想不到的廣告宣傳。該調查報告指出，科普蘭的系統能夠提高SAT的語文和數學部分的成績各25分（總分在200-800之間）。于是，立志上大學的高中生們紛紛涌入科普蘭的課程中，讓他生意興隆。1984年他將這筆生意以四千五百萬美元賣給《華盛頓郵報》。如今，科普蘭公司是《華盛頓郵報》集團中比《華盛頓郵報》本身身價還高的分支，并包括網上法學院等各種教育課程，年收入高達二十三億美元。
科普蘭引起的考試革命，被稱為教育民主運動。雖然上得起SAT補習班的還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但肯尼迪如果活在今天不可能找人代考，分數還是要自己爭取的。另外，美國大學的錄取辦公室對富人的經濟優勢也很有意識。當年作為排擠猶太人的工具的“品格”評價，被用來照顧弱勢。特別是在精英大學，富裕家庭的子弟必必須考高得多的成績才能和窮孩子競爭。窮孩子則因為顯示了“克服生活中的挑戰”等等品格而獲得加分。這樣，平民子弟出頭的機會就多了不少。
以后的美國政治，家門的影響會逐漸減弱，但名校的影響則可能加強。克林頓夫婦、奧巴馬、剛剛上任的大法官Sonia Sotomayor ，全是一色的常青藤。特別是最高法院，幾乎被哈佛、耶魯、和哥侖比亞三大法學院所一手遮天。常青藤等一流大學，本世紀開始又試行獎學金的改革，使平民子弟幾乎可以在那里獲得免費的教育。與此同時，各個私立大學雖然一直招收一定比例的“遺產學生”，即以特殊標準錄取一些大家門特別是給學校捐款的富豪的子弟，但最近這種政策在教育平等的浪潮中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肯尼迪生前也公開支持廢除成全了他的這種制度。世襲教育的終結，恐怕是指日可待了。這樣，大大小小的肯尼迪們就很難和那些功課好的普通學生競爭了。沒有常青藤的牌子當然還可以出頭，但這條路已經不如過去那么容易了。這種苗頭，其實已經出現。比如，不久前希拉里就任國務卿，空出了自己在紐約州的參議員議席。紐約州和麻省并立為肯尼迪家族的兩大政治基地，是愛德華之兄羅伯特肯尼迪的大本營。自然，在希拉里走后，肯尼迪總統的獨女卡羅琳馬上被擁出接班。可惜，時代變了，她顯然沒有愛德華的運氣，盡管人品好得多，選民也不認可。最后接班的是常青藤出身的陸天娜（Kirsten Gillibrand）。
這一切，都突顯了科普蘭的歷史意義。有人說，作為美國的應試教育之父，科普蘭把教育變成了考試。這當然不無道理。但是，在美國的具體環境下，考試畢竟是消解傳統權力的最好工具之一。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真正的平民社會的一塊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