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先生以九十八歲的高齡仙逝，悼念如潮。我個人在八十年代作為記者和編輯，因為工作之便，和季老打過幾次交道。他對我這等平凡的后輩，十分平和慈愛。在如今這個“國學大師”滿天飛的時代，我實在沒有心思再給老人家加幾頂高帽子。這里只講三點隨便想到的事情。
第一，季老的學問非常冷辟專門，自不是我等門外人可以問的。我也從來不試圖向他請教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在如此專門的領域請教，是需要資格的）。而在專業(yè)之外，他就是個有豐富閱歷的平常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作派。我八十年代因為在上海北京的報刊上開了題為“對話錄”的學術文化采訪專欄，走訪了京城眾多學者。從季老這一代的，一直到中年的新秀，見了這么多人，感覺最象老農(nóng)民的就是季老。這也是他可愛的地方。他講話非常直來直去，從來不擺出的“智者”的架子。比如我問他對印度的看法，他隨口回答：“我們當年訪問印度，印度人總是說‘中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人家把我們當榜樣，我們應該搞得更好！”“從尼赫魯起，印度精英階層的區(qū)域霸權心態(tài)很強”。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觀點非常明確，從來不繞圈子。至于他后來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日后世界的運道該從西方輪到中國等等，我曾經(jīng)提出過批評。不過，這話體現(xiàn)了他那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有著他那種農(nóng)民式的質(zhì)樸和坦率。在我看來，對一個人最好的悼念不是抬驕子，而是還原其本色。
第二，季老如今被稱為“國學大師”、“東方學大師”等等，高帽一籮筐。拋開這些媒體的炒作，更客觀的評價恐怕是一個學有所專的扎實學者。不管他的學問多么冷辟、“偏門”，有這等學術素養(yǎng)的學者在當今確實很少。更重要的是，他在“東方學”的深厚學術根基，是在二十幾歲“留德十年”時在哥廷根打下的，師從的是西方人。大家現(xiàn)在大概都承認，季老留德的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的“國學”根底比現(xiàn)在強多了；而那時西方的東方研究，則遠趕不上現(xiàn)在發(fā)達。但是在那個時代，到西方去研究東方，即使對于季老這樣的精英而言也屬于理所當然。如今呢？西方的東方學（包括中國學）研究比七十年前發(fā)達得多，中國人自己“國學”的根基則比季老那代人淺得多。但是，許多中國人對到西方研究中國文化斥之以鼻。甚至把跟著西方人研究東方學看成是笑話。看來，成就季老的時代，比我們現(xiàn)在的心靈開放得多。要知道，當年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許多西方人非常虛心、甚至心懷崇拜地向阿拉伯人學習古代希臘羅馬的學術，是西方人向東方學習西方。季老那代，則是東方人向西方學習東方。如果沒有這樣的態(tài)度，在我們的學術界還怎么造就季老這樣的人呢？
第三，季老那代人中，到西方去學習的中國精英知識分子有很多。但是，到了生命的終點，能象季老這樣成為“大師”、“國寶”的，多是研究東方或者“國學”的。過去一個世紀，中國試圖跟上世界的步伐，其中的艱辛一言難盡。按說，中國更需要的是向世界學習。那些出去學習西方文化的人，回來后可貢獻的東西應該更多。那些人中，也不乏季老這樣的秀異之士。但是，那些人既沒有成“大師”，似乎也不是“國寶”，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們最后都干了什么。這恐怕更是我們的文化之失。
季老走了。我為他祈禱。同時也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位走向世界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