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學科的迷思
鄧正來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應合著發(fā)展政策的合法化，中國社會科學得到了一定意義上的發(fā)展，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所謂學科制度化的進程日益強化；由于經濟資源相對有限以及發(fā)展主義的支配作用，各門學科中的知識行動者在為爭奪或分配資源而宣稱各自學科的有效性的過程中，更是強化了這種學科結構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制度安排的正當性。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制度化進程是與國人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運動同時展開的，甚至是這一“知識引進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門類是按照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結構加以確立的，而且在更深的層面上，意味著西方社會科學有關學科分類的一系列理論預設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正當性。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過程中，隱含于學科結構背后的西方社會科學觀，為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設定了相應的規(guī)則。對學科制度化與知識間關系的認識，歸根到底具有這樣一種底蘊，即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是學科結構的建構者，而且也是這些結構的被建構者。
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過程中，知識界整個說來對這種“建構者／被建構者”關系是缺乏較為清醒的意識的，其明顯地表現為一種我稱之為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滲透在以各種名目開設和固化系科的實踐活動之中，嵌入在中國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類型的制度化的進程之中，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塑造著中國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研究的品格。這種“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人們在未質疑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過程（以及作為這一過程結果的既有學科結構在知識上的正當性）的情形下，在不追問那些深藏于這種過程（和結構）背后的西方社會科學觀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設的狀況下，便把接受這些觀點和實踐誤作是加入世界學術共同體的基本門徑。
通過揭示“建構者／被建構者”的這種具有相當同一性的復雜關系，我們有可能獲得對這種“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識，至少可以引出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一系列問題：為什么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會存在這種“前反思性接受”取向?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制度化進程與這種取向之間具有何種經驗相關性?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結構，以及在這種結構下所生產和再生產的知識，是否能夠有助于我們認識我們生活于其間的真實社會?
關于社會科學學科劃分的問題，在西方學術界中，已有大量的討論，但這些討論乃至相關的實踐，盡管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既有學科結構提出了質疑，它們所采取的“跨學科”解決路徑卻未能動搖或探及這些學科的基礎。我以為，世界體系理論的奠基人沃勒斯坦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觸及到了這個問題的核心，正如他本人所說，世界體系分析是“對美國霸權世界觀下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實證主義和虛假的非政治主義進行廣泛反擊的一部分。雖說世界體系分析只是這種批判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卻比其他批判更深刻地否棄了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
沃勒斯坦指出，社會科學的分類是圍繞著三個矛盾而建立起來的：首先，對現代／文明世界的研究（歷史學加上三門探尋普遍規(guī)律的社會科學）與對非現代世界的研究（人類學加上東方學）之間的矛盾；其次，在對現代世界的研究方面，過去（歷史學）與現在（研究普遍規(guī)律的社會科學）之間的矛盾；再次，在探尋普遍規(guī)律的社會科學內部，對市場的研究（經濟學）、對國家的研究（政治學）與對社會—文化的研究（社會學）之間的矛盾。經由這些矛盾而確立的學科分界線，構成了社會科學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學科結構和一整套被人們視為當然的先驗假設。沃勒斯坦對于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的這種“問題意識”并非產生于他對這種學科結構的直接認識，而是產生于他對這種學科結構賴以存在和維系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洞識。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我們所擁有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乃是在現代世界歷史體系的邏輯大獲全勝而不受質疑的時候獲得其支配形式的，因此可以說，社會科學這類知識乃是這一邏輯的產物。但是，我們現在卻生活在一個歷史選擇的時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度被認為對人的精神具有解放作用的許多預設，對于我們的心智有著太強大的控制，致使我們無法理解和認識這一時刻。正是面對這樣一種困境，沃勒斯坦提出了他的著名問題：認識這種新世界體系的系統知識是否可能?
重建一種系統的社會科學知識，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種對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規(guī)性重思（rethinking），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對十九世紀以來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進行徹底的挑戰(zhàn)和批判。世界體系理論對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的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項重要文獻之中：一是收集了他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一年所發(fā)表的有關社會科學知識與其結構性基礎間關系的論文的《否思社會科學：十九世紀諸范式的限度》一書(一九九一年)；二是此后由他建議的社會科學集體研究項目，即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階段性成果《開放社會科學》；三是發(fā)表在他本人創(chuàng)辦的《評論》雜志上的“科學探尋中的歷史”論文(一九九六年冬季號)；四是他在一九九七年《美國社會學雜志》三月號上發(fā)表的題為“社會科學與對正義社會的追求”一文。
在沃勒斯坦看來，如十九世紀所被界定的那樣，社會科學是一種關于社會世界的經驗研究，旨在理解其間的“常規(guī)性變化”，進而由此控制社會世界。然而，社會科學與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社會思想不盡相同，因為當時的社會思想并沒有得到制度化，從而也未能成為所謂的社會科學；換言之，社會科學并不是單個社會思想家的產物，而是在那些為了實現具體目的的具體社會結構中的集體創(chuàng)造物———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過當時歐美傳統大學結構內部的分化而確立的。這一制度化的進程主要發(fā)生于十九世紀的五個地區(qū)：英國、法國、日耳曼國家、意大利半島諸國和美國；此外，社會科學中許多“研究主題”和“學科”的稱謂也是在這個世紀提出的，這些稱謂主要是：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
十九世紀早期的史學家往往把普遍歷史的幻象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然而沃勒斯坦卻指出，史學家所秉持的這種反理論姿態(tài)，一旦同來自國家和公共輿論的社會壓力結合在一起，便會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民族歷史的書寫方面；再者，由于“民族”一詞的界定往往是以一個國家的地理邊界為邊界的，所以那些不知不覺為“民族”進行辯護的歷史學家便會對國家極有助益。正是在歷史學的這種功用的驅使下，歷史學這一本來就具有悠久歷史的東西在大學學科設置中得到了制度化。
與此同時，作為前此社會思想重要內容的政治經濟學也開始為人們所否棄，而依憑的根據則是人們在當時提出的這樣一個論點，即國家和市場是（而且也應當）按照各自不同的邏輯加以運作的；按照這一邏輯而表現出來的知識訴求，就不僅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學科對政治領域進行研究，而且也要求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對經濟領域進行研究。正是在這種訴求下，政治學與經濟學強化了彼此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法性。正當經濟學和政治學逐漸成為大學里的常規(guī)學科時，由孔德所創(chuàng)立的社會學作為一門全新的學科也正處于創(chuàng)建的過程之中。當然，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之所以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得到發(fā)展，雖說是人們將社會從政治和經濟領域中排除出來的邏輯結果，但更主要地卻是因為人們把當時的一些社會改革組織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加以制度化的結果。十九世紀中葉逐漸在大學中實現的這種學科結構，不僅人為地分割了有關社會現實的知識，而且也經由這些學科知識的人為視界而從根本上切割了社會現實———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文化的領域。
當然，十九世紀這些學科的制度化進程，還因每一門學科都持續(xù)強調與其他學科的差異而得到了強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話說，“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們從十九世紀中葉直到一九四五年逐漸地成為大學里的一些正式學科”，并在內部差異的強調下共同構成了一個可以用“社會科學”命名并與前此的各種社會思想區(qū)別開來的制度化知識領域。
大學中各種不同學術系科的存在并且由此而產生的學科邊界、結構和人事等組織制度，是以捍衛(wèi)各自學科的集體利益和確保它們的集體再生產為目的的，其間充滿了廣義的“政治性”和人為性。但是，這種政治性和人為性并不能說明十九世紀社會科學有關分科的主張在知識上的有效性。沃勒斯坦指出，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現的三個新的發(fā)展動向深刻地沖擊了在前一百年中形成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首先是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在世界上出現的兩個新的地緣性政治格局：一是美蘇兩大集團之間展開的所謂冷戰(zhàn)，二是非歐洲民族的獨立運動；第二個新動向是生產力的迅猛提高和人口的急劇增加，從而拓寬了所有人類活動的范圍；第三個新動向是大學系統在世界各地得到了驚人的發(fā)展，而且專業(yè)社會科學家的人數也得到了成倍增加。這三個新的社會現實無疑都對業(yè)已學科制度化了的社會科學提出了新難題。
與此同時，自然科學和數學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發(fā)展也對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各門社會科學中依據牛頓觀念而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那種注重探尋普遍法則的認識論模型，已經由自然科學內部的知識發(fā)展而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摧毀。另外，自然科學領域里的新發(fā)展，趨向于強調非直線性更甚于強調直線性，強調復雜性更甚于強調簡單化。再有，這些發(fā)展也都承認觀察者對觀察活動本身的主觀影響。最為重要的是，這些科學發(fā)展還強調“時間之箭”的作用以及未來對以往的不可復制性。用沃勒斯坦的話來說，自然科學的這些發(fā)展改變了各門社會科學之間內部斗爭的權力平衡。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三門學科本身，戰(zhàn)后也越來越強調定量方法數學模型，其結果是削弱了它們各自切入問題的方法論的原本獨特性。換言之，這三門社會科學學科在研究主題和方法論方面的日趨重合，這就對這些學科各自的統一性和學術前提的合法性提出了不容忽視的內在質疑。
在這種對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的沖擊和內在質疑的大背景下，人們開始在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時尚，即采取所謂“跨學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制度化了的學科間的障礙。就這一時尚而言，一九四五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學術努力便是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被稱之為“地區(qū)研究”的領域。實際上，地區(qū)研究依其定義便是一個“多學科”領域，它的假設是：把地理區(qū)域視作在文化、歷史和語言諸方面具有某種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地區(qū)研究”將那些希望從本學科出發(fā)對特定“地區(qū)”進行研究的學者集合在一個單一的結構之中，從而跨越了上述推進社會科學學科制度化的三種矛盾或界限。
就“跨學科”取向而言，最著名的是法國年鑒學派。年鑒學派運動是在亨里·貝厄、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克和布羅代爾等著名學者的領導下，為回應那些構成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制度化的基礎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學科劃分)而創(chuàng)立的，這明確表現為年鑒學派在主張“多元學科”或“跨學科”時所提出的著名口號：歷史學家對社會科學“開放”!
沃勒斯坦指出，無論是“跨學科”還是“多學科”，表面上似乎都是要努力跨越各學科的劃分標準，但這樣的努力并沒有真正達到它所設定的目的，反而強化了這些學科，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所謂“新學科”。這是因為“跨學科”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以分門別類的學科的存在為前提的，它實際上是對學科分立的意義和合法性的確認。年鑒學派對跨學科的強調，在沃勒斯坦看來，致使該學派尤其是其第三代學者忘記了年鑒運動最初力圖超越各學科的初衷。也因此丟失了年鑒運動的特殊性，“如果一切都成了年鑒學派的，那么年鑒學派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沃勒斯坦指出，年鑒運動的最大局限還在于制度方面，因為它所試圖反對的（產生于十九世紀）那些作為前提的大學學科體制在他們自身的實踐中并沒有得到改變。因此，他主張“超越年鑒學派”，并通過建構一種新的知識論和一種新的大學制度結構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科學共識。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年鑒運動就會在一二十年內變成觀念史家的一種空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