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是怎樣形成的
看風景的人——張衛平
抽象的說，風是相對于地球表面的空氣運動。在氣象學原理上，風的形成是因為水平或垂直方向存在氣壓差或梯度，只要有氣壓差就有風。我們可以把社會中一段時間里存在的具有相對普遍性的一種大眾行為也稱之為“風”。人們經常能夠感受到各種各樣的“風”撲面而來：在政治上有極左之風——反右之風、大躍進之風，人民公社之風；在生活方面，為了健康，人們曾有過“甩手療法”、“打雞血”、“飲涼水”之風；在經濟方面，典型的是曾經刮過，現在復又再起的“股票之風”。這些相對普遍的社會行為之所以為“風”，就因為它具有風的一個特性，即只是一段時間里的相對運動，為一時之行為，當人們的認識和環境變化之后，“風”也就消失或“轉向”了。自然之風是無意識的，社會之“風”雖有意識卻往往是無理性的，由于無理性，“風”過之后常常伴隨著諸多消極后果。
司法領域也是社會的一部分，當然也免不了起一點“風”。比如，近一段時間的訴訟調解就有點成“風”的架勢，近年來一些基層法院幾乎是以每年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訴訟調解的結案率，調解結案率已經超過60%，個別法院甚至已經超過70%。調解結案率不僅成為衡量一個法院，也是衡量一個審判員工作業績的一項“硬指標”。調解結案率高的審判員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獎金，也可以在職務晉升方面處于優勢，由此形成“馬太效應”。幾乎每一個基層法院都將訴訟調解以及相關問題作為最重要的調研項目（許多調研項目的設計具有明顯強調調解的預設目的）和課題。有些法院還像開展大生產一樣，展開了各種競賽活動，例如訴訟調解技能比賽，法院內部有審判員之間的競賽，不同地區的法院也在競賽，相互攀比調解率，訴訟調解似乎已經“蔚然成風”。
訴訟調解對于解決民事糾紛而言，當然是必要的，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但從訴訟調解的理性和法律要求上講，調解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之上，離開了這兩個基本點，任何調解都是非理性的。問題是，在調解之風勁吹之時，人們的理性也可能失控。在風咋起時，調解倒置為了目的，而不在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訴訟中，為了促成調解，審判人員往往人為地設置當事人相互博弈的“囚徒困境”。在這樣的“囚徒困境”中，當事人博弈的“納什均衡”就是（讓步，讓步），在給定原告讓步的情況下，被告的最優戰略是讓步；給定被告讓步的情況下，原告的最優戰略也是讓步，在審判人員營造出來的“囚徒困境”中，當事人選擇讓步總是比不讓步好，調解也就這樣被促成了。我們知道，在警察與嫌疑犯之間為了促使嫌疑犯坦白，警察要制造“囚徒困境”，但在民事訴訟中，訴訟的目的并不是當事人的讓步，審判人員與原被告之間的關系也不應當是警察與嫌疑犯的關系，民事訴訟的目的就是確認和實現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當事人之間的和解應當是當事人在沒有附加外部條件的情況下，根據案件情況和利益衡量所進行的博弈選擇。
很明顯，訴訟調解的非理性運用與訴訟調解成了“風”有密切的關系，基于“風”，人們往往身不由己，沒有多少人該頂“風”而行。這種“風”的形成既與我們的認識偏差有關，也與司法體制以及外部環境有關。在認識上，我們簡單地將訴訟調解與社會和諧直接劃等號，將和諧的達成與調解的結案率直接對應起來，從而形成一種政治意識上的“高氣壓”，如此，調解之“風”也就自然生成了。實際上，任何強制或變相強制達成的調解不僅不能達成社會和諧，還有可能影響社會和諧。法律既是社會和諧的尺度，也是社會和諧的保障，因此只有實現了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才能保證社會和諧的實現。從這種意義上講，在訴訟領域里，裁判處理糾紛是實現法律，使法律實在化的基本方式，而且是主要的形式和手段。因此，我們不應離開具體案件情形和當事人的意愿，一味強調訴訟調解，讓調解之“風”勁吹，實事求是地對待訴訟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