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聚焦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中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理論發展和制度完善作出新貢獻。
關注刑事訴訟法再修改 推動刑事訴訟現代化發展
卞建林
□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既是建設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有力保障，在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過程中具有特殊價值，發揮獨特作用。我國刑事訴訟理論和制度正經歷全面系統的進步與完善，理論研究與司法改革成果豐厚，但仍需配套保障，鞏固強化。展望2025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應在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重視修法中的熱點問題、難點問題與前沿問題，考究刑事訴訟立法自身的體系性與自洽性，關注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落實運行情況，積極應對新時代社會發展與技術進步對刑事訴訟帶來的各種挑戰，為推動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作出更大的努力。
2024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調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法治領域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篇章。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既是建設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有力保障，在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過程中具有特殊價值，發揮獨特作用。一年來，廣大刑事訴訟法學者以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聚焦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中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取得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理論發展和制度完善作出了新貢獻。
深化刑事訴訟現代化研究，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承載著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重要使命，從刑事訴訟現代化的角度闡釋中國式現代化實乃勢所必然。
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子系統，承載著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重要使命，從刑事訴訟現代化的角度闡釋中國式現代化實乃勢所必然。
關于中國式刑事訴訟的現代化問題。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刑事訴訟現代化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緊密相連，彰顯了中國特色和現代化風格。刑事訴訟現代化進程中應努力降低冤錯案發生率、避免過度罪刑化現象、提升公平正義感，并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特色與規律、本土與世界、試錯與建構、技術與體制、文本與實踐等關系。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法治現代化面臨著幾個方面的挑戰，包括理論供給不足、訴訟資源分配制度不盡合理、權力監督制約架構相對薄弱等問題。未來，應以科學理論推動司法實踐理念現代化，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保障人權和程序正義；以知識增量推動訴訟制度構建現代化，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總結實踐經驗；以公正司法推動權力架構運行現代化，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構建新型司法權力運行架構。有學者指出，刑事訴訟法治現代化建構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在中國式現代化要求下，刑事訴訟法治應注重人權保障、程序正義、權力制約和權利救濟，構建一個包含公正、效率、和諧、修復和預防五位一體的價值體系，并對管轄、辯護、強制措施和刑事證據制度進行完善與改造。有學者從民主集中制的視角出發，指出新時代應發展刑事訴訟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順應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轉變的時代潮流，實現民主集中制原則與刑事訴訟制度的根本自洽，推進刑事訴訟現代化。
關于刑事檢察現代化問題。有學者指出，刑事檢察工作現代化建設應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范式，科學運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從“中國式”和“現代化”兩個維度，堅持黨對刑事檢察工作的絕對領導、全面領導，堅持刑事檢察工作的群眾路線，堅持優化專業思維及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堅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更好地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檢察實踐。有學者認為，刑事檢察體系化應當包括刑事案件分流、轉處、指控、監督制約以及刑事執行檢察等多個方面的現代化。未來，應著力構建刑事案件分流體系，實現輕重分流和繁簡分流；完善刑事案件轉處體系，優化不起訴制度；建立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強化對人之訴和對物之訴；構建新型訴偵、訴審和訴辯關系，加強監督制約。
立足我國國情，加快構建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加快構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是推進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的應有之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法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支撐學科，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加快構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是推進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的應有之義。
關于推進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有學者指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重點應當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已有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提煉歸納，如厚植黨長期執政基礎就是協商性司法的中國特色；二是應有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如“以公訴為中心的指控犯罪體系，以辯護為中心的人權保障體系，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體系的三維構建”。有學者強調，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從四個方面的問題入手：第一，需要從制度變遷、歷史變遷的角度，發現真正的中國問題；第二，需要思考可不可能在中國實踐中凝練出自己的理論貢獻，構建出自己的概念和模型；第三，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思考哪些是中國理論、中國問題及其學術梳理；第四，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不應該故步自封，也不應該是個口號，應該是開放的、反思的，建立在符合規律的基礎上。有學者指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究應重點強調其“自主性”和“體系性”。“自主性”既是指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立性，也是指其具有的本土特色、原創特色；而“體系性”要求相關知識內容按照一定層次關系、結構關系相對完整地、符合邏輯地呈現出來。
關于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具體路徑。有學者認為，我國刑訴法具有較好的基礎，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未來的研究應聚焦于七個方面：一是刑事訴訟法典化問題；二是刑事訴訟立法原則問題；三是關注刑事訴訟結構；四是強調刑事訴訟審前程序和審判程序的分立；五是強調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證據的關系問題；六是提出刑事涉案財產處置問題的重要性；七是探討司法解釋對刑事訴訟法的影響問題。有學者從微觀路徑闡釋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具體進路：其一，加強訴訟理論創新。結合本國的社會背景、法律傳統和司法實際，發展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訴訟理論。其二，挖掘和傳承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其三，注重自主知識體系的開放性。一方面，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吸收國際刑事訴訟文明的智慧成果，同時為世界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另一方面，應加強跨學科研究，結合社會學、心理學、信息技術等領域，拓展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關注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完善刑事訴訟具體制度
司法學界對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高度關注，就刑訴法中的具體制度展開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全面且具體的修法建議。
2023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刑事訴訟法修改納入國家立法計劃，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相關工作自此正式啟動。法學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此高度關注，就刑事訴訟中的具體制度完善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全面且具體的修法建議。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關于如何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有學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涉及刑事訴訟的方方面面，應當將其作為基本原則正式寫入刑事訴訟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確立起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確保刑事訴訟各項活動圍繞審判中心開展。有學者強調，落實以審判為中心，必須重點完善刑事第一審程序，調整庭前會議以聚焦程序性問題、提升辯護質量確保律師有效參與、推行直接言詞原則以增強證人出庭作證、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提高當庭宣判率，并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保持庭審核心地位，確保裁判的獨立性。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范建構，有學者認為，現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結構性缺陷，缺乏協商意蘊的制度表達和訴訟關系的有效調和。應當以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為契機，全面優化該制度，提倡合意真實、協商司法及功能主義的司法理念，探索構建中國式的認罪協商制度，包括限定適用范圍為輕罪案件，將其納入特別程序、建立保障控辯實質協商的程序機制、探索審前轉處程序、選擇功能性的訴審銜接方式等。關于量刑建議問題，有學者指出，應重新審視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中量刑建議條款，賦予法官更多量刑自由裁量權，確保量刑公正。與此同時，量刑建議應考慮責任刑、預防刑與契約刑的合理權重。有學者則主張，未來立法機關在修訂法律時應統一量刑建議的采納標準，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法律正確實施。
刑事證據制度。關于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中的證據制度完善，有學者建議，應大幅度增加證據制度的條文數量，確立證據裁判原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和直接言詞原則為刑事證據制度的基本原則，并在刑事訴訟全階段增設“確定性”的刑事證明標準，以取代“排除合理懷疑”的規定。有學者主張，現行法律雖具備現代刑事證據制度的基本要素，但存在內容陳舊和結構失衡問題，建議采用“軟件升級”方法，更新證據理念，重點完善舉證、質證和認證制度，推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以促進庭審實質化和刑事證據法的結構性轉變。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中，證據部分應當獨立成編，修法中應重點考慮證據種類、證據規則、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等關鍵內容，同時秉持開放性立法思維，為未來變化預留法律續造和漏洞填補空間。
刑事強制措施。關于刑事強制措施的完善問題，有學者指出，現行強制措施規定難以滿足保障人權和辦案需求，修法時應堅持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體系，并以合法性、相當性、變更性要求為適用原則。有學者認為，我國刑事強制措施制度存在內生性缺陷和系統性不足，主要局限于對人身權利的限制，缺乏對物、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的偵查限權；應當改革拘留制度，推進非羈押性措施，并將對物、隱私、個人信息的偵查手段納入強制措施體系，通過司法令狀導入監督，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有論者從強制措施的合憲性角度出發，指出刑事強制措施必須符合憲法規定，強制措施立法的合憲化基礎要求法律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保留的要求，在實質上接受明確性與比例原則的檢驗；其中，明確性原則要求法律規定具體明確，易于理解和執行；比例原則要求立法目的正當，手段適合且必要，干預程度與目的均衡。
刑事辯護制度。關于刑事辯護制度，有學者總結到，近年來我國刑事辯護制度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在辯護全覆蓋、認罪認罰從寬量刑協商、程序性辯護和法律援助法實施等方面，但也面臨辯護律師與值班律師角色不明確、委托辯護與法援律師定位沖突、辯護律師權利保障不足等問題；未來，應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保障辯護權，維護刑事訴訟程序尊嚴，確保辯護制度有效運行。有學者指出，目前我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辯護質量不高，主要表現為“占坑式”辯護、“配合式”辯護、“應付式”辯護、“指控式”辯護和“練手式”辯護，這些問題的存在與法律援助律師補貼低、制度的普惠性定位、當事人未如實陳述案件事實和律師責任心不強等因素有關，建議提高法律援助律師辦案補貼標準，設立最低質量標準，提升律師執業門檻，強化公安司法機關對辯護權的保障，同時建立程序性制裁措施，加強律師業務技能和職業倫理培訓，增強法律援助律師的獨立性，促進律師與被追訴人之間的信任。
刑事涉案財物制度。關于刑事涉案財物制度，有論者指出，刑事涉案財物制度改革的時代意義在于：一是滿足法治化社會治理需求，保障公民權益，維護社會穩定；二是與國際司法規則協同，適應全球化犯罪治理；三是通過民刑共治，推動中國刑事訴訟法治現代化，實現良法善治。有學者主張，當前我國涉案財物的處置在入口、管理、出口三個環節中存在問題：在入口方面，應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比例原則和司法審查原則，嚴格規范涉案財物的查扣凍；在管理方面，應建立跨部門的涉案財物管理中心，統一規范管理，實現保值增值；在出口方面，應完善涉案財物的先期處置，構建普通案件的對物之訴程序，明確保管期限。有學者從刑事涉案虛擬貨幣的特點出發，主張引入全生命周期理念，建立全生命周期監管鏈，遵循全局性、全要素、長期性、動態性的監管策略，塑造精準高效的涉案虛擬貨幣處置監管體系，促進刑事涉案虛擬貨幣處置的合法性和規范性。
推進犯罪治理模式轉型，推動刑事訴訟程序優化升級
刑訴法學界開始從不同視角探尋犯罪治理的中國路徑，以期從單純的“治罪”走向更高層次的“治理”。
隨著我國犯罪態勢和內部結構發生轉變，既往犯罪治理模式的弊端開始逐漸顯現，刑事訴訟法學界開始從不同視角探尋犯罪治理的中國路徑，以期從單純的“治罪”走向更高層次的“治理”。
關于輕罪的治理問題。有學者認為，現行刑事訴訟程序難以適應治理輕罪的需要，程序表現出被動性、對抗性、懲罰性、單一性和滯后性等特點；輕罪的治理總體思路是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并強調前端治理；具體路徑包括完善刑事和解程序、健全司法出罪機制、完善審前程序分流機制、簡化輕罪案件審理程序、完善刑事強制措施和涉案財物程序性處置等。有學者指出，檢察裁量權的寬松化是輕罪案件辦理的關鍵，但現行的重罪體系刑事訴訟結構難以適應輕罪案件中檢察裁量權的擴張，導致了結構性風險，對此，可借助程序方面的優化設計防止這種結構性風險，包括引入“家庭模式”構建“訴前考察+審前轉處”機制；完善撤案監督制度，強化檢察官在審前證據把關的主導功能，以及依托“一站式”執法辦案管理中心打造輕罪案件公檢法協同辦案平臺。在輕罪案件辦理中，不起訴制度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有學者主張應當在審查起訴環節增設起訴必要性審查，考量案件提起公訴的目的性和合理性；擴大酌定不起訴適用范圍，由微罪案件擴展適用于輕罪案件；改革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擴大適用至成年人犯罪案件；激活核準不起訴制度，明確其適用范圍和條件。有學者指出，輕微犯罪通常罪責較輕且悖德性弱，如堅持“一律起訴、一律定罪”的機械司法模式，容易導致道德可罰性難題和機械正義困境，為了克服這些張力，需要強化檢察官的司法擔當，擴寬裁量權行使的程序空間。打破機械管理，增加公開聽證，以優化不起訴裁量權的運行。
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治理問題。有論者從德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域外視角出發，提出優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體系的新思路，即主張放棄以刑法為中心的治理模式，轉向以未成年人保護法為主導的多層次防控體系；強調以專法預防為主、刑事規制為輔，以及構建包括家庭教育促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在內的法律制度體系。有論者從未成年人檢察的視角出發，強調應融貫協調規范體系、深化落實基本理念與原則、探索平衡發展路徑、持續推動專業化和規范化建設、建立健全與社會福利體系的銜接機制、加強社會支持體系建設以及統籌推進數字化賦能，實現未成年人犯罪的綜合治理。還有學者從未成年人的數字權利出發，指出未成年人數字權利保護面臨著諸如數字資源供給不足、數字參與權受限、信息安全風險凸顯等問題，后續應確立未成年人的數字權利，增加數字資源供給，保障未成年人的數字參與和完善保護機制。就未成年人犯罪認罪從寬處理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應建立多元的“從寬”處理程序、尊重未成年人在訴訟中表達意見的權利、建立意見分歧解決機制、確保為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以及加強對未成年人認罪自愿性的審查。
響應時代發展擁抱刑事訴訟數字化轉型
學界在關注數字技術融入刑事司法產生的正向效應與潛在風險時，也著手探討刑事訴訟數字化的深層次問題。
2024年，圍繞數字時代刑事訴訟的研究開始走向深水區，學界在關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融入刑事司法產生的正向效應與潛在風險的同時，也著手探討刑事訴訟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深層次問題。
關于數字時代刑事訴訟法面臨的問題。有學者強調，刑事訴訟法修改應該在技術運用和人權保障之間找到平衡，在遵循合法原則、比例原則和區分處理原則的基礎上，加強數字偵查取證的控制、推動數字檢察法律監督、規范智慧審判，確保數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以實現刑事訴訟的數字化轉型。有學者指出，數字技術的發展正在深刻影響刑事訴訟的外觀和內核，改變了傳統刑事訴訟的發生場景和運行模式。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理性認識數字技術的作用，作出必要的現實回應，重視刑事審判程序的在線化、刑事證據的數字化和偵查方式的數字化等重點方面。有學者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庭審、偵查和訴訟服務的方式，提高了效率，但也帶來了挑戰，如實體法庭的萎縮和法官功能的取代；建議應限制網絡直播庭審，保護證人和被害人隱私；防止在線訴訟架空直接言詞原則，保持審判的直接性和真實性；警惕深度偽造技術在司法中的應用，確保訴訟參與者身份的真實性；確保技術應用與司法現代化的其他層面同步，包括思想和制度的現代化，以保障技術為民主與法治服務。
關于大數據偵查問題。有學者認為，大數據偵查提高了犯罪預防和打擊效率，但同時也規避了刑事訴訟中的合法性審查機制，對個人信息安全構成威脅。為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在憲法層面確立信息自決權，作為一項基本權利，以實現對大數據偵查的有效規制。有學者指出，數字偵查措施的高度技術性、適用隱蔽性、運行多維性使得偵查權內部張力增強；傳統偵查程序規范對新型數字偵查措施難以有效控制，偵查機關廣泛運用新型數字偵查措施存在沖擊刑事正當程序、過度干預公民隱私權與個人信息權的問題，數字化、全景化偵查引發全民監控的風險；對此，應當明確數字偵查措施的法律授權和適用限度、強化對偵查權的法律控制以及加強對公民隱私權與個人信息權的保護。
關于人工智能嵌入刑事司法問題。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時代中國刑事司法改革面臨著雙重使命：一是遵循司法規律，確保司法公正與效率；二是積極擁抱并有效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訴訟全流程現代化水平。有學者指出，人工智能刑事法律風險的未來性質是基于自然政治的，涉及人類社會的自然維存本性和美好生活追求，以及國家權力的自然控制等方面。因此，人工智能刑事法律風險的治理需要從“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念出發，通過消除人機對立的因素，以政治理性消解人工智能反控人類社會的重大危機。
總體而言，我國刑事訴訟理論和制度正經歷全面系統的進步與完善，理論研究與司法改革成果豐厚，但仍需配套保障，鞏固強化。展望2025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應在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重視修法中的熱點問題、難點問題與前沿問題，考究刑事訴訟立法自身的體系性與自洽性，關注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落實運行情況，積極應對新時代社會發展與技術進步對刑事訴訟帶來的各種挑戰，為推動中國式刑事訴訟現代化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分別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