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印發《關于全面深化檢察改革、進一步加強新時代檢察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系統部署深化檢察改革，進一步加強新時代檢察工作。
12月5日，最高檢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意見》的制發背景、主要內容，以及檢察機關全面深化改革的亮點舉措。
著力監督糾正異地趨利性執法司法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童建明介紹，《意見》部署了服務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系列檢察舉措。其中要求“防止和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這也是今年最高檢部署的“檢察護企”專項工作中的一項重點工作。檢察機關將持續落實，著力監督糾正違法"查扣凍"財產特別是異地趨利性執法司法問題。
童建明介紹，《意見》除引言和結語外，包括7個部分36個條目。基本框架為一個“總體要求”和六個“主要板塊”。其中，六個主要板塊是主體內容，有6部分34個條目。
一是健全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絕對領導制度體系。其中的4項具體內容都是加強檢察機關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
二是完善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制度體系。主要是充分履行檢察職能，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在維護穩定方面，《意見》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系統部署了推動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協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協同推進社會治安整體防控體系建設、積極參與網絡綜合治理、促進健全社會治理體系等方面內容，強調“依法嚴懲群眾反映強烈的犯罪”，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
在服務發展方面，《意見》部署了服務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系列檢察舉措。其中要求“防止和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這也是今年最高檢部署的“檢察護企”專項工作中的一項重點工作。檢察機關將持續落實，著力監督糾正違法"查扣凍"財產特別是異地趨利性執法司法問題。
三是健全強化法律監督工作機制。主要是鞏固深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法律監督工作格局，切實維護執法司法公正。
關于刑事檢察工作，《意見》專門部署“完善刑事指控體系”“健全刑事訴訟全流程監督機制”，更好發揮刑事檢察在追訴犯罪、維護穩定、保障人權、守護公正中的重要職能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制定檢察公益訴訟法列入立法規劃。《意見》強調要配合加快推進檢察公益訴訟立法，旨在更好推動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
四是健全檢察機關公正司法體制機制。主要是通過深化檢察機關自身改革，確保自身嚴格依法辦案、公正司法。《意見》部署“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明確細化完善檢察官職權清單、完善司法責任認定和追究機制、健全檢察官懲戒制度等方面要求。
近期，最高檢黨組深入貫徹黨中央關于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部署，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檢察管理，在《意見》中將“健全檢察業務管理、案件管理和質量管理機制”單列一條，提出完善業務研判、指導、評價體系，健全案件質量檢查評查制度等舉措。
五是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檢察隊伍。這部分明確的8項內容都是加強檢察隊伍、基層基礎建設的重點舉措。《意見》強調堅持從嚴監督管理與鼓勵擔當作為相結合，既完善檢察機關一體推進“三不腐”、防治“燈下黑”機制，又完善檢察人員履職保護制度。
六是健全檢務保障和科技支撐機制。包括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機制、以科技賦能法律監督。近年來，檢察機關深入實施數字檢察戰略，積極探索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輔助司法辦案，《意見》對此作了再部署。
“一取消三不再”不是取消所有考核放任“躺平”
童建明在會上介紹，今年10月最高檢先后召開檢委會、黨組會，決定取消一切對各級檢察機關特別是基層檢察機關的不必要、不恰當、不合理考核，不再執行檢察業務評價指標體系，不再設置各類通報值等評價指標，不再對各地業務數據進行排名通報。“一取消三不再”，受到各級檢察機關、廣大檢察人員，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最高檢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為了切實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中辦、國辦印發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對各地區各部門改進考核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對此，檢察機關要抓好貫徹落實。
二是為了更好地遵循司法規律，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檢察機關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2020年出臺后，中間經過三次修訂，對推動“四大檢察”格局的形成和檢察工作的整體提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指標運行較長時間后，數據管理簡潔、直觀的效能在實踐中逐漸出現副作用和“異化”現象，一些地方唯指標、卷數據，工作“盯著數據看”、辦案“圍著數據轉”，悖離了司法規律，嚴重影響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權威性。對此，需要實事求是地糾偏、調整。
三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科學管理。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各地各級檢察機關發展基礎、條件、環境千差萬別，案件類型、重點辦案領域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用一組指標、一個標準、一套數據，一刀切地評價各地檢察履職優劣，既不科學，也不全面。這就需要改進管理模式。
四是為了回應基層期待。這幾年評價指標在實際運行中出現的“異化”現象，使得基層干警為考核所累、被數據所困，不少基層干警熱切期待從這種不當考核中解放出來。所以這也是順應基層的呼聲。
童建明明確指出，“需要強調的是，取消一切不必要、不恰當、不合理考核，不是取消所有考核，更不是不要管理、放任‘躺平’，而是要優化、轉變管理模式，切實、真正把檢察管理從簡單的數據管理轉向更加注重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上來。”
童建明表示，下一步，將著力構建檢察長和檢委會宏觀管理為統領、業務部門自我管理為基礎、案管部門專門管理為樞紐、相關部門協同管理為保障的全方位、立體化檢察業務管理組織體系，一體強化辦案流程管理與實體管理，深化宏觀層面的辦案質效分析與微觀層面的案件質量檢查評查，統籌推進“管案”與“管人”相銜接，引導各級檢察機關、廣大檢察人員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聚焦到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和案件每一個環節上。
指導依法妥善辦理珠海市駕車沖撞行人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普通犯罪檢察廳廳長侯亞輝提到，“嚴”的一手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暴力恐怖、“一殺多人”、涉黑涉惡、涉槍涉爆犯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生活安寧的網絡犯罪，以及殘害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定群體犯罪，堅持當嚴則嚴，該捕即捕、依法追訴。
2024年前三季度檢察機關起訴故意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4.4萬人，起訴涉黑惡犯罪7682人，最高檢對云南鎮雄縣李某故意殺人案等重大惡性案件和5件重大涉黑惡案件掛牌督辦，指導依法妥善辦理珠海市駕車沖撞行人等案件，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他還提到，寬嚴相濟的核心要義是區別對待，寬中也有嚴，嚴中也有寬。檢察機關全面準確把握寬與嚴的辯證關系，堅持輕微犯罪不是一律從寬，有從重處罰情節、主觀惡性大的，也依法從嚴；嚴重犯罪原則上應當“嚴”的同時，對具有自首、立功等從寬情節的，也依法從寬。比如對涉罪未成年人一般應當依法從寬，但對極個別主觀惡性大、再犯可能性大的未成年犯以及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的暴力犯罪未成年犯，依法該核準追訴的要核準，該起訴的就要起訴。
又如，在醉駕治理問題中，檢察機關嚴格執行“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將立案情節進一步細化，通過“酒精含量+情節”的方式劃分入罪標準，對沒有從重處理情節的案件不再按犯罪處理，但是對符合刑事追訴條件的，依法該起訴起訴，充分體現對危險駕駛犯罪這類輕微犯罪從嚴懲治的一面。
2024年前三季度，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危險駕駛案件25萬人，同比下降41.3%。提起公訴危險駕駛案件21.2萬人，同比下降14.9%。人民法院判決中，判處實刑比例60.2%，同比上升8.4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