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佇立在五千年蒼霞沐浴的神州大地，聆聽新時代新征程的號角聲聲，望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時代大潮澎湃向前……“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的信念激蕩在我們的心中。如何以理論之思回答“四個之問”？西南政法大學官方微信公眾號、《現代法學》期刊微信公眾號特聯合開設“廌會筆談”欄目，希冀匯聚各位專家學者圍繞法治前沿問題，開展述學立論、方案探討、觀點爭鳴、學術探索，在助力譜寫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篇章中，“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
主持人：林維教授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國家級人才稱號項目入選者、第八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
主持人語：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23年公布的統計，全國共有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東莞、武漢、杭州等10個超大城市，重慶是其中市區面積最大、市區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系統研究如何轉變超大城市發展方式、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徑，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對于實現高效能治理，建設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現代化大都市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西南政法大學系統性、集成性地研究城市治理理論和實踐問題，多學科聯合攻關，研究水平不斷提升，形成了一支服務國家和區域戰略需求、聚焦城市治理的理論和實踐前沿的研究團隊。本期廌會筆談，我們邀請了學校七位相關學者，圍繞超大城市如何探索現代化治理進行討論，以期引發更多人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
觀點一: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徑
周振超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省部級人才稱號項目入選者
超大城市是人口、交通、金融、服務和信息等要素廣泛聚集、高速流動形成的巨大量級城市。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征、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徑，需要不斷推動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創新。
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加強城市治理和服務體系智能化建設，運用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推動數字城市建設。通過打造“城市大腦”實現對數據流量的匯聚集中和優化運用，依靠數據“輔助決策”，實現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例如，重慶市運用數據流打通決策流、業務流、執行流，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跨業務的系統聯動，推行涉企涉民服務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辦，上線運行“警快辦”，更新升級5G“車載便民法庭”，在“1361”整體構架中推進數字化城市運行和治理中心建設，推動三級治理中心與“一中心四板塊一網格”基層智治體系有效銜接，不斷增強重慶超大城市發展能力、服務能力和治理能力。
加強韌性安全城市建設。超大城市是一個生命體和有機體。打造韌性安全城市，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用系統思維統籌發展和安全、兼顧多元需求，積極破解“大城市病”，建立高質量的城市生態系統和安全系統，構建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城市治理統籌推進和有機銜接的治理體系。注重敏捷治理，構建最小應急單元，早發現、早研判、早預警、早處置，織密超大城市風險防線。健全城市安全風險綜合監測預警機制，推進高層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提升防災減災能力。有序推進城中村改造，切實消除安全風險隱患。樹立全周期系統融合、開放共治和精細精致理念，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編織全方位、多維度、智能化安全網。
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推進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以問題為導向，讓基層治理更有力度、溫度和效度，用繡花般功夫推進治理的精準化、精細化、精致化和精品化。推動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建立力量下沉、保障下傾和運行管理高效的體制機制，使基層治理有人、有權、有物。例如：重慶市推行“黨建扎樁·治理結網”黨建統領基層治理現代化改革，推進基層治理各項舉措的系統集成，使各個治理主體形成基層治理合力，用一套“組合拳”構建起全方位、立體化的基層治理體系。一是激發基層治理的社會化活力，“雙網格”賦能基層社會治理；二是推進多層次多領域和全要素的依法治理，深入推進街道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構建協同高效的行政執法新格局；三是構建黨建統領的基層智治系統，推動基層政府職能體系重構、運行機制重塑、資源力量重組，打造全科型、服務型、共治型、數智型的新型網格；四是培養專家型干部和各類基層治理人才隊伍，用科學態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增強基層治理的預見性、精準性和高效性。
觀點二:超大城市治理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同向發力
陳剛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省部級人才稱號項目入選者
市場與政府是資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也是超大城市治理依靠的主要手段。超大城市發展中的治理問題，有些問題是市場自發調節的結果且會因有效市場的治理而得以緩解與消除，有些問題則因具有外部性而需要有為政府的干預性治理來解決。所以，超大城市的治理需要在維護有效市場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有為政府的干預性治理作用，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同向發力推動超大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首先，超大城市治理需準確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超大城市具有人口高度集聚且群體多元、產品及服務需求多樣化和個性化、社會分工高度專業化和精細化、信息復雜化且分散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超大城市的發展往往會伴生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并成為城市治理或將面臨的新挑戰和新命題。化解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新挑戰和新命題，需要準確把握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科學審慎識別超大城市治理中能由有效市場治理和需要有為政府治理的問題，推進超大城市治理問題的分類施策和分類治理。
其次，超大城市治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城市的發展創造了集聚經濟的收益，所以城市通常被視為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在大城市中，企業能夠共享原材料供應、基礎設施等中間投入品，能更容易招聘到匹配企業需要的員工，以及更便捷的獲取新技術和新信息；同時，大城市中的勞動力也能更容易找到匹配其技能的工作崗位，且通過向他人學習獲得更高技能及更高工資。所以，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體現的是人們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意愿，超大城市治理要尊重這一市場的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誠然，城市規模的擴大也可能帶來交通擁擠、公共衛生環境變差等所謂的“城市病”問題，但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更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加以解決的問題，而不能籍此因噎廢食破壞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市場規律。
最后，超大城市治理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超大城市發展中必然會產生許多市場調節難以解決的外部性問題，這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彌補市場治理的缺陷。例如，超大城市的人口不僅高度集聚，而且人口因職業、收入、文化等的差異而呈現群體多元的特點，且各群體間也因職業、收入、文化的差異而存在難以相融合的問題，這對超大城市的社會秩序構成了潛在威脅。這時，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通過為各群體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促進各群體間的社會融合，增進社會和諧。同時，超大城市具有信息復雜化且分散化的特點，這使得各類微觀市場主體接收到的信息往往與政府掌握的更全面信息之間存在偏差，這就需要政府建立信息公開機制，及時公開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公共事件的相關信息，并建立完備的公共危機預警監測體系。
觀點三:以數智治理增強超大規模城市韌性
韓煒
西南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省部級人才稱號項目入選者
超大規模城市因人口結構更復雜、內外部聯系網絡更密集等特征，面臨不斷加大的治理負荷所導致的“空間脆弱性”。借助現代數智技術的賦能，數智治理為提升城市韌性，更好應對挑戰和風險提供了全新路徑和可能。
第一，利用數智治理提升資源效率，緩解人口壓力與資源承載力矛盾。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極高，人口總量遠超過一般城市，這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方面帶來巨大的供應壓力。發揮數智治理在數據采集、信息共享以及資源配置上的高效率，能夠提升超大規模城市管理在資源分配和使用效率上的整體水平。例如，在公共服務方面，通過在線服務和移動應用，公民可以更便利地訪問政府服務和資源，不僅提高了公共服務效率，也增加了透明度和公民的滿意度。
第二，利用數智治理促進敏捷響應，防范復雜性和系統性風險。超大規模城市是個巨大而復雜的系統，產業結構多元、社會關系交織、各類流動人口多等因素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難度。發揮數智治理基于大數據分析的技術效能，對海量、多源異構的城市數據進行整合分析，實現實時態勢感知和精準預測，能夠更好地應對多因素交織的復雜系統風險。如運用交通流量、氣象條件、人群行為等數據，助力城市管理部門提前預判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疾病傳播等情況，從而及時采取措施以最大程度地減輕負面影響。
第三，利用數智治理構建安全體系，保障城市有序運行。超大規模城市因人口聚集而產生的公共衛生、安全生產、交通、環境污染、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以及災害疊加壓力，給城市運行安全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數智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城市安全監測網絡，破除信息孤島，有利于促進城市安全領域各部門之間的協同作戰，實現跨部門、跨層級的資源共享和一體化指揮調度，推動各類安全事件高效聯動處置。同時，也能夠通過數據整合挖掘城市安全運行的系統性規律，不斷完善城市安全標準和管理制度，從而實現城市安全治理的精細化，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防御轉變。
綜合而言，數智治理在應對超大規模城市的種種治理挑戰，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穩定上有著巨大的潛力。但也需注意，數智治理也面臨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帶來的新挑戰。這意味著需要在法治規則框架下推動超大規模城市數智治理的制度創新，在筑牢法治底線的前提下，激發數智治理在不同應用場域的技術效能和治理效能。
觀點四:以四個思維奮力推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
張震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副主編、教授、博士生導師
超大城市治理屬于復雜巨系統，相比一般地方工作，更加需要綜合運用系統思維、精細思維、敏捷思維和數字思維。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城市的必然要求，必須堅持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超大城市。
一是系統治理法治化。應樹立統攬全局的系統思維，不斷通過法治增強城市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養成“全周期管理”意識，準確把握城市法治治理的階段性特征和變化趨勢，強化從源頭到末梢的全過程管控、全流程監督、全要素覆蓋。以法治夯實系統治理，將治理中的復雜變量化為制度常量。
二是精細治理法治化。“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門復雜的科學，更是精細的藝術，應該堅持精細思維。以法治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既需要具備大視野，也需要立足小細節。當前，在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提高實時感知發現處理細微問題的同時，應當加強制度保障和法治規范，加強風險管控。還應用好城市用地“邊角料”，通過制度建設，一方面讓“角類空間”填補城市服務短板；另一方面用“邊類空間”打造為城市連續空間。
三是敏捷治理法治化。作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在維持穩定性的同時又保持組織靈活”、“快速動員利益相關方”、“跨部門合作”等新思維作為核心內容形成的敏捷治理為建設宜居、韌性、智慧的超大城市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策略。敏捷治理法治化要求不斷進行制度的優化更新迭代升級。當前，政府組織仍然存在部門壁壘、職責邊界不清、層級冗雜等問題；應當在宏觀上重視組織機構的改革，在微觀上優化中層冗余組織，使組織更加扁平化、更具回應性。
四是數字治理法治化。數字重慶建設是現代化新重慶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跨越的重要關口，數字思維是實現超大城市治理全方位變革系統性重塑的關鍵變量。應該以數字化賦能法治化，以法治化規范數字化，努力創造更高水平的數字法治。當前，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出現大量自動化行政，應當通過完善算法，加強算法審計，公開算法以接受社會監督，既確保執法人員在自動化行政中的主體作用，同時又保障市民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
觀點五:以信用治理激發超大城市發展活力
類延村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省部級人才稱號項目入選者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制度、經濟和社會等要素高度積聚的特征，規模超大、異質性強和問題復雜性亦由此演化為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命題。這就需要立足要素有序流動和治理資源高效配置的立場，以信用治理塑造彈性治理空間，激發超大城市治理活力。
以信用治理數據鏈增進“大城智治”的活躍度。超大城市治理應立足治理領域和治理事項的整體性，完善“城市大腦”中樞建設，通過數據的全生命周期流轉實現無縫隙治理。特別是要發揮信用平臺治理“一根針串起千條線”的示范作用，以信用信息鏈推動超大城市公共部門和市場主體數據的功能性整合，有效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社會參與，簡約傳統的治理資源、治理流程和治理機制，從“協同數字化”走向“數字化協同”。以此而言，信用治理即可實現技術賦能和平臺賦權，依托信用評價、信用承諾等信用治理形式在政務服務場景的全域適用，實現工作流程和行政結構的“虛擬式”簡化，形成對城市治理的整體驅動，激發超大城市治理的主體積極性。
以信用政策體系協同拓展“大城細治”的兼容度。精細化治理是回應超大城市要素高度集聚聯動的客觀選擇。超大城市治理不僅體現在“大工程”，更反映在“小細節”。信用治理政策的跨界統合、跨域協同和工具選擇則有助實現“精、準、細”的規制考量。其中，在市域治理頂層設計層面鼓勵信用聯合激勵政策創制，重在建立和完善跨界政策信息交流與決策程序，從行政權力功能性配置視角容納城市信用治理的全部激勵類型，進而實現超大城市特定領域的“精確”治理。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例，信用政策跨域協同的標準化建設應成為自主建構超大城市群合作治理網絡的有效探索，推動信用治理關鍵事項政策評價的統一。此外，混合型、自愿型政策工具的更多運用則能在微觀領域和細微事項中吸納多元化治理資源，拓展超大城市治理社會參與面。由此，政策體系的多域兼容會催化超大城市治理的包容性，提升全域治理的有效性。
以信用治理應用場景提升“大城寬治”的溫度。超大城市治理體系具有開放性特征，兼具簡捷治理和適應性治理的寬治特色。信用治理應用場景的全域實踐對城市治理流程刪繁就簡，開拓出超大城市治理的柔性空間。特別是信用場景的市場化、社會化應用強化了多元主體參與城市治理的自組織性，有效疏解了超大城市在特定時間節點的資源容納力和服務承載力。信用場景應用因信用治理領域和事項的差異具有柔韌性和靈活性的特征，有益于治理方案的適時動態調整。此外，信用權益優待的實踐轉化契合“適老化”“適配性”的改革，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溫度。以此，超大城市的信用治理實踐具有簡約高效、動態發展和溫情服務的底色，增進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發展。
觀點六:推進超大城市安全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蔡藝生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超大城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安全治理挑戰，人口與空間高度密集、社會結構復雜、數字化轉型加速、基礎設施承載壓力大以及全球化等帶來的各種安全風險交織。統籌安全與發展，推進超大城市安全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才能在更高水平安全基礎上實現超大城市更高質量發展。
一、推進超大城市安全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確立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統一指揮、協同聯動的安全治理機制。探索設立城市安全治理指揮中心，強化決策與協調能力，確保權威性與專業性。實現協同聯動機制，打破部門壁壘，加強部門間協同合作。建立城市安全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各類安全信息的實時匯集與共享，加強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確保信息準確性與保密性。
完善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對現有涉及城市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梳理和修訂，明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城市安全治理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建立完善的安全標準體系，涵蓋建筑安全、交通安全、環境安全、公共安全等各個領域，為城市安全管理提供明確的指導和依據。
建立健全超大城市安全風險評估、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通過定期進行全面的安全風險評估，及時發現和分析城市面臨的各種安全風險和隱患，為制定針對性措施提供科學依據。同時，加強監測預警系統的建設，實現對各類安全風險的實時、準確監測和預警，及時發現異常情況并迅速處置，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發生。在應急處置方面，應完善應急預案體系，合理配置應急資源，明確各方在應急處置中的職責和流程，確保在突發事件發生時能夠迅速、有效地響應和處置。
二、推進超大城市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強化科技創新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對城市安全狀況進行實時監測和分析，提高預警預測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建立智能化的應急指揮系統，實現對應急資源的快速調度和優化配置，提高應急處置的效率和協同性。
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與專業培訓。加大對安全治理領域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力度，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安全治理隊伍。定期開展專業培訓、實戰演練等活動，提高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應急處置能力。
引導全社會參與形成共治格局。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安全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形成全民關注、全民參與的良好氛圍。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企業以及志愿者等多元主體參與安全治理工作，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
深化區域合作與國際交流。加強與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合作與交流，共同分享安全治理經驗和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和協同發展。積極參與國際安全治理合作與交流，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觀點七:探索超大城市國際傳播新路徑
張璐璐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工作，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縱觀全球超大城市的發展，都在創造和傳播人類現代文明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都具有強大的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重慶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直轄市，探索出符合區域特色的國際傳播新路徑，才能擔負起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責任與使命，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
第一，從思維理念來說，講好重慶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故事，必須具備全球視野與開放胸懷。一方面要認識到重慶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提升思維層級，將重慶城市傳播納入文明交流互鑒與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考慮。“跨越山海，聯通世界”是重慶經濟發展的宏偉目標，同時也可成為一個文化概念在海內外傳播。緊緊抓住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機遇，主動融入地緣戰略博弈，實現由“區域敘事”到文化敘事的格局轉變，將重慶本地敘事整合到國際格局之中，在世界范圍內提升重慶影響力。
第二，從內容形態來說，要圍繞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建構敘事，講好重慶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故事，就是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范本。重慶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享譽國際的抗戰之都，還是中國當下“大城市、大農村”的縮影。扎根重慶本土歷史資源，挖掘超大城市文化內核，同時破除文化刻板印象，融入中國式現代化治理宏大敘事之中，將優質的重慶文化資源開發成受國內外民眾歡迎的文化符號。
第三，從傳播平臺來說，媒介正由“渠道”向“樞紐”轉化，要充分認識到新興技術對現實世界的全方位影響，堅持通過智媒技術賦能傳播平臺，積極打造適用于重慶國際傳播的媒體矩陣。“網紅城市”曾是重慶的標簽之一，為重慶城市形象在海內外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新時代新征程全面建設現代化新重慶背景下，可借助智媒技術制定差異化的傳播策略做好重慶超大城市國際傳播工作，對不同區域、不同國際、不同群體受眾實行精準傳播，使不同區域、不同國別的受眾對于重慶城市現代化治理更易理解、更易接受。
第四，從傳播技巧來說，要將硬性傳播與柔性傳播相結合，激發不同區域受眾對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共情心理。城市是人類的共同家園，也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而人是城市的主體。因此，提升城市國際傳播效能，需要加強人性的議題策劃，溫情宣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舉國際主義、人道主義旗幟，聚焦中外情感交匯點、人性閃光點。超大城市國際傳播非一日之功，以“我”為主的自塑方式雖能爭取一時聲勢，但更廣泛的“他塑”卻可以讓城市底蘊愈發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