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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法學理論研究盤點:憲法學篇
發布日期:2024-01-19  來源:檢察日報正義網  作者:鄭淑娜

不斷增強憲法自覺 

以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2023年,憲法學者不斷增強憲法自覺,圍繞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基本權利保障、國家制度和機構發展以及憲法實施和監督等當代中國憲法制度和憲法實踐中的熱點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學術成果。

廣大憲法工作者要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憲法的重要論述統領憲法理論研究,構筑胸懷祖國的學術視野,修煉獨立自主的學術品格,堅持學術上的交流互鑒,聚焦憲法實踐需求,深入研究堅持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人權保障,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憲法監督的程序化、規范化,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制度等重大理論命題,踔厲奮發,篤行不怠,積極作為,不負時代所托。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一年來,憲法學者不斷增強憲法自覺,圍繞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基本權利保障、國家制度和機構發展以及憲法實施和監督等當代中國憲法制度和憲法實踐中的熱點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學術成果。

關于憲法學一般原理的研究

202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署名文章《譜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年來,憲法學界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署名文章。有學者提出,文章的核心要義是繼續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更好發揮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堅實的憲法基礎。對于文章首次提出的“憲法自覺”與“憲法發展”,有學者認為,只有在憲法實施方面產生了憲法行動的“自覺”,憲法制度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憲法的根本法權威才能得到有效發揮。有學者認為,文章首次提出“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這一理論命題對于加強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對于文章提出的“憲法精神”概念,有學者認為,要在揭示憲法規定、憲法原則背后蘊含的憲法原理基礎上,運用憲法解釋的方法,通過明確憲法規定之間、憲法規定與憲法原則之間以及憲法原則之間的價值關系來“發現”憲法精神。

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有學者指出,歷史主義是構建、識別、塑造憲法學知識的體系性、自主性與中國性的重要途徑,中國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端賴于憲法學研究的歷史轉向。有學者提出,“憲法保留”原則可以很好地體現憲法作為根本法的規范特性,引入“憲法保留”可以豐富中國自主的憲法學知識體系,并在憲法實踐中推動合憲性審查工作有效開展。有學者考證了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概念的源流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強調不能將其與成文憲法和不成文憲法概念相混淆。有學者認為,應當在理論上建構憲法適用的“領域自覺”,形成有區別的價值目標、理論邏輯和具體方法。有學者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的內涵既指成文憲法在規范位階層面構成了國內法的最高規范,又指成文憲法的規范內容構成了國內法的根本規范。

憲法與一般法和部門法。有學者認為,憲法和一般法的關系命題涉及憲法與立法者制定的一般規范的關系構造,如何理解憲法、是否以及如何限制形式法律對一般規范的創造為二者關系命題的核心。從觀念史的脈絡來看,憲法和一般法的關系命題奠定在自然法與人定法、法與法律、根本法與一般法所表征“法”二元論的基礎之上。有學者認為,憲法與部門法關系根源在于憲法本體論即“憲法是什么”,應當尊重我國憲法作為母法、根本法和公法的三種本體背后的不同意義,讓它們在對憲法語言的解釋中彼此對話。

法律保留。有學者建議,應當以我國憲法基本權利章的獨特結構和各基本權利條款的具體規定為基礎,特別是考量獨特的“示例性規定”,構建中國的基本權利限制法律保留的分層方案。有學者認為,基于中國獨有的“法律—法規—規章”三層結構,在法律保留的基礎上延伸出“法規保留”,既堅持法律與法規的界限,也劃分法規與規章的界限,形成逐層遞進的雙重構造。有學者討論了行政組織的法律保留,認為凡有權代表國家對外行使管轄權的行政機關均應由法律規定其產生、任務、權限事項、領導體制和相互關系等,內部組織的具體設置和分配可由行政法規、規章規定,其他組織事項可以僅接受法律的規范。有學者討論了司法制度的法律保留,認為“司法權是中央事權”不構成地方性法規介入司法制度的障礙,而司法解釋對于司法制度的介入需要受到權力分工等因素的限制。有學者指出,法律保留的理論基礎應結合央地關系框架加以拓展,我國縱向法律保留的范圍涉及社會主義政治統一和市場統一兩個維度。

關于憲法與國家治理的研究

中國式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有學者探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憲法邏輯,認為應認真對待憲法文本,體系性地運用憲法解釋學方法,深挖憲法基礎范疇與概念,建構具有歷史意識、面向現代化實踐的中國憲法理論體系。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憲法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內在關聯與良性互動,演繹了二者獨特而深厚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展現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和人類憲法文明形態。

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學者指出,中國式民主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特征,創造了一種超越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態,彰顯出與之對比鮮明的制度優勢。有學者認為,在憲法軌道上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我國憲法對世界民主多樣性發展作出的獨特貢獻。有學者表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邏輯是與社會主義觀念密切相關的民主理念,體現了最廣泛的人民參與,將實質民主思維貫徹其中,并將形式民主、實質民主、政治集中、價值決斷整合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鏈條當中。有學者建議,要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暢通最廣泛的人民當家作主參與途徑,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推進最管用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實踐,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真實的權利和自由。有學者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耦合了現行憲法“政權—人權—治權”之結構要素與核心命題,塑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體系、架設了人權原則指引下的基本權利體系、建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權力體系。有學者認為,現行憲法豐富和發展了主權原則,拓展了主權的內容和形式,指明了建設“強大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目標。

民主集中制。有學者認為,民主集中制蘊含著民主正當性和集中有效性雙重價值目標,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國家機構的民主集中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實現了依憲執政與依憲治國的銜接,塑造了中國憲法體制。有學者認為,我國憲法第3條第1款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第2款、第3款及第4款則分別規定了在國家權力的橫向配置和縱向配置上如何體現這一原則。

非公有制經濟。有學者認為,基于國家的憲法義務,國家在立法、公共政策制定等不同領域,應當維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落實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有學者指出,民營經濟平等發展是民營企業和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是地位資格和發展過程的平等,具有憲法位階和法律體系的整體效力。

關于基本權利的研究

基本權利原理。有學者研究了基本權利放棄問題,認為基本權利放棄僅當可以放棄、主體具有相應認知能力、有意思表示時才產生效力,且不得違反憲法法律明文規定、客觀價值秩序,損害人性尊嚴、基本權利本質內容及第三人基本權利。有學者研究了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的法理基礎,認為不應以私法自治作為評判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的決定性標準,而應在完整意義的自主理念的宏觀視野中尋求私法自治的定位,理解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的價值。有學者分析了基本權利在行政法上的效力,認為基本權利不可以越過制定法直接適用,同時可對行政法解釋本身發揮弱間接效力。

具體基本權利。對于被選舉權,有學者指出,該權利的規范價值尚未得到充分貫徹,有必要從以“選舉權”為中心轉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中心,重新理解和完善選舉程序。對于平等權,有學者認為其是指規范自身的平等,可以將比例原則適用于分析平等權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差別。對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有學者認為“通信”已拓展為非面對面的信息交流,通信權保護的“雙層構造”指對通信的非檢查干預實行法律保留,對檢查適用加重法律保留。對于社會權,有學者指出,我國憲法中的社會權不僅具有社會經濟性質,更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質,其功能更多體現為客觀價值秩序功能,其具體的保護義務不僅指向合憲性審查機關和司法機關等具體國家機構,也指向國家治理體系。對于生育權,有學者認為應上升到憲法位階進行理解和詮釋,明晰生育自由作為生育權的“核”,實現生育權“生”和“育”的統一。

數字智能科技的發展對基本權利保護提出新的課題。一些學者討論了數字場景下的權利問題。有學者認為,數字人權包括以人的“數字屬性”為本原形成的具有數字化形態的傳統人權,以及以人的“數字屬性”為本原形成的新興數字權利,兩類人權應當成為基本權利。有學者將數字人權從內容上分為數字生存權、數字自由權、數字平等權、數字救濟權四類二階權利,進一步衍生出具有開放性的權利體系。有學者認為,數字權利要獲得憲法保護,必須不斷提升政府在發展數字技術方面的主導權和保障數字人權得以實現的行為能力。有學者指出,數字鴻溝對平等、人格、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實現造成差別化影響,國家不僅要尊重公民的媒介平等權,同時應當保障個人的給付權與分享權,系統性回應數字弱勢群體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有學者強調,保障個人數據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礎與數字化健康發展的前提,在促進數據自由流動的同時,國家需要承擔對個人數據權利的公法保護義務。有學者認為,可以借助憲法義務機制對數字平臺權力予以合理約束,憲法上數字平臺的公共義務包括法秩序維護義務、共同體秩序守護義務、基本權利促成義務。有學者建議,明確個人信息基本權積極面向的主觀權利屬性,適度延伸個人信息基本權的效力范圍,并對國家保護義務內容作相應調整。有學者認為,信息自由可被納入憲法表達自由條款的規范領域加以保障,公權力可基于保障國家榮譽和安全、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以及善良風俗和公共安全的理由,依法對公民的信息自由進行必要的限制。有學者認為,數字時代背景下,個人本位的隱私保護需進一步結合社會本位保護,形成商業市場、組織監管、風險治理、語境場景、網絡制度、公共商談模式在內的系統化隱私法律保護生態。

還有一些學者以基本權利理論分析了若干制度和實踐問題。有學者指出,判定網絡虛假、誹謗性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圍,涉及表達自由權、名譽權、監督權、隱私權等多種權利間的沖突問題,不能根據權利位階次序理論得出一勞永逸的判定標準,個案中的利益衡量是具備正當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有學者探討了我國國家公共財產權制度體系,認為在憲法的規制和統領下,以國家所有權為核心內容,將國家公共財產權置換為主觀權利或主觀公權利,構成國家公共財產權制度結構的縱向層級體系。

關于國家制度與國家機構的研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學者認為,在我國憲法的議行復合結構中,全國人大作為民主正當性的源泉分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傳輸民主正當性,后者承擔著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職能,這一結構為國務院的職權立法奠定了憲法基礎。有學者認為,全國人大側重于民主代議和例外決策,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側重于有效議決和常規決策,應適度擴充全國人大的功能,激活主觀非常態性職權,加強監督權行使。

人大立法。有學者認為,基本法律修改權的創設反映了對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所承載的民主代議與有效決策兩大價值的務實平衡,在有效填補規則空白的同時為改革提供更穩妥的法治保障。有學者認為,對于省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制度,應當建立符合立法監督要求的統一合法性審查標準,優化契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自主性的程序規則,增加批準決定對合法性問題的識別與認定機制。

授權立法。有學者認為,判斷授權改革試點立法條件是否成熟,要考察試點對改革發展方向和授權預設目標的落實,分析試點設計是否明確、具體、可執行,與法律體系是否融貫,判斷試點手段對客觀規律和比例原則的遵循,按照“價值目的—規范性目的—事實目的”順序展開。有學者認為,授權改革試點應遵循法律保留原則,應從憲法保留、全國人大與其常委會權限關系、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三個遞進層次,提煉授權改革試點受法律保留約束的三個規范要求。有學者認為,暫行立法表達了國家治理的彈性面向,對于屬于授權立法的,應按照立法法從試驗期限、范圍及轉化等方面予以規范,而對屬于非授權立法的,應予以嚴格限制。

對于特別行政區制度,有學者指出,應當在特別行政區制度建設的政理、法理和憲理之間建立起科學合理的邏輯聯系,講清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最底層邏輯,明確中央和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制度建設中的政治責任、法律義務和憲法職責。對于區域協同立法,有學者認為其合憲性控制要在實體上堅持區域利益與國家利益并重的原則,對直接管理事務的協同立法依靠事后的備案審查機制,對間接管理事務的協同立法側重事前通過憲法解釋進行合憲性控制。對于行政區劃制度,有學者指出,行政區劃調整應堅持有效性、體系性、類型化、依憲性要求,以系統性法治思維在根本法意義上融入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體系,實現新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特定國家目的。對于人民團體制度,有學者研究了人民團體規章的效力,認為人民團體規章的效力整體低于法律和黨內法規,不僅能夠規范本團體組織和成員的行為和活動,也可能規范其他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和活動。

關于憲法實施、憲法解釋、憲法監督的研究

憲法實施。有學者分析了黨的二十大報告“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制度體系”的內涵,認為需要在根本方向、工作布局、主體內容、制度保障四方面進一步探索。有學者認為,應當建立起“立法實施為主,司法實施為輔”的憲法實施模式,允許司法機關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適用憲法,并加強對司法機關實施憲法的監督。有學者討論了立法為何應當根據憲法,認為“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求立法應符合憲法授權。并且,由于根據憲法立法是一項來自憲法層面的要求,所以,是否在各實在法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其實沒有決定性意義。無論實在法是否將它列出,立法都應當根據憲法。有學者指出,依憲立法原則是立法的首要原則,不斷完善依憲立法、依法立法原則是法治立法原則的必然要求。

憲法解釋。有學者認為,亟需啟動附隨型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可在備案審查和由公民、組織提出的審查建議中加以落實,即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審查與憲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相抵觸的規范性文件,對相應憲法條款的內容作出解釋。有學者認為,合憲性解釋的性質具有解釋對象、爭議裁判、解釋方法三個不同維度,只有案件事實符合作為解釋依據的憲法條文的事實要件,且被解釋的法律條文符合解釋規則的規范要件,方可運用合憲性解釋。

合憲性審查。有學者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合憲性審查決定是行使憲法明確賦予的釋憲權的結果,包含了憲法解釋,具有普遍約束性,但對全國人大而言,審查決定僅約束其立法活動,不約束其通過行使修憲權而進行的憲法監督。有學者認為,以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為中心的集中式的合憲性審查制度排斥在備案審查中進行合憲性審查,應當建立備案審查的合憲性審查提請機制,讓備案審查為合憲性審查提供案源和動力。

備案審查。有學者指出,保證黨中央令行禁止是備案審查工作的首要功能,人大常委會應專注于根據憲法和法律開展備案審查工作,以合憲/法性審查吸納政治性審查的方式來落實政策貫徹功能。有學者認為,備案審查銜接聯動機制是完善體系化合憲性審查制度的重要舉措,有必要在啟動程序、審查對象、審查方法、審查主體等方面進行精細化建構。有學者認為,黨內法規備案審查銜接聯動機制是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制度的組成部分,通過整合分工負責、移送處理、征求意見、審查監督、溝通協調、會商研究、信息共享實現黨內監督和國家法制監督的制度銜接與組織聯動。

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現代化,憲法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廣大憲法學工作者要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憲法的重要論述統領憲法理論研究,構筑胸懷祖國的學術視野,修煉獨立自主的學術品格,堅持學術上的交流互鑒,聚焦憲法實踐需求,深入研究堅持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人權保障,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憲法監督的程序化、規范化,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制度等重大理論命題,踔厲奮發,篤行不怠,積極作為,不負時代所托。

(作者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鄭淑娜)


責任編輯:高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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