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策劃與主辦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計算與臨時禁令研討會”，3月29日在廣州舉行。最高法院、北京市高級法院、廣東省高級法院、福建省高級法院、北京一中院、廣州市中級法院、深圳市中級法院、濟南市中級法院、廣州市海珠區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等各級法院法官，以及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劉春田教授、國家版權局法規司王自強司長、人民日報廣東分社杜若原副社長、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Alastair Morgan總領事，還有中國知識產權報、中國人民大學、英國睿閣(Wragge)律師事務所、英國羅思集團、廣東合盛律師事務所、北京立方律師事務所廣州分所、北京路盛律師事務所律師等機構的代表共計三十多人與會。
劉春田會長致辭
今年3月16—20日，在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英國知識產權局的邀請與資助下，知識產權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了包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廣東省高級法院等法院在內的相關法官，華南理工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深圳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及知識產權律師在內的訪問團一行14人，考察了英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情況。訪問團先后在英國知識產權局、上議院、英國高等法院、睿閣律師事務所、倫敦大學學院進行了交流訪問。
本次會議研討會是繼訪英考察后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進行的中英之間經驗交流探討的深化。具體議題以知識產權臨時禁令制度和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為中心，涉及到了相關的英國司法體系、知識產權案件審判體系、英國知識產權局組織及運行、歐洲統一專利法院設立等多個領域。
會議開幕式上，本次會議策劃與主辦方知識產權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雄文教授簡要介紹了赴英考察過程，指出英國數百年來知識產權保護和執行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同時通過代表團與英國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機構進行交流，也幫助對方了解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真實現狀，得到最新最準確的信息;而且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有益借鑒。Morgan總領事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劉春田教授強調了創造經濟學概念，指出中國在近現代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產生差距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后，開始重視創新活動。實行改革開放，積極主動的將自己融入到世界經濟體制中，對于中國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楊雄文教授發言
如何實現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與知識產權利的衡平，與會專家學者從實證視角和理論視角對中國知識產權和司法保護體制的完善進行了深入探討。廣州市中級法院丁麗法官，匯報了關于英國交流中對英國司法系統與知識產權企業法庭(IPEC)的認識。深圳市中級法院法官黃瑜瑜，以專利損害賠償的確定方法為切入點，進行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計算的中英比較。她認為案件基本遵循四步走的原則：權利—責任—侵權—賠償。兩國都以全面賠償、填平原則為最基本的原則，認定方法也基本相同：權利人損失或侵權獲利→參考許可費。但是中國有法定賠償原則，具有自由裁量權，而英國沒有。我國法定賠償在實踐中適用的比率相當的高，但是金額通常較小。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歐修平庭副庭長列舉了近年來廣東省知識產權損害賠償適用類型的統計數據，指出法定賠償使用率較高現象與知識產權無形性使利益難以評估，企業賬目難以采信，證據制度有問題有關，他認為法定賠償實際上并未有很大限制，高額賠償的案件仍然很多。他認為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問題不能以最高最低來比較，要個案解決。
王自強司長發言
對中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的選擇和賠償數額，英國睿閣律師事務所律師有一定困惑，“賠償數額計算是否拍腦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駱電法官給予強烈的回應，他強調賠償額計算絕不是拍腦袋，而是不斷通過探討和制度的構建的過程。提請人大修法也從原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和法定賠償3標準增加到5標準，增加懲罰性賠償。知識產權無形性決定知識產權必須圍繞著構建可以觸摸的制度，讓知識產權無形性變有形性，考慮國情，借鑒國際。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黎熾森庭長就賠償問題，中國法制在世界領先，賠償原則方法先進，而實際操作中賠償水平低、小案件較多、法定賠償比例增加的原因，因為權利人舉證能力有限，權利人往往僅以權利書起訴，實際經濟效益缺乏取證。最高人民法院郎貴梅法官還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國賠償額真的低嗎?權利人要求賠償額是否合理?以當事人提出過高的損害賠償金額為標準判斷損害賠償數額，是否會使得實際賠償額并不低，是否也因此增加專利海盜的數量?國家版權局法規司司長王自強以相關案件為切入點，不同的人取得專利，產生的利益可能會不一樣，靠限定標準來判賠不合理的，還需要考舉證情況。知識產權中，權利的價值是評估出來的，有不同的使用人創造出來價值，知識產權賠償標準不可能有統一的標準，必須個案評價，因人而異，有形財產可以統一，無形財產不能統一。
在法律救濟過程中，如何真正有效保護知識產權人與其他利益和制度的權衡，是近年我國知識產權領域中難點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郎貴梅法官對比了中國知識產權行為保全新舊制度，指出英國只有臨時禁令，我國有訴前、訴中保全制度。他認為英美法系的臨時禁令，類似于大陸法系的假處分制度。著重提出了我國知識產權行為保全若干的疑難問題，例如支持行為保全的實質條件，訴前行為保全法院與本案法院的銜接，知識產權行為保全措施的解除，知識產權行為保全申請錯誤引發的賠償責任的問題。英國睿閣律師事務所駐廣州代表處Josephine律師提出，損害賠償是否足以彌補權利人損失的思考，認為臨時禁令才是唯一有效的救濟途徑。論述了英國臨時制度必要性與適用四要件，即案件存在爭議、損害賠償不足以彌補損失、雙方當事人可能遭受的損失失衡、對可能遭受的損失交叉承諾賠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秦紅梅法官，從英國知識產權局的行政權角度介紹了英國知識產權制度。英國知識產權局具有授權性、政策性，執法性，對推動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工作起到搭建平臺，充分磋商和強調經濟證據的作用。她也提出英美無分民行之分，兩者訴訟程序一樣，侵權案件一并審理知識產權效力問題，而我國要中止以提起行政訴訟，相對冗長的訴訟程序。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鄭穎法官，對歐洲統一專利、統一歐洲專利法院(UPC)的未來構建進行介紹。
在“臨時禁令”議題自由討論中，法官從實證角度分析禁令在我國適用率低的原因。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黃從珍，以一起禁令發布錯誤的案件為例，指出禁令造成的損失難以控制，法官傾向原告絕對勝訴可能性才發禁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劉曉軍提出，在考慮臨時禁令還是會涉及勝訴可能性、擔保、不可彌補的損失，沒有判決優先就沒有調解優先。英國睿閣律師事務所駐廣州代表處Tom Carver律師指出，英國損害賠償制度的目的在于將狀態回到侵權前，損害賠償問題難確定主要是證據因素影響，建議廣泛適用臨時禁令，賠償數額可能會緩解。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黎熾森認為，這其實是利益平衡的過程，權利博弈的過程。
駱電法官總結
閉幕式上，最高法院駱電法官對此次訪英和會議的進行了總結，轉述了英國知識產權局局長John Alty致信最高法院孔祥俊庭長所表達的對此次赴英交流考察取得積極成果與良好效果的高度評價。駱法官肯定了中英雙方對知識產權合作的努力，高度評價了英國知識產權體系總體協調性、案件調解率、當事人主動性的特色。我國國情的不同，并不影響向其他國家制度的學習，應不斷總結司法裁判規則，形成一個完整妥當的司法規則和司法理念。作為一名法官他認為，必須對法律存畏懼之心，有職業擔當才能避免對同樣的案件做出不同的判決。劉春田教授認為本次赴英交流與會議取得的成果非常有價值，并強調創新是我們生活的主宰，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大量而繁多的知識產權類型的社會關系。我們需要及時的轉變觀念，將發展方向轉變到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中去，向西方先進的制度學習，為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力量。
整理人：麥志敏 謝瑜 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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