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來，法治的內涵、目標、實現路徑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成為法學研究的核心。
6月6日，由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和清華大學法學院聯合承辦的第9期中國法學創新講壇在清華大學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云教授、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振民教授作為主講嘉賓，深度闡發了會議主題“法治之道”的內在意涵。
道理:正確理解依法治國
法治之道的“道”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指道理，探求法治內在的規律、理論和思想;二是指布道，通過法學學者的學術研究傳播法治理念;三是指道路，是實現法治的路線圖。厘清法治的內涵和道理，無疑是理性研討法治之道的基點。
何謂法治?李步云在1979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概念，跨越時代的洞見背后，蘊含他對法治內涵的獨到理解。
“法治是個西方概念，老百姓可能不好理解。《管子》的‘依法治國’一詞，可能更為老百姓所了解和認同。當年我在寫《論依法治國》一書時，對法治作了解釋，即運用、依照、依靠法律治理國家。”李步云說，在某種意義上，法治與依法治國是互通的。
依法治國廣義上包括法治國家，但是狹義上的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基本方略，目標是建設法治國家。李步云認為，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人治與法治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將治國寄希望于一兩個英明的領導人身上，還是寄希望于一個良好的、有權威的法律制度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基本方略應該包括兩層內涵:一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的理念與指導思想;二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根本行為準則，即國家不應依照少數領導者個人的看法、智慧、注意力來治理，而必須依照符合事物規律、時代精神、人民利益、社會理想的法律來治理。
李步云說，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治國基本方略”，而不能有兩個或多個。在我國，治國基本方略就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由法治的全局性、根本性、統一性、規范性、長期性所決定的。
“依法治國貴在良法之治。”李步云進而提出良法的真善美標準:一求真，法律需符合事物發展規律，適應社會客觀條件;二求善，法律需體現人類公平正義理念，實現人民利益，促進社會進步;三求美，法律需結構嚴謹合理、體系完整和諧、語言規范統一。
李步云提出，實現依法治國、依法執政，關鍵在于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保證黨和政府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與“依法治國”相關的幾個概念，比如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需要厘清。國家和社會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來講，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可以互通使用。但是從狹義上來講，社會是指國家不直接干預的領域，包括社會基層自治、企事業自治、NGO、社會組織等，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自治，通過社會組織的中介架起國家和老百姓的橋梁。法治政府則是通過法律限制政府權力，與法治社會內涵不同。因此，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并非并列概念，應區分使用。
布道:法治的核心理念是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
中國的法律傳統與西方有很大不同，陳弘毅從法治布道者的角度，講了他所認為“法治之道”。法治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根據法律來行使權力，根據法律來管理國家，即所謂的依法治國或以法治國。在西方，法治和暴政是對立的。
陳弘毅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克里格教授有關法治的思想為例，進一步解說到，按照克里格對法治的劃分，法治有兩種表述方式，即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前者就是我們提到的法治，即“法律就是國王”。而后者則是政府的統治，法律是一種工具，政府不一定完全受到法律的制約和約束。
在法治的規則層面，克里格提出法治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公民都受到尊重，政府行使權力的時候，要預先告訴公民權利的法律根據。在法治的程序層面，克里格與英國當代法學家戴雪的理論互相影響，都認為法律是一門辯論性的學問，法治不可以離開訴訟程序。
陳弘毅還介紹了美國圣約翰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特瑪納哈有關法治的思想。特瑪納哈將現代法治分為兩種: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他將形式法治理論分成三種，第一種是以法治國(rule by law)，政府將法律作為統治工具，但是政府不受法律約束。第二種就是美國法學家富勒提出的法的內在道德理論。第三種是形式法治理論，即把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民主法治觀歸納在形式法治理論里面，強調法的制定一定要通過民主立法過程。
特瑪納哈將實質法治論也分成三種:第一種就是強調法律的內容一定要對人權有足夠保障。第二種強調說法治內容不但體現人權，也要實現正義，要體現人的尊嚴、價值。第三種強調法治國家應該是福利國家，不但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也要保證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分析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理論之后，特瑪納哈提出自己的法治理論。他認為法治需滿足三點:政府官員同公民一樣受到法律約束;法律具有預見性;法治要求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大公無私，只忠于法律。
在提到英國大法官湯姆·賓漢姆的法治思想時，陳弘毅講到，賓漢姆是繼丹寧勛爵之后英國最有名的法官。賓漢姆認為，法治原則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一國之內所有人、所有機構都要受到法律約束，而且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他非常強調立法程序一定要公開，立法公開應是法治的題中之義。
陳弘毅認為，法治要付諸實施，只講理論是不夠的，只在法律精英、社會精英階層中講法治也是不夠的，一定要讓整個社會的民眾明白什么是法治，形成對法律的信仰。但對法律的信仰首先要從法律共同體做起，否則很難將其推廣到整個社會。在此意義上，法學家對法治的傳道授業解惑，將是法治發展的基礎，是法治之道的真正起始。
道路:可以有不完美的民主，但法治不能有赤字
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民主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對于法治道路的選擇尤為重要，一旦處理不好二者的關系可能導致國家走向法治的反面。
王振民提出，西方法治國家的歷史表明，不是先有了完全的民主，然后再發展法治。如果沒有法治，民主可能與專制結合，那就不是民主法治，而是民主專制。以法國為例，其法治發展的思路就是先民主后法治，頻繁更換政府，頻繁革命，民主缺乏法律保障，變成了無序的民主。
從1789年至今，法國在過去224年制訂了15部憲法，五次共和，兩次帝制，兩次復辟，還有無數次革命。直到1958年，法國建立憲法委員會來監督民選的活動，改變政府產生方式，不再實行民選政府，政府也不由國會選舉產生，僅實行民選總統。最終實現了民主和法治的結合，把民主放到法律的籠子里面去，才實現了政體的穩定。
“許多國家在法治建設當中都有一個非常強有力的集權的政府進行引導。”王振民說，“到目前為止我的研究可能不完全，但是我沒有發現哪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健全的法治是在完全的民主基礎上建立的。”例如英國，其最早的法治文件是《自由大憲章》，當英國人制定自由大憲章的時候，英國完全沒有民主，但是自由大憲章已經提出法治的概念和法治政府的理念，要求國王、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后來在法治框架內，英國的民主經歷數百年發展，最終實現民主與法治的結合。
通過英國、法國等法治發達國家的歷史可知，可以有不完美的民主，但法治不能有赤字。王振民認為，我國的法治之路，必須依靠黨強有力的領導。李步云也提出，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同時，他提出黨的領導應做到四個堅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理論創新、堅持學術寬容。只要我們以法治為目標，有堅定不移地信仰法治的執政黨和社會精英，加上民眾的法治共識、法律文明的積累、高質量的司法隊伍，法治中國就一定可以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