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理論國家重點學科主辦的“新視野與新發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2月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樓601國際學術報告廳召開。來自我院、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等單位的近30位學者受邀參加本次研討會。參會學者們就所關心的相關問題進行報告和交流，共同探討法律社會學研究在中國的現狀，并在反思檢討的基礎上作出展望。本次研討會共分為三個單元，即“中國語境下的司法社會學研究”、“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探討”和“社會管理、糾紛解決與法制運作”，吸引了來自我院和兄弟院校的眾多同學前來旁聽。
在“中國語境下的司法社會學研究”單元中，在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鄭永流教授的主持下，四位報告人先后作了主題報告。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景文教授以詳細的調查數據為基礎，作了“在越來越多的訴訟背后——正面和負面的效果”的主題報告。在報告中，朱景文教授強調，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變得越來越突出，原來主要由單位、居委會解決的糾紛逐步集中到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從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訴訟的發展趨勢。與此相適應，法官、法院、律師的水平都獲得了提高，國家的司法投入越來越多，個人通過律師費和訴訟費的形式對法律事務的投入也越來越多，法制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面對越來越多的訴訟，由于轉型期社會矛盾的特殊性，法院解決糾紛的能力，無論在法院的數量還是素質方面，都不能適應轉型期人們對司法的期望，無論從涉訴信訪還是從全國人大代表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評價來看，司法公信力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也成為了近年來司法改革的重要起因。要解決法院目前所遇到的問題，不能只局限在法院的內部機制，必須從我國糾紛解決的整體布局出發，走多元化的法律實施道路，把司法、行政、民間正規化與非正規化的解決方式結合起來。在許多的重大社會問題上，不能把解決問題的途徑只依賴于法院，而要綜合治理，走社會管理創新之路，也不能只依賴于官方，要發揮非官方的群眾自治行業的解決糾紛機制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范愉教授的報告題目為“司法資源供求失衡的悖論與決策——以小額訴訟為切入點”。范愉教授指出，各國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司法資源短缺的問題，故而應當注重以非訴機制來分流社會矛盾解決并遏制訴訟濫用，如此可以相對避免或緩和司法危機。小額訴訟的擴大是簡易化改革的產物。我國司法制度歷經反復，正規化和便利化已經有所提高。調解優先和調判結合是一種有效的司法政策，同時應提高調解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更好地調動當事人對調解的認同，使中國調審結合的民事訴訟模式推陳出新。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劉坤輪講師作了“行政后撤與調解前伸——基于人民調解的宏觀與微觀分析”的報告。他以人民調解糾紛對象的范圍為分析對象，結合在河南省做的調研資料，以社會學意義上的案件類型學為分析工具，對人民調解制度展開分析，認為人民調解制度契合了當前社會管理創新的時代需求，未來中國基礎社會的管理，將會出現一個行政后撤和調解前伸的演進趨勢。
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彭小龍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民眾參與審判的案件類型學分析”。他在報告中指出，由于案件類型不同，民眾參與審判的意義、制度設計及實踐運作已有所差異。我國人民陪審員在實踐中主要參與輕微案件的審判，與法律規定的案件適用范圍和有關規律發生了明顯背離。這種背離有其客觀原因和現實意義，但在充分發揮民眾參與審判的作用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革完善空間。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亞新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陸益龍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所胡水君研究員，隨后針對四位報告人的報告作了評論。王亞新教授認為，四位學者的報告均不同程度地聚焦到我們現在的基層社會制度究竟怎么樣這一問題。而要了解中國基層社會的情況，對于官方數據的準確率，要注意鑒別。陸益龍教授指出，官方的統計數據未必皆是精確，但是這些數據可以讓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了解事物發展的基本形態和它內在的一些問題以及規律。這也是一種看問題的視角，這些不精確的數據并不必然導致錯誤的認識，不過基于數據的分析也可能會具有過于宏觀的局限。他還認為，行政的權威當下仍然被中國民眾較多地選擇，行政仍然是民眾解決爭議的重要途徑，所以不是說行政撤銷了就可以調解，包括有些司法判決也還是要通過行政的途徑來解決，故而調解并不意味著司法和行政權利的退出，而是多種力量共同的協商過程。胡水君研究員認為，從報告人提交的論文及發言來看，其實更多涉及的是非司法，或者說涉及的是社會問題，是把法律社會學放在了司法之外、放在社會里面看，甚至在研究結論上面有一種非司法的傾向，或者說有一種反司法的傾向。而如果過分地把眼光放在非司法、非訴訟的領域，我們可能會過多地親睞社會領域，反倒對司法體制的關注會相對弱化或者淡化。
第二單元為“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探討”，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朱曉陽教授主持，先后有三位報告人就此主題展開闡述。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亞新教授就“判例研究在中國”進行報告。他指出，判例式解讀在中國越來越多，法學界也開始注重事實資料。判例研究和判例制度的形成，是一個復雜、長期的過程，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或者法律能不能真正引領社會的秩序形成、規則形成的試金石。
清華大學法學院高其才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法社會學的中國化思考”。他強調，法社會學的中國化是要聯系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以中國自己社會的現象作為出發點，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國民眾的民生改善和社會發展服務；法社會學的中國化是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整體結合，將中國社會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納到法社會學里，使法社會學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的意義。法社會學的中國化實際上是尋求中國人的法社會學，建設與中國文明和中國國情相一致的法社會學。法社會學的中國化，需要進行原創性的努力：需要反省西方法社會學對中國法社會學的影響；需要修改外國法社會學理論以適應中國觀點；需要修改外國法社會學方法以適應中國研究情境；需要使法社會學的內容和材料中國化；需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創造具有中國色彩的法社會學理論，從而真正建立中國的法社會學。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冉井富副研究員作了“中國當前的職能指標及其法社會學研究中的運用”的報告。他指出，法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立場，是重視考察法制的經驗現實。而為了進行這種考察，學者們大量使用各種職能指標。職能指標是和直接指標相對而言的，有其優點，但也可能存在一些缺陷。這些缺陷包括，統計口徑、邏輯關系不清晰，統計數據連續性不強，不同的發布渠道之間數據不一致，數據的可靠性存在疑問，數據發布時效性不強，發布的指標范圍太小等等，因此有待改進之處空間還是很大。
在評論環節中，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鄭永流教授指出，法社會學的研究路徑主要有兩種：建構性的和批判性的。本單元幾位報告人的論文和發言，更多的是建構在對非正式結構性的安排之上，而這和歐洲或者美國所講的司法社會學并不一樣。在歐洲或者美國，講司法社會學，往往主要是講司法作為一個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是講這個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貫徹過程當中有哪些社會事實的因素在影響、在左右它。因此他認為，本單元所討論的應該叫做“解紛社會學”，而不是“司法社會學”。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謝暉指出，三位報告人的發言跨度很大，不論從內容、對象還是研究對象來講均是如此。他還強調，要區別判例制度中的知識共同體和權力共同體，警惕權力共同體對知識共同體的解構。此外，法社會學研究要如何區分非正式制度對正式制度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張芝梅編輯則強調，法律社會學研究應該加強數據和結論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這可以提升文章的學術質量和價值。
下午2點開始的第三單元，其主題為“社會管理、糾紛解決與法制運作”，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黃京平教授主持，先后有四位學者做了主題報告。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陸益龍教授首先作了“糾紛管理、多元化解機制與秩序建構”的報告。他指出，在快速轉型過程中，中國基層社會的糾紛正朝著多元化方向演化。面臨越來越多的糾紛，個體的選擇糾紛管理策略的行為，對秩序的形成和建構有著直接的影響。社會對糾紛的管理關鍵，不在于尋求最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而是要提供多元化解機制，從而可以讓個體選擇最優的糾紛管理策略，實現社會或集體的糾紛化解效率的最優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馮玉軍教授的報告題目為“中國宗教活動法制化調研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大力發展，我國宗教事務實現了從政策主導向依法管理的轉變，初步形成了有關宗教事務管理的法規規章體系。他重點介紹了其所提交的參會論文，指出論文采取立意抽樣的方法，通過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和多場與愛國宗教界人士座談，力求客觀、全面地把握我國五大宗教教職人員、信教群眾以及普通非信教群眾對當前我國宗教事務管理立法實施狀況的評價，從而為宗教事務管理工作的優化以及將來宗教事務基本法律的制定提供參考，并在最后就當前存在的問題與對策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南京大學法學院艾佳慧副教授作了“公共政策視野的缺失及其制度風險：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七條、第十條的批評”的報告。她以房產登記為主要切入點，闡述了保護婚姻家庭和婦女權益應當是婚姻法的立法目標，與個人的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相比，作為社會基本細胞的家庭更應是婚姻法理應保護的公共法益。
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刑朝國講師作了題為“怨恨：暴力糾紛的情感解釋”的報告。他以村落社會中發生在親屬、鄰里、同村村民等熟人之間涉及身體傷害的暴力事件為觀察點，認為此類暴力事件往往與糾紛、爭吵、道義等社會政治性和道德情感性因素勾連在一起，涉及到初級關系圈中的理義、情感和權力，體現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恩怨愛恨以及對報復性正義的追求，具有明顯的“怨恨”特質，并強調，這種凸顯暴力行為所蘊涵的（嵌入在社會文化意義之中的）道德情感的研究路徑，有助于我們對暴力現象獲得一種新的理解。
在評論階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朱曉陽教授認為，社會學者和法學者對于同一問題的立足點不同，研究成果的著重點也不同。邢朝國講師所講的“怨恨”，可以用“暴力與儀式”的視角作更深的分析。對艾佳慧副教授的報告，朱曉陽教授認為，從社會理論來講，保護家庭的社會理念是可接受的，家庭是承擔社會化的角色，我們應著重從中國式古典學的意義去看待立法、看待家庭，同時需要注意法經濟學方法是否適合研究家庭的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汪慶華副教授在點評時指出，糾紛類型的劃分要有清晰的界限，如果界限不清，可能會引起研究對象的交叉。邢朝國講師的報告從微觀類型去解析問題，從“怨恨”角度分析親密關系的個體糾紛是可以的，但是否適用非親密個體則需思考。馮玉軍教授的文章拓寬了社會學對宗教問題研究的外延。艾佳慧副教授報告中對“家庭”的定義本身是否考慮得周全，值得進一步探討。
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講師在評議時認為，對“多元化”的理解不能只從平面上鋪開，還要考慮結構化的方式；在研究中進行對比時要選取可比性的內容，用西方的概念分析中國現狀要特別謹慎，比如用西方哲學家的論述跟中國村莊里發生的一個事件對比，這樣的跨度就顯得太大。
本次研討會的最后環節是學者們的圓桌討論。在一個半小時的綜合討論中，各位學者針對報告人的報告和評議人的評議，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入交流。大家圍繞社會學與法學的結合、法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法社會學在運用中是否會引發法的不確定性、法社會學研究在中國的現狀、法社會學的中外比較與交流等問題紛紛各抒己見，相互切磋。
下午5點30分，本次研討會圓滿結束。（文/武靜，圖/李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