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為響應十七屆六中全會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的號召,以“法治文化培育與文化強國戰略”為主題的研討會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行。校長黃進教授、副校長馬懷德教授、終身教授李德順等學者發表了觀點。
黃進校長首先作了“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法大的歷史使命”的主題發言,他指出,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軍號角,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離不開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培育。
黃進教授認為,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文化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維概念,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社會主義文化應該是在社會主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法治文化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尤其應當是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法治文化是國家依法治國、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依法施法,所有社會成員依法行為的社會方式。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必然要從法律制度層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內核,從法治體系構建升華到法治文化培育。
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選擇,因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場經濟的本質在法治經濟,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也在法治,所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培育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進步、法治昌明、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當務之急。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李德順教授認為,樹立法治理念,加強司法系統建設,維護憲法和法律尊嚴、權威,不僅是對大眾的普及教育、宣傳教育和組織管理的問題,更是涉及到司法系統本身的理念、行為方式和行為原則的問題。所以他理解的法治不僅僅是用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而是成為舉國上下在政治生活當中普遍遵循的規則,普遍實現的一種生活方式。
馬懷德教授總結時談到,中國法治文化的培育,要解決四個問題:一是執政者要率先垂范。政府要守法,政府的高官、企業的高管要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才有可能在真正意義上把法治精神融入到血脈中；二是媒體要正確引導。媒體的理性和規則意識、自律和宣傳規則對整個社會起著很大的作用；三是教育者要大力推進。教育和培訓不能只局限于具體的法律法條,而是要宣傳一種法治文化,讓法治觀念深植社會每一個成員特別是官員的心中；四是民眾要學會理性思考。目前社會的一些亂象,以及社會誠信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建設的問題,是我們缺乏有效的、強大的保障體系所造成的。因此,推動中國的法治文化對整個文化強國建設有很重要的意義。（法制網記者 蔣安杰）
文化強國離不開法治文化
□馬懷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
法治文化在整個文化強國戰略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強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離不開法治文化,是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搞文化強國還是法治國家建設,都應該高度重視法治文化的建設,因為法治文化體現的是法的精神、法的理念,所以跟文化是一體的,跟先進文化、跟文化強國戰略是一體的,而且是法治國家實現的必由之路。2008年5月4日溫家寶總理來我們學校視察時曾經和學生座談說過一句話,他說,你們學校大門口立著一塊大石頭,上面寫“法治天下”。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他說抓住了法治精神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和尊嚴,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段話概括歸納了法治精神的要義。
法治文化就是強調法的權威,法治的權威,就是強調規則的統一適用,強調平等適用,強調程序,強調民主,強調理性,強調尊嚴。所以如何培育中國的法治文化,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學校,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覺得還是要看到今天在中國推進法治文化建設的障礙在哪里。法治的對立面是人治,是人治中封建色彩的東西。我們所說的封建中的專制跟民主制度、共同參與、溝通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我們說的非理性和現在法治所強調的理性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在中國要推進法治建設,我覺得的確要改造封建的人治文化來實現法治的要求。如果這個文化不改良、不改進,我覺得就像沙漠上是永遠建立不起法律大廈的。我們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搞法治建設、法治宣傳、法制教育,無非是在一點一滴把我們所希望的、期待的理想法治普及給社會公眾,但社會公眾也好、領導干部也好,對此不是自動接受的,跟他們的理念、利益發生沖突時,這個期望可能就會變得很糾結了。
我認為,在中國培育法治文化,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學校發揮作用,要看準幾個問題,執政者要率先垂范,媒體的傳播理性要規則自律,發揮教育的作用,民眾要有理性。推動中國的法治文化對整個文化強國建設有很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像政法大學這樣的機構所承擔的責任,的確是很重大的,我們法大應該有擔當和責任。
法治文化是新的政治文明體系
□李德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怎樣界定“法治文化”,與我們對概念理解的層次有關。對“法治”和“文化”的理解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層次。但我認為,“法治文化”主要是區別于“人治文化”的一種新的政治文明體系。所以,法治不應該僅僅被理解為司法系統和司法部門的事,而是國家政治的實質特征和核心內容。以這樣的政治內容為核心,變成我們社會的公共政治生活實踐,變成人們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們的社會文化就是一種法治文化了。所以我理解,法治不僅僅是用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而是成為全國舉國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規則,普遍實現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我所理解的法治文化概念。
那么,法治文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法治精神得以社會普遍化地實踐和實現,是按法治精神實踐的方式、過程和實現的結果。因為實踐中的具體情況很復雜,我們就要注意從總體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實質和實踐導向,關注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現實問題,通過具體切實的工作,推動法治建設。
法治精神,注重對人的權利、責任的分析與界定。我覺得,法治精神其實就是一種規則意識,就是在具體事情上對人的權利和責任加以具體規定和分析,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同時也規定每個人應該擔負的責任。在權責問題上不依法做具體分析,而是感情用事,就是在用一種德治主義否定和取代法治。
理解法治精神,就是要切實倡導公平正義。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為目標,依靠民主和法治來推動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推動整個文化的發展進步。
文化強國之強,光有大規模的文化產品和很高的文化經濟效益是不夠的。尤其要在建設當代中國自己的、引領社會思想的法治理念、理論和思想上下功夫,在培養法治建設的高端人才上下功夫,最終實現文化強國、法治強國。
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而治
□于飛(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什么是法治文化?按照我個人的理解,法治文化核心之一,就是依法而治,是社會民眾對社會調節方式普遍的內心認同。現在中國與西方的差異不是高樓硬件和現代化設施,而是軟件、制度和人的精神。美國與德國民眾普遍具有對制度的敬畏感和信賴心理,而我們是缺乏的。依靠凝結了人的一般理性的制度去調整社會,從而避免了依靠人去控制社會時無法排除的個別人一定會有的缺點和缺陷,這便是依法而治。法治一旦脫離了制度和工具層面,到了文化層面,它的核心恐怕應當是社會公眾對法律、對制度的敬畏感、信賴感和依賴感。以此為核心的法治文化渴望建立人們合理而穩定的預期。
同時,法治文化中還有一個必須強調的要素,就是媒體反復提到的誠信。誠信是道德規范,法律與道德并非是矛盾對立,恰恰是相輔相成。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誠信原則,該原則在民法通則中位階和效率極高,被作為帝王條款,誠指誠實不欺,信指恪守諾言。誠信原則使誠信成為一項法律義務,成為當事人行使一切權利,履行一切義務時的行為準則。就像原則要求人們在民事活動中以誠實者的標準要求自己,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兼顧他人以及社會利益,從而實現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可見誠信也符合和諧社會的本質。
以誠信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為核心,尤其是我們研究普遍的一般價值化的民法基本原則,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具體化為一個個妥當的判決；研究一個抽象的概括條款到一個具體妥當的司法判決之間的路應該如何追尋,此即所謂概括條款的具體性。
我認為,如果能夠將法律程序研究透徹,并真正實踐于司法判決中,也就為社會誠信的建立奠定了堅如磐石的根基。由此,法律和文化結合起來,法律原則與文化體系結合起來,便落在了社會和民眾之間,我想這就是法治文化形成的一種方式。
綜上,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而治,尤其是民眾對這種社會調整方式的內心認同,誠信是法治文化必不可缺的一個要素,而法學和民法學的研究,正可以為這些核心和要素給予一個有力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