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14:30，講壇正式開始，首先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致辭。他說，創辦中國法學創新講壇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繁榮法學理論，對法學理論進行創新，二是為了國家的法治建設建言獻策，通過創新講壇我們要探討一些中國法律建設中遇到的獨特問題。今天我們共同來探討對中國法治建設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個重大問題，必將對創新講壇的進一步壯大與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劉飏常務副會長在致辭中回顧了中國法學創新講壇的歷程并表達了對創新講壇未來的殷切希望。她說，今天是我們二十四節氣的小滿，我們的創新講壇應該說也處于小滿時期，還沒有完全成熟，還需要我們大家繼續努力。創新講壇開辦至今已經是第五屆了，從前四屆的成效來看，這個講壇引起了法學界、法律界的廣泛關注，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反響。講壇不斷地提供豐盛的法學大餐，不斷地展示法學大家的風采，也不斷地形成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互動。本期論壇從多元化解決糾紛解決機制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思考如何在轉型期實現社會的善治，或者說，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這是一個既宏大又細致，既重要又迫切的主題，邀請到的四位主講嘉賓、評論嘉賓都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必將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真知灼見，有所推動。最后，她希望中國法學創新講壇能夠借助清華百年的喜氣，借助清華厚重的學術底蘊，不斷地發展壯大，并帶動我們法學界與實務界交流，開發本土資源，注重形成中國特色中國氣魄的法學理論，涌現出更多專家型的法官檢察官，培養出更多的研究人員。
隨后，范愉教授做了為時1小時的主題演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正當我國審判程序改革和司法職業化建設如火如荼之時，范愉教授提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西方國家糾紛解決研究主要以非訴訟解紛機制（ADR）為中心不同的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足于我國正處于法治的建構和發展期的基本國情，主張法治建構中必須同時兼顧司法訴訟與非訴訟機制、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機制、國家和民間社會的協調發展，希望能夠避免重復西方國家的教訓，同時也考慮到我國糾紛解決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需求、體制、治理傳統和司法的特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理念具有多元性、開放性和兼容性、動態性和實踐性、相對合理性和現實性、適應性和衡平性、反思性建構和試錯、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兼容、規范性和靈活性兼容等特征。尤其是，反對訴訟至上和過于職業化，主張借助多種力量和多種方式來解決糾紛；破除制度迷信，強調實踐理性，主張通過務實的風格、技術性調整和協商方式來解決現實問題；強調糾紛解決機制應以適應性為前提，認識到不同地區和不同當事人糾紛解決需求的差異；主張糾紛解決應最大限度取得雙贏互利，而不是完全強調簡單的權利義務的實現。
因此，范愉教授強調，我們不能僅僅從政治意識形態、傳統文化或者西方普適性法律話語等角度來認識該機制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聯系。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不僅有利于實現糾紛解決機制的生態平衡和社會治理的良好效果，而且可以緩解法制現代化與本土社會和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探索在我國現行體制和社會環境中建構法治的路徑和本土模式，促進國家法律規制與社會自治的協調發展，追求超越法律局限性的善治結果。這既是對當代世界糾紛解決共同的多元化趨勢的回應，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教訓的總結。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法制和原有的治理機制都難以獨立承擔社會調整職能。矛盾凸顯和糾紛多發是社會治理的著眼點，而制度和法律調控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案結事不了，充分顯示出國家一元化治理體制的局限性。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一種以法治為核心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善治強調通過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的協作及互動參與，實現良性的社會治理和秩序，應當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通過宏觀政策意義上的建構和具體的制度和法律建構，可以降低現代化造成的社會失范和對國家權力的過度依賴，減少社會在糾紛和社會沖突中的成本與風險，提高社會自治和協商能力，培養現代公民社會的成熟，正是實現善治的重要途徑。
朱蘇力教授在評論演講中首先感謝范愉老師在中國法學界普遍關注法律規則、正式制度、程序正義這么一個時代里，長期關注多元化糾紛解決的問題，并給予了理論的分析和闡述。這是非常有見解，非常務實的研究。朱教授指出，范愉教授提出以可持續發展為理論基礎來支持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一點是值得贊同的。因為強調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其實并不僅僅因為不同類型的糾紛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更不是因為正式制度解決不了的，才強調非正式制度，而是因為只有多元制度的互動才更能促進正式制度的健康發展，如果所有的糾紛都涌向法院，法院是受不了的，有些還解決不好。從范愉教授的演講中，蘇力教授還引申出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以前中國社會很長時間是不太習慣于去打官司，在這種傳統下多元化糾紛解決本不缺少。但現實情況是卻并非如此，那么，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怎么會成為一個問題呢？蘇力教授認為，這其中既有80年代、90年代法院的忽視調解、將案件集中到審判的“躍進”有關，也與中國熟人社會解體相關，更與調解知識不能給法律人帶來相對較多的職業利益相關。在此基礎上，蘇力教授提出，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供合理性論證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國家如何加大投入，改變現有的利益結構，才能真正地推動糾紛解決的發展。
王亞新教授的評論首先肯定了范愉教授提出的“善治”概念，這一概念體現了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特別強調社會本身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建構及運作中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與當前社會發展狀況相對照，尤其凸顯出這一概念的價值。當前，我國財富分配和增長的成果過于向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收入傾斜，分配給社會或一般民眾的部分嚴重不足；與國家主導的投資相比，居民消費率也相對較低；產業結構和經濟形勢等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仍過分倚重第二產業，服務行業等第三產業發展滯后。這些非均衡發展就使我們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的建構很難調動起社會自身的力量或主體性。因此，從長遠來看，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的建構和發展應該存在一個從國家、政府不得不主導和反復動員的局面逐步向社會本身更具有主體性及活力的良性互動轉型。
江必新教授在評論中首先充分肯定了范愉教授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家正在熱衷于走正當化的程序的時候就提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認為這是非常敏銳的學術洞見。江必新教授認為，范教授的演講緊緊抓住可持續發展的時代命題，立足于社會轉型的現實背景，細致地關注訴訟與非訴訟的內在關聯、關照多元化解決機制之間的協調，著眼于善治的宏觀特點，為我們展現出相當成熟的一幅理論畫卷，是很了不起的學術成就。江必新教授也進一步指出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還應該關注更多的問題，其中包括塑造誠信、自治、和諧、善治等文化認同的促成機制，提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接受性；強化合理的利益導向機制，確保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可持續性；構建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機制，增強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正當性和可選擇性；完善訴訟與非訴的銜接機制，增強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之間的互補性；建立理性的執行審查機制，增加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實效性。江必新教授強調，對這些問題的深入關注會拓展當前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在互動階段，四位聽眾向范愉教授提出了問題。范愉教授和其他評論嘉賓分別就“調解是否必要”、“調解是否在實現案結事了的作用上優先于審判”、“訴訟內如何建立便于調解的機制”等問題做了回應。劉飏常務副會長為主講嘉賓、評論嘉賓頒發了演講紀念牌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