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由北京大學法學院主辦，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承辦的“憲政、公共政策與法學研究新范式”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順利召開。會議收到參會論文60多篇，經評審最終確定了40篇參會論文，并分“中國憲政的歷史-思想資源”、“新中國的政制變遷”、“當代中國的政治過程”、“公共政策與司法改革”四個主題，選取其中15篇論文進行討論。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耶魯大學、人民大學、香港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鄭州大學、河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中國政法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21所全國知名學府的近50名中青年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會議由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主持，沈巋副院長和蘇力教授致開幕辭。蘇力闡述了本次會議的初衷，希望通過本會議凝聚中國的學術力量，形成中國的學術傳統，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國的憲法、公共政策與法治研究作貢獻，推進中國的發展。沈巋希望此次研討會能夠回應中國的現實問題，同時為學界同仁打造了一個思想交流的平臺，推動法學研究范式轉變，為國家治理貢獻智慧。北京大學法學院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富有意義的學術研討會。
在第一主題“中國憲政的歷史-思想資源”中，柯小剛、郭紹敏、褚宸舸老師分別宣讀了《王道與人民共和：中國憲政的傳統資源》、《世界體系·民族國家·政制設計》、《人民民主專政視閾下的民主》三篇論文。柯小剛以不同于現代法律的往復時間觀，研究中國傳統憲政資源在當下的意義，獲得馮象教授的高度贊許。郭紹敏則努力從歷史環境中來理解歷史人物，試圖探索其現代價值。褚宸舸通過考察民主概念的變遷，從歷史資源中發現民主的真正含義。三位作者的文章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
隨后，在第二主題“新中國的政制變遷”的研討中，孟慶濤老師和程雪陽、牛悅博士以各自的論文《革命與歷史言說——關于七五<憲法>序言的一個分析》、《弱司法審查的興起及其對中國可能的意義》、《一種家長式自由主義的政治代表觀》為基礎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從不同的側面刻畫了中國當代政制的變遷。會議圍繞文章提出的革命、暴力與憲政，弱司法審查，香港普選的政治代表機制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討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的高全喜老師進一步區分了革命前的暴力和革命后的暴力，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趙曉力老師質疑了加拿大的弱司法審查的存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歐樹軍老師提出家長式的保守主義能更好地展現香港的政制發展邏輯。
在下午的“當代中國的政治過程”主題研討中，汪慶華《通過司法的社會控制：涉訴信訪與行政訴訟》一文通過其歷時五年的基層調研，深入探討了當代中國司法訴訟信訪化的現象。黃岳《Why Policy Makers Listen: A Comparative Reading on Three Petitions from Chinese Law Scholars》一文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學者上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決策。田雷《Trans-Provincial Muckraking: Understanding the Freedom of P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文則通過對言論自由在網絡時代新變化的觀察，挖掘“中國跨省扒糞現象”的憲政意義，作出了富有啟發的思考。
在最后的“當代中國的政治過程”主題研討中，北京大學的郭小莉研究員的《公共征收還是私人征收：效率與分配正義》一文借鑒了Abraham Bell的“私人征收”補償理論，分析中國當下拆遷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陳頎老師宣讀其博士論文的一章《賠錢減刑的司法意義》，認為當下中國的賠錢減刑實踐可以被視為一個兼具司法、社會和政治功能的實用主義導向的中國司法模式。劉忠老師的《被識別的幾率：非法取證程序性制裁的構成性前提》則以李莊案的辯護詞為嵌入點，從刑偵公安部門的內部視角來重新審視刑訊逼供問題。這三篇文章都激起了與會學者的強烈興趣，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
最后，會議由馮象教授作總結發言。馮象回顧了四個單元中所探討的問題，認為柯小剛的文章對法學思維模式有非常大的啟示意義，“王道的時間總是在當下，時間可以往復，沒有過去式”，因此，“中國的傳統資源都沒有死掉，都可以通過一個觀念來闡述”，這種時間觀對于思考中國問題貢獻很大。當我們思考中國憲法問題時，一定要注意到，中國憲法與美英等國家很不一樣。中國憲法文本本身能夠提供的知識和學說有限，相互也不太吻合。但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為憲之道，只不過沒有在文本上體現，需要在更寬廣的層面探討這一問題，并強調必須挖掘憲法序言與具體條文、憲法文本與憲法實踐的矛盾、斷裂與接續，以及執政黨在其中的作用。最后，馮象老師認為在討論司法信訪化、學者上書、跨省耙糞等當代中國問題時，需要追問“到底是誰”，誰在場、誰在主張、誰在表達、誰的權利、誰的自由，這些指向大本大源的主體問題，可以讓研究者更精到地分析中國的憲法、公共政策與法治實踐的成敗得失。
（梁景瑜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