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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
發布日期:2020-12-25  來源:《檢察日報》12月25日第03版  作者:李永君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善于利用立法、司法手段開展對外斗爭。處理疆內事務,特別是社會治理,要以法律思維視之,以法治方式行之,符合法治化要求。

  □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要高舉法治旗幟,堅定弘揚法治精神。要在理念和實操兩個層面做到嚴把“五關”:把好定罪關、把好量刑關、把好程序關、把好監督關、把好底線關。

  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明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指導地位。不久前舉行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明確了新時期新疆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戰略舉措,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強調指出的“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是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重要要求,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具體體現,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悟、努力踐行。

  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是法治本身的特性使然。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我黨的努力目標,而法治是諸多治理方式中最理性、最公允的一種治理方式。較之其他方式,法治效率相對較慢,程序較多,但是也較除根治本。當面臨一些急迫風險、嚴峻局面的時候,刑事政策可以根據特殊時期的特殊任務進行一些調整。在社會秩序恢復常態之后,就要強調規范狀態、正常程序和精準定罪量刑,進一步提高辦案質量,以求固根本、利長遠之效。

  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是依法治國的大勢所趨。全面依法治國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作為地方行政區域,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國在新疆的具體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持新疆社會大局持續穩定長期穩定,要高舉社會主義法治旗幟,弘揚法治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落實到新疆工作各個領域。并進一步指出,法治化才能常態化,常態化必須法治化。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依法治疆”作為“三疆方針”之首;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依法治疆”再次位居“五疆方針”之首,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疆在推進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中不可替代的首要作用。

  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是爭取人心的戰略考量。三股勢力為害新疆多年,制造了仇恨、攪亂了人心。新疆要想長治久安,必須以凝聚人心為根本。對少數嚴重暴恐分子、宗教極端犯罪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要嚴懲不貸,同時也要注重團結大多數,把敵人孤立得越少越好,把擁護黨和政府的群眾團結得越多越好。這就要求我們以謙抑態度使用法律利器,注意少捕慎刑,多教勤幫,讓廣大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社會主義制度溫暖。

  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是對外斗爭的現實需要。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善于利用立法、司法手段開展對外斗爭。處理疆內事務,特別是社會治理,要以法律思維視之,以法治方式行之,符合法治化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的措施,不僅要考慮國內人民的感受,還要適當考慮國際社會的一般看法和國際形象的塑造。不僅要用好國內法治手段,還要注意到和使用好國際法治手段,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要高舉法治旗幟,堅定弘揚法治精神。首先要自我審視,自我反思,在理念和實操兩個層面有哪些不符合法治化、常態化要求的問題,從而對癥下藥,有效整改,促進工作,特別是做到嚴把“五關”:

  一、把好定罪關。這是我們投入工作量最大的部分,也是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務必堅守罪刑法定、主客觀相一致等基本原則,提高工作水平。一是定罪要遵守證據裁判原則,無論是在偵查、起訴、審判各個階段,都應從嚴把握證據標準。定案證據應該確實充分,形成鏈條;所有證據都應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二是定罪要滿足犯罪構成要件,既不能客觀歸罪,也不能主觀歸罪。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不僅要證明行為人在客觀上已經實施了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而且還要證明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反之,有犯罪故意,無犯罪行為,也不能認定為犯罪。三是定罪要符合刑事違法性、社會危害性、應受懲罰性的犯罪特征,在辦理逮捕、起訴案件時,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僅要看刑法有沒有明文規定,還要看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了應受刑罰懲罰的程度。這三個特征缺一不可,否則就不能認定為犯罪。

  二、把好量刑關。過去,量刑主要是法院工作職責。現在,檢察機關正在發揮一些重要作用,特別是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日前,“兩高三部”又印發了《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中應當規范量刑建議”,這說明,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已經法定化。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量刑工作不僅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責任,務必認真履職,盡好責任。一是同類案件量刑要體現均衡。依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同一地區、同一時期、案情相似的案件所判處的刑罰應當基本均衡,避免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罰的現象。二是同一案件量刑要達到平衡。無論是否系認罪認罰案件,量刑都應當以定性分析為主,情節分析為輔,依次確定起點刑、基準刑和宣告刑,堅持實事求是,不能一律把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作為基準刑。對于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主犯、從犯之間的量刑平衡,防止從犯重于主犯,使量刑偏離一般司法認知。

  三、把好程序關。重實體輕程序問題長期存在,近年雖有明顯好轉,但未徹底解決,必須一以貫之給予注意和堅持。一是要處理好程序公正和打擊效果之間的關系。一味追求程序完美和苛求細節,可能會影響打擊犯罪的效率。但是忽視正當程序,勢必出現辦案瑕疵,降低案件質量,同樣會影響打擊犯罪的效果。特別是我們越來越講究以審判為中心,不僅定案的證據要經過法庭的質證,收集證據的過程也要經過庭審的質證,違反程序規定收集的證據有可能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我們必須保證,讓我們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經得住法庭的考驗,經得住辯方的質疑,經得住媒體的曝光。二是要處理好程序公正和法律權威的關系。檢察機關要切實履行職能,發揮好審前過濾功能,千方百計從源頭上防止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防止出現“一步錯”“步步錯”“錯到底”等問題。要維護審判的權威,尊重刑事判決的既判力,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監督。

  四、把好監督關。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維護司法公正,這是重過千斤的憲定職責。必須堅守客觀公正的立場,把監督的理念貫穿到反恐維穩刑事司法辦案的全過程和各環節,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使無罪的人免受追究。第一,加強立案監督。要用好派駐公安機關執法辦案管理中心檢察室這個“前哨”,加強對公安機關“該立案而不立”“不該立案而立”的監督,把好刑事案件的第一道關口。第二,狠抓偵查監督。規范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機制,引導偵查人員按照出庭公訴要求全面及時收集、固定證據。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要敢于提出糾正意見,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第三,深化刑事審判監督。堅持審判監督方式多元化,綜合運用好抗訴、檢察建議、檢察長列席審委會等監督手段,特別是對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罰的案件要加大監督力度,確保法律統一正確適用。第四,密實執行監督。完善派駐檢察和巡回檢察職責分工、銜接配合制度,加強執法信息聯網,監督全覆蓋,做到“有事早知,日常必知”。依法依規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監督案件,確保監管秩序規范、成效良好。在安全監管的同時,加強人權保障,不斷改進服刑人員生活條件。一手抓“墻內”,一手抓“墻外”,統籌做好社區矯正監督。在抓好主刑監督的同時,還要注重對附加刑的監督,切實掃除監督的“盲區”。

  五、把好底線關。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提高底線思維能力,這既是一種思想方法,也是一種工作要求。對檢察機關來說,作為監督者,更要把底線思維貫穿法律監督全過程。第一,永遠不忘堅持“兩線”。一條是政治紅線,一條是法律底線。要正確理解和把握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和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的關系,講政治是前提,講法治是基礎,二者不是對立關系,而是高度統一的。具體工作中要反對以講政治的名義忽視講法治,不講法治,就不是真正的講政治,反而給講政治添亂。第二,關鍵時刻勇于擔當。法律監督是一項技術活,需要專業能力,也是一件硬邦事,需要膽魄,需要勇氣,勇氣與能力缺一不可。下級院在法律監督中要勇于擔當,勇于護法,勿愧職責;上級檢察院要加強對下指導,及時幫助基層破解難題,關鍵時刻要為下級院撐腰壯膽,遮風擋雨,排解工作壓力。

  反恐維穩常態化、法治化是一個戰略工程,也是一個重大課題。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思考研究的問題也很多。我們就要從現在的事情做起,既沉著用力,步步堅實,又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實到具體檢察實踐中,促進新疆社會早日實現由穩向治的新飛躍。

  (作者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責任編輯:徐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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