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三橋派出所副所長楊蓉向本社記者表示，今年全國兩會上她建議制定家庭教育促進法，通過立法將家庭教育納入法治軌道。
在長期的社區警務工作中，楊蓉發現，目前家庭教育多是靠自發進行，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作支撐，而家庭教育機構缺乏規范，市場混亂，服務隊伍專業素質也有待提升，迫切需要通過立法強化家庭教育意識，明確家庭教育責任，規范和引導家庭教育，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學性。
“通過家庭教育立法，構建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作、家庭核心、學校社區組織、社會力量支持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和治理體系，既是完善公共教育法律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明確和固化家庭教育職能職責及家長權利義務等方面的必然要求，更是培養未來合格的高素質國家建設者的必然要求。”她說。
楊蓉建議，通過立法明確家庭教育的范圍、原則和內容，分層次設置家庭教育工作的組織協調機制，細化父母和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子女進行家庭教育的義務，突出政府對家庭教育的保障作用，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規定對困境兒童的特別促進措施，規定國家機關、有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家庭教育服務機構、志愿者等參與家庭教育的各項制度。
楊蓉表示，通過立法對家庭教育進行規范、指導和監督，對于建立家庭教育工作機制、明確家庭培養教育責任、規范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提高家庭成員素養、保障家庭和社會和諧穩定、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意義重大。
方中華代表：
因地制宜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記者|任文岱
“因地制宜制定一套有執行力的鄉村治理新舉措，能更好地通過制度管人、人管制度，推進基層治理規范化。”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路南街道方林村黨委書記方中華提出，要因地制宜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加強依法治村頂層設計、為鄉村振興提供法治保障。
方中華說，凝聚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是戰勝一切困難挑戰的底氣。“我們村共有1134名村民，自1998年村里制定第一部《村民自治章程》以來，只要在理，人人都能出謀劃策，都可以提出完善和修改意見，對提出寶貴意見的村民還會給予相應物質獎勵，極大激發了村民自治積極性。”
“基層治方能天下安。一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基層治理的根基所在。從我們村的治理實踐來看，《村民自治章程》是把村級小微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是健全和完善鄉村治理體系的制度支撐，是實現鄉村社會善治的關鍵。”方中華如是說。
他進一步表示，各地鄉村的實際情況不一，治理模式千差萬別，只有適合自身發展條件的措施，才是最接地氣和可操作的方案，方林村的《村民自治章程》就是在20多年的時間里不斷修改完善形成的。“必須把實現村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鄉村治理的目標，堅持以村莊為本位、村民為主體，從村民最迫切的現實需求中探尋優化鄉村治理之道。”
方中華建議，村規民約必須加強執行剛性，做到獎罰分明，才能成為村民可以比照執行的更有力行動指南。同時，還要通過做好頂層設計、普及法規知識、建立監督機制等措施，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和互聯網手段，進一步健全運行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
段明龍委員：
建議推進生態補償制度法治化
記者|李卓謙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態與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瓶頸。對此，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的政策措施。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隴川縣司法局王子樹鄉司法所所長段明龍帶來了一份關于推進生態補償制度法治化和完善西部地區生態補償長效機制的建議。
段明龍提出，在實踐過程中，生態補償機制仍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其中一個方面是補償機制不完善，尤其是國家層面的生態補償標準體系尚未建立健全，各地對跨地區生態補償的依據、標準和方式尚未形成共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跨地區橫向生態補償長效機制的建立。另外一個方面是補償資金渠道單一，主要靠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縱向轉移支付，實現途徑也主要是資金和實物補償，產業、技術、人才等多元化市場化生態補償形式欠缺。
為此，他建議推進生態補償制度法治化，加快生態補償立法，固化生態補償成功模式和長效機制，確保生態補償制度充分發揮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調節手段的作用；推進西部生態補償機制長效化；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的績效評價制度，完善西部生態補償長效機制，提高西部地區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的生態補償標準，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