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再審視——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
摘要：全要素生產率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常見概念，但從思想緣起看，馬克思關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認識中蘊含著全要素生產率思想。作為社會化生產條件下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內容，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體現在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范疇上。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重新審視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之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生動寫照。實踐層面，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帶來生產方式變遷，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傳統增長核算不再適用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踐檢驗，有必要從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出發，明確生產勞動所涉部門，由此測算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變動情況更具針對性。立足新時代新征程，作為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平衡好長期與短期、供給與需求、總量與結構等多個方面，在供需協調發展中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 技術進步 技術效率 高質量發展
作者范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劉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學術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再反思·
歷史辯證法的政治修辭呈現——文體視角下的《共產黨宣言》創作史研究
摘要：近年來，在文獻學層面上展開的《共產黨宣言》創作史研究，將恩格斯先行撰寫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和《共產主義原理》納入觀察視野，并與馬克思后來執筆完成的《宣言》定本進行系統比較，廣泛認可了《宣言》創作的“三稿本說”。這種論說精于細部的文獻梳理，但是，如何證明《宣言》定本的原創意味和獨立價值，也隨之成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鑒此，有必要引入一個政治修辭學的解釋框架，借以分析和澄清：(1)“宣言”（manifesto）與“教義問答”（catechism）在文體功能上有什么重大差異？(2)無產階級“宣言”（manifesto）與資產階級“宣言”（declaration）在立論依據上存在著怎樣的實質區分？(3)馬克思執筆的“宣言”（manifesto）如何實現了對各路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根本超越？《宣言》定本的書寫展現了高超的修辭技巧，但對馬克思來說，任何修辭技巧的運用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理論論證的大邏輯，那就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宏闊尺度上展開的歷史辯證法。
關鍵詞：政治修辭 共產黨宣言 歷史辯證法
作者張鳳陽，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京 210023）。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
國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義”謎題及其解答
摘要：以“工具理性”為依據所制定的國家治理理論越精致，其在實踐中帶來的難題越復雜，治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也越緊張，從而產生治理領域的“工具理性主義”謎題。學界從“有限批判”“文化批判”和“徹底否定”角度的解答都無法實現治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也就無法破解這一謎題。馬克思的“實踐”觀點和“社會關系”觀點內在蘊含著對兩種理性的辯證統一傾向，從其理論資源中能開拓出“新型理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奠基在“新型理性”上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治理方案，完成了對治理領域“工具理性主義”謎題的科學解答，不但走出了一條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之路，而且完成了治理理論上的原創性發展，實現了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主義 新型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作者劉新剛，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 100081）。
·文明起源、文明互鑒與文化發展·
文明的歷史含義及其當代啟示
摘要：“文明”和“文化”可以在寬泛的意義上通用。在人類文明的初期，人的自我中心化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現象，但文明成熟的標志卻在于這種自我中心化的揚棄。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人的個體與類之間的積極互動，使人類文明以加速度的方式演進。人的肉體存在與精神存在的分野這一人類學本體論悖論，在東西方文明中都有各自的表現形式。西方文明塑造的現代性存在著文明與野蠻的吊詭和“偽普遍性”的霸權。從歷史的長時段看，人類文明重心是隨著不同的歷史契機而不斷轉移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深刻影響21世紀文明新格局。人類普遍交往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文明互鑒有助于不同民族為人類文明的總體進步提供各自的獨特貢獻。
關鍵詞：文明 自我中心化 超越性 交往 文明互鑒
作者何中華，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濟南 250100）。
中華文明認定標準與發展道路的考古學闡釋
摘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邑、都城是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載體，是中國古代禮制的重要體現。與世界其他文明以金屬器、文字、城市為文明起源的主要標志有所不同，考古發現的禮器、禮制建筑遺址等反映社會禮儀的物化載體，可以作為中華文明起源更為獨特的認定標準。從中國古代都城選址、宮城位置，從“宮廟并列”到“左祖右社”的變化，都城由“雙軸線”到“中軸線”的發展，等等，可以探索中華文明發展的文化基因。中華先民及其后人在歷史發展中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包容特質的祖先認同、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國家認同傳統，是中華文明“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華文明延續五千多年不斷裂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文明概念 文明要素 文明道路 文化基因
作者劉慶柱，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鄭州 450001）。
二里頭文化的文字符號與禮制文明
摘要：近年來，河南偃師二里頭、伊川南寨等遺址均出土了一定數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號，字形上可與商代金文相互對照。同時，二里頭文化發現了成套的陶禮器和青銅禮器，表明該時期正是早期中國禮制趨于完備的階段。晚商金文中一些器物類象形文字，在構型上與同時代器物存在明顯的形態差異，反而與年代較早的二里頭文化器物風格接近，字體創制時間可上溯至二里頭文化時期。這批早期文字是中國古代文明獨立孕育的產物，其發現與解讀，見證了華夏文化禮器與文字的密切關系，以及中國古代文明核心的禮制文脈傳承。
關鍵詞：二里頭文化 符號 文字 禮器
作者袁廣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 100089）。
摩爾根多重意義下的“文明”及其與“國家”的關系
摘要：在“文明”及其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上長期未能取得共識，根本原因在于，學術界一直簡單化地理解和沿用了摩爾根的相關界說。實際上，摩爾根的“文明”至少擁有三重含義：某種特殊的狹義文化，某種特殊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意義上的發展狀態，以及包括前兩者在內的概括言之的人類社會某個特殊的發展階段。以“國家”的出現為坐標，摩爾根“文明”的產生又至少擁有三種不同的時間：狹義文化意義上的“文明”在前，“國家”在后，兩者相差數百年；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意義上的“文明”早于“國家”數百年而出現；后一種“文明”與“國家”幾乎同時產生，或者稍晚出現。摩爾根關于“文明”及其與“國家”關系復雜的多重界說，在邏輯上存在嚴重缺陷。自摩爾根以來流行的用以判別“文明”的狹義文化標志或標準，驗之以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實證材料，也都不具有普遍性。
關鍵詞：摩爾根 文明 國家 邏輯檢驗 實證檢驗
作者易建平，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廣州 510631）。
比較視角下的國家起源動力
摘要：目前，國家起源被理解為一個復雜的過程，諸如生態、農業、人口增長、內部沖突、傳播、戰爭與征服、長途貿易或（和）意識形態等不同因素都有可能產生影響。各種因素的隨機組合，催生了許多不同形式的復雜社會。一個極端是具有等級制度的強大帝國，另一個極端是平序政治實體（heterarchies）和城邦，兩者之間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極為多樣的政治實體。中美洲的瑪雅諸政治實體未見等級結構、貴族控制與集權的證據；熱帶非洲的貝寧巨型社區則建立在超社區政治整合的親屬原則之上。不同的案例中，國家與文明的特征或有所不同，可見國家起源是多線性的復雜過程。
關鍵詞：國家起源 瑪雅 貝寧
作者尼古拉·Н.克拉金（Николай Н. Крадин），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學、考古學及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德米特里·Д.別利亞耶夫（Дмитрий Д. Беляев），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助理教授；德米特里·M.邦達連科（Дмитрий М. Бондаренко），俄羅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前現代治理的比較研究：從分類轉向關系和網絡
摘要：深度依賴考古材料的上古人類研究，大體上仍深陷在源自19世紀中葉的概念和框架之中。正如當時所需，這種經久不衰的框架主要立足于共時性文本和民族志的解釋。這些方法幫助推動了過去半個世紀全球考古發現在廣度和空間（多尺度）范圍內巨大的實證性進展，然而通過它們所做出的研究及綜述也產生了與當下范式預期不符的信息。有些學者便另辟蹊徑。這里概述的新原則和新方法建立在過去幾十年里通過考古學及相關學科所取得的成果之上。所提議的新概念框架探尋各種關聯形態和并行進程，并聚焦于多樣性和相似性的解釋。
關鍵詞：社會網絡 長時段變遷 城市化 治理 集體行動
作者加里·費曼（Gary Feinman）,美國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內高尼綜合研究中心教授。
1768年叫魂案再審視與解讀
摘要：1768年的叫魂案，曾因海外漢學家孔飛力的寫作而廣為人知，《叫魂》一書也頗受好評。但是，通過史料再梳理，與類似案件再對比，可以發現，孔飛力所言的乾隆借叫魂案以整肅官僚的立論并不存在，它不過是同時代君主介入大案的一個縮影，且叫魂案的處理，整體上也是成功的。可以說，不是乾隆制造了叫魂案，而是孔飛力心中的理論前見制造了《叫魂》的寫作。孔飛力的論調，反映了小歷史寫作中的局限，也提醒我們在閱讀海外漢學著作時應當保持必要的清醒和鑒別力。
關鍵詞：叫魂 孔飛力 制造 小歷史 海外漢學
作者茆巍，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上海 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