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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
發布日期:2016-09-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1.   “亞細亞生產方式”再探討

——重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思考

摘要: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對原始社會形態初創性的理論概括,其內涵是以原始共同體土地共同所有制為核心的原始共產主義。馬克思以留存于文明世界中的公社殘片為依據,運用逆向推演和殘片復原相結合的方法,在材料相當缺乏的情況下成功地揭示了原始社會生產關系最基本的特點。將經過抽象而形成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一般”概念,同它依以抽象的素材的亞洲村社及東方社會實態區分開來,是正確理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關鍵。

關鍵詞:亞細亞生產方式 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原始共產主義 逆向推演 殘片復原

作者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836)。

 

2. 中國現代化——比較的視野

編者按:人類的現代化仍是一個未完成的事業,而歷史已經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國的現代化成就充分說明,世界的現代化離不開“中國故事”,聚焦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發現其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點所在,將為現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構貢獻獨特的中國視角。界定現代化、認識現代化的歷史,必須打破西方中心論,更多地關注非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主辦的“第三屆中美學術高層論壇”,邀請國內外學者對此各抒己見,以比較視野來考察中國的現代化范式。本專題的三篇論文,便來自此次論壇。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馬敏指出,中國現代化可劃分為“資本主義近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前者基本以失敗告終,后者則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現代化歷經曲折后終獲成功,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國家政權的力量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對傳統的轉化與“活用”,是現代化活力的源泉。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經驗,對于豐富和發展世界現代化理論有著特殊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陳嘉明認為,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傳統儒家強調單邊“義務論”的倫理須加以反思,創造性地發展一種以權利為本位的倫理觀,使之達到與義務論的平衡。如將儒家作為有助于中國現代化的文化資源之一,就應當更新其道德哲學,以其“仁者愛人”的人文精神為基礎,以尊重人的權利為前提,從道德權利方面為法定權利提供倫理基礎。我們可以在吸納儒家原有的人本主義思想,原有的仁、義等德性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基礎上,將其更新、轉化為具有現代倫理價值、與現代化的需要相適合的、并能夠為現代化的構建服務的學說。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朱蔭貴主張,比較中日早期現代化進程可以發現,政府干預的不同是中日兩國發展道路出現“大分流”的根本原因。工業化開始時,兩國國情有相似之處,但由于兩國政府的性質不同、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目標不同、兩國政府干預的措施和手段不同,以及兩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區別,造成了中日兩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差異。后發政府對國內的經濟干預,相當于改變或重建該國經濟進程演變的道路和舞臺,不同的干預措施和目的,必然給發展帶來根本影響。編輯部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當中,立足當下開展對其道路的不斷思考并提煉新的觀點,努力以學術的方式致力于這一歷史使命的實現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若干思考  馬敏

中國現代化視角下的儒家義務論倫理  陳嘉明

中國早期現代化:與日本的比較  朱蔭貴

 

3. 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的知識觀念

摘要: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的建構中,孔子刪述“六經”奠定了最初的知識系統,并形成了以功能為導向的應用型知識模式,其中事實性知識同時蘊涵著價值訴求。從漢到唐,通過有效的建構與調整,既確保了核心知識的穩定,又實現了知識系統的擴容。《藝文志》通過對知識子系統的設定,使知識系統達到了有機平衡,在繼承孔子知識觀念的同時,增入了知識有限性的內涵。至《隋志》,基于知識性質的分類,安頓了讖緯學與道佛二教,并通過史部升格與化經為史,使歷史知識成為傳統知識的基礎,原本弱化的關于自然世界的認知被進一步邊緣化。清代學者沿此方向,確立起真實性與功用性的知識標準,固化了逼仄的知識視域。起于晚清的現代中國學術全盤接受科學以及整個西學,而傳統的知識觀念實于其中起著導引性的作用。

關鍵詞:六經 傳統知識譜系 知識觀念

作者何俊,哲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國學院教授(杭州 311121)。

 

4. 宋明理學中的“終極關懷”問題

摘要:宋明理學典型地具有中國哲學所蘊含的人文精神。理學家主張在具體修養中追求超越境界,獲得精誠和勇氣,同時悅樂和享受這種境界,這是宋明理學對終極關懷問題理解的重要方面。宋明理學的成立對儒家關于超越性問題理解的提升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探尋超越性的道路上,宋明理學家在功夫論方面的貢獻,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的哲學視域中都是獨特的。通過這種獨特性可以豐富對宋明理學的理解,也能夠進一步從社會實踐層面來理解超越性維度。修養功夫始終落實在社會實踐中,對終極價值的肯定和關懷扎根于現實生活之中,是人對自我超越性的一種探究。

關鍵詞:宋明理學 終極關懷 超越性

作者張學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 100871)。

 

5. 財政轉移支付結構與地區經濟增長

摘要:基于1997—2009年縣級層面數據和中央對國家級貧困縣資格的劃分,采用斷點回歸方法估計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兩類轉移支付資金對地方經濟增長都有正向作用,但是專項轉移支付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大于一般性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具有更高的財力均等化程度,可能會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產生負向激勵,使轉移支付資金對經濟增長的效果弱化。我國在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轉移支付結構時,應當在促進地區間財力均等化(“公平”)和經濟增長(“效率”)之間適當權衡。在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時,應配套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防止地方政府對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低效率使用。

關鍵詞:一般性轉移支付 專項轉移支付 財力均等化

作者馬光榮,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郭慶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劉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6. 市場轉型、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工作組織流動

摘要:利用CGSS2008年調查數據,分析社會成員在分割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組織流動模式及其變遷。勞動力市場分割結構的基礎在于不同勞動部門社會資源分配權力的差異,這種差異進一步導致不同勞動部門的“吸引力”與“排斥力”有所不同,從而影響了人們的組織流動。首要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與“排斥力”都更高,勞動者的離職可能性更低,而跨部門流動可能性更高。在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由于分配社會資源的權力形式發生了轉變,勞動力市場分割結構也會隨之改變,而且這種改變將折射到人們的工作組織流動方面。通過考察社會成員工作組織流動模式的變化,發現中國城鎮社會勞動力市場分割結構從改革之初以體制分割為主,轉變為現在體制分割與市場分割并存的結構。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 工作組織流動 體制分割 市場分割

作者李路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朱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講師(北京 100872);

    王煜,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7. 憲法框架下的協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徑

摘要:中國國家治理的邏輯鏈條表現為:執政黨——政協——人大——人民。執政黨——政協,是以人民政協為載體的政治協商;執政黨——政協——人大,是基于政治協商獲得現實合法性的黨的主張通過人大制度轉為國家意志的過程;人大——人民,是雙向的選舉與依法治國;執政黨——人民,是實質為社會協商的黨的群眾路線的展現。協商民主主要包含“執政黨——政協”中的政治協商,以及“執政黨——人民”的社會協商,二者經由人大制度加以勾連。這在邏輯上決定了黨的領導、協商民主與人大代議民主的內在關聯,形塑了協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徑,即在民主決策過程中,塑造“政治協商——立法協商——社會協商”的制度循環,以此指引現實制度的發展。

關鍵詞:憲法 法治 國家治理 協商民主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作者馬一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 430073)。

 

8. 數據的法律屬性及其民法定位

摘要:計算機數據是不是財產以及其與民法客體的關系問題在民法理論上缺乏基礎性研究,既有的網絡民事糾紛裁判及理論研究傾向于單獨將數據進行客體化和財產化的處理。數據沒有特定性、獨立性,亦不屬于無形物,不能歸入表彰民事權利的客體;數據無獨立經濟價值,其交易性受制于信息的內容,且其價值實現依賴于數據安全和自我控制保護,因此也不宜將其獨立視作財產。基于數據的非客體性,大數據交易的合同性質宜界定為數據服務合同;基于主體不確定、外部性問題和壟斷性的缺乏,數據權利化也難以實現。數據具有工具中立性的本質特征,法律能夠對其實現的規制功能有限。網絡民事糾紛可以區分為工具性和虛擬性兩類,分別適用一般侵權救濟和違反保護他人法律的侵權救濟。

關鍵詞:數據  法律屬性  財產  客體

作者梅夏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  100029)。

 

9. 五四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重構

摘要:經典是傳統文學的核心部分,在文學傳承中起著重要作用。五四作家對傳統文學經典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有所保留和選擇,更以進化、人性人情和民間等標準,重釋和建構了一批新的經典作品。五四時期的經典重構對于近代思想和文學觀有所繼承,但更體現了新的思想視野,是現代精神對傳統文學的再度發掘和創造。經典重構為新文學尋找到與傳統文學的密切關聯點,有效促進了新文學被大眾接受,并給作家提供了民族化的創作資源,從而使新文學避免走向對民族傳統虛無化的道路。這種立足于本土去發現和創造現代的方式,走出了“西化”與“化西”的二元對立,在近現代中西文化關系中具有方法學的意義。文學經典對作家創作、文學和文化傳統意義都是深遠的,五四時期的傳統經典重構盡管也有缺陷,但在今天仍富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五四作家 傳統文學 經典 建構

作者賀仲明,文學博士,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廣州 510632)。

責任編輯:徐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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