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啟蒙理性及現代性：馬克思的批判性重構
摘要：反思和批判啟蒙理性是啟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現代人制衡啟蒙神話及現代性危機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時代政治哲學發展的一個重大理論主題。對啟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從外在的社會歷史發展角度及內在的思想史視域來加以把握、檢審，在充分肯定啟蒙理性及現代性成就的同時，正視其自身的內在矛盾，揭示其所導致的社會危機，并梳理、反思和借鑒后現代主義對啟蒙理性及現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為啟蒙理性及現代性危機提供更有深度與廣度的解決路徑。馬克思把對啟蒙理性及現代性的批判轉化為對資本邏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性重構，把對啟蒙理性及現代性種種弊端的克服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超越，將啟蒙理性批判主題推向制高點，為現代社會向更高形態的發展找尋到方向和道路。
關鍵詞：馬克思 啟蒙理性 現代性 后現代性 資本邏輯
作者劉同舫，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廣州 510631）。
2. 對外開放對中國收入分配的影響——“南方談話”和“入世”后效果的實證檢驗
摘要：對外開放促進了勞動力流動，從而也影響了中國的收入分配，但其對不同類型勞動者收入的影響不盡相同。使用1988—2008年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微觀數據，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兩大重要事件作為衡量對外開放的外生變量，實證檢驗對外開放對中國收入分配的影響，可以發現：對外開放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對城市與農村的影響也截然不同。就“南方談話”后的第一階段對外開放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總體和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就“入世”后的第二個階段對外開放而言，其對總體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入世”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但也帶來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總體收入差距的擴大。
關鍵詞：對外開放 收入分配 勞動力流動
作者韓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劉潤娟，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張俊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
3. 土地集體化與農村傳統大家庭的結構轉型
摘要：根據農村70歲以上老年人的口述史資料，可分析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土地集體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體化時期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的家庭生產與生活情況，以及這三個時期農村家庭結構的變化。研究發現，中國傳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轉型并不是由西方傳統意義的工業化促成的，作為1949年后國家早期工業化策略的農村土地集體化徹底改變了傳統家庭生產與生活的組織方式，改變了父權制度下的代際關系與結構，進而啟動了家庭結構轉型的歷史進程。這一解釋有別于經典的家庭變遷的“現代化理論”。
關鍵詞：土地集體化 傳統大家庭 結構轉型?
作者王天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 100084）；王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唐有財，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上海 200237）。
4. 中國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
摘要：通過對2013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個人數據和社區數據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以經濟整合、社會適應、文化習得和心理認同四個維度測量，發現流動人口的總體社會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維度的融入狀況差別較大：制度約束和結構排斥使得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融入進程嚴重滯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顯融入的差異性；鄉—城流動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動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現出融入的分層性；良好的社區服務與接納環境可有效推進融入進程，凸顯融入的社區依賴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動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聯接影響流動人口的融入進程，凸顯融入的互動性。推進融入既需要個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視、排斥的制度障礙，以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社區氛圍。
關鍵詞：社會融合 經濟整合 社會適應 文化習得 心理認同
作者楊菊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學系教授（北京 100872）。
5. 稅制變遷與稅收法治現代化
摘要：稅制變遷是國家法治發展的縮影，它不僅與政治、經濟、社會等要素密切關聯，更與法律要素須臾不可分割；應從法律視角審視稅制變遷所涉及的各類核心問題，并不斷完善稅制的價值、結構和功能；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特定“時空”，使歷次稅改呈現連續性與差異性、周期性和建構性等多重特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對稅改最基本的法治期待。2014年開啟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應繼承既往經驗，正視現實問題，堅守基本價值，以推進稅收法治和國家整體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關鍵詞：稅制變遷 關聯要素 基本價值 稅收法治
作者張守文，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 100871）。
6. 論刑事庭審實質化
摘要：刑事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其內核是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在審判階段通過庭審方式解決。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實踐中，逮捕“綁架”審判，審理方式以審查案卷筆錄為主，庭前會議實體化，以及法庭審理僅以定罪為中心，均在一定程度上虛置刑事審判程序，使其流于形式。在構建庭審中心裁判機制以及落實“權責一致”辦案責任制的背景下，有必要消除庭審虛化的成因，建構審判中心主義的訴訟結構，實現直接言詞原則的庭審方式，合理定位庭前會議功能，調整定罪與量刑并重的庭審內容，在訴訟制度層面實現我國刑事審判程序的實質化。
關鍵詞：庭審實質化 逮捕中心主義 審判中心主義 言詞審理 庭前會議
作者汪海燕，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成員（北京 100088）。
7. 網絡空間中的政策問題建構
摘要：信息技術正通過網絡塑造一個似乎與自然和社會并列的虛擬世界。在這一世界之中，信息流動突破了所有界限，實現了社會的再度脫域化，以至于物理空間距離不再成為政策問題建構權獲取的障礙。這一方面使社會問題能夠瞬間到達每一個網絡終端，在得到廣泛關注的條件下轉化為政策問題；另一方面，在從社會問題向政策問題轉化的過程中，人們的意愿表達從網絡的任何節點開始，可以自由地進入政策問題建構過程。由此，政策問題不再是既往的地方性問題。同時，政策問題建構權也呈現為在整個網絡空間中的擴散狀況，表現出流動性特征。在流動的網絡空間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進入一個“去中心化”過程。社會結構上的“去中心化”將使人從制度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自主性。網絡結構中的政策問題建構是由自主的個體來完成的，然而由于網絡中的個體處在與他人的共生關系之中，因此是在相互影響和高頻互動的狀態中開展行動的。在此種條件下，政策問題的建構也將在人的合作行動中展開。
關鍵詞：網絡平臺 政策問題建構 虛擬世界 去中心化 合作行動
作者張康之，南京大學服務型政府研究所教授（南京 210023）；向玉瓊，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南京 210095）。
8. 論漢字的表征效應
摘要：作為中國文化的基礎和主要載體，漢字因其自身的獨特性，對于中國人的認知過程和思維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為外在表征的基本形式，漢字表征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別于基于字母的文字表征，而與圖形表征比較接近。這一特點導致漢字使用者在心智活動中更傾向于類比表征以及與經驗相勾連的命題表征，并與直覺、聯想和實質推理模式相適配，而限制了超驗的抽象概念、超驗的命題表征和形式推理的發生和發展。結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偏向于經驗和實用，同時基于直觀和抒情的文學藝術也得以繁榮。
關鍵詞：漢字 表征 認知
作者酈全民，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上海 200241）。
9. 近代中國小說興起新論
摘要：晚清時期盡管經歷了“小說界革命”，但小說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承認。事實上，近代中國小說的興起不僅與“小說界革命”的倡導有關，而且同特定歷史階段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傳播等領域所發生的種種變革密切相聯。這具體表現在：民國建立后，政體變化帶來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文化意識形態趨于包容，加之商業資本的推動，促使“小說界革命”的后續社會效應得到顯現，小說禁忌的“閘門”終被開啟。其后小說文運漸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小說”的總體看法，這又與知識的社會建構密切相關。以更為開闊的視野探討近代小說之興起，有助于重新認識民國初年在中國文學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位置和作用。
關鍵詞：近代中國 小說 興盛 外部環境 漸變
作者喬以鋼，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 300071）；宋聲泉，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武漢 430072）。
10. 先秦社會最高權力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先秦社會的最高權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現。夏商之“王”雖是社會最高權力的實際掌控者，卻受到神靈世界的束縛。周天子挾“天命”以令諸侯，王權雖然增強，但被牢籠于宗法與分封制度之下。隨著宗法分封制度頹壞，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主手中的權力遠勝于前，民眾亦形成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民本”理念成為當時先進思想家與有識之士的共識，各國君主亦以“民本”為君權張目。專制君權在戰國后期方粗具規模。先秦社會最高權力由弱而強的演變之路，即漸次擺脫神權束縛、制度牢籠和民眾輿論羈絆的過程。
關鍵詞：神權 君權 民本 先秦社會
作者晁福林,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