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治國的偉大綱領——對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認知與解讀
張文顯（國家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摘要：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髓可以用三個關鍵詞概括，這就是“新起點”、“總目標”、“總路線”。新起點：以四中全會為標志，中國法治建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站在了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偰繕耍喝嫱七M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偮肪�：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偰繕耸秦灤稕Q定》全篇的主線，是依法治國的總抓手；總路線是貫穿《決定》全篇的紅線，保證法治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推進。
關鍵詞：十八屆四中全會； 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2. 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
何家弘（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720）
摘要：法治國家建設包括立法和施法兩個環節。當下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心應該從立法轉向施法，因而要提升司法裁判的水平。世界各國司法判例制度的起始狀況大同小異，英美法系國家所走的是從判例法到判例法與制定法相結合的道路，而大陸法系國家所走的是從制定法到制定法與判例相結合的道路。二者的路徑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達致了制定法與判例制度的平衡。中國現行的指導性案例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判例制度的雛形，但還存在若干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司法判例制度的完善程度體現了法治國家建設的發展水平。
關鍵詞：司法判例； 指導性案例； 法治國家
3. 行政訴訟與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
王理萬（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行政訴訟制度不僅意味著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也意味著中央權力對地方權力的監督和控制。行政訴訟具有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法制統一、協調地方競爭、調節資源配置的功能，從而建立起中央司法權對地方立法與行政的制衡，保障了國家法制的統一。通過審查地方政府行為和立法的合法性，行政訴訟制度可以規制地方政府間的競爭，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為，確保地方競爭在中央的可控范圍之內。此外，經由司法政策和具體案件的裁判，行政訴訟成為中央與地方之間資源調配的重要方式。從國外的經驗觀察，通過中央對地方的司法監督，有利于形成統一的法律秩序，協調處理地方政府間的矛盾。而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法修改，也為其上述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制度契機。
關鍵詞：行政訴訟； 央地關系； 司法審查；地方競爭； 資源配置
4. 念斌被再度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問題法理研判
龍宗智（四川大學 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我國刑事偵查實行“程序性偵查發動配合強制偵查的授權原則”，立案與確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程序意義。只有在發現能夠證明原判“確有錯誤”，從而“影響定罪量刑”的新證據時，才能將受無罪宣告者再次確定為嫌疑人。而從現有情況判斷，念斌被再度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缺乏達到法律要求的新證據。因此對其再度立案缺乏法律依據，且損害當事人合法權利，沖擊裁判既判力和審判權威。立案機關應當及時糾正，檢察機關亦應實施法律監督。由此案反思，應當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立案及確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完善既判力法則，有條件地確認“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還應當完善司法監督和司法救濟制度。
關鍵詞：念斌； 立案； 犯罪嫌疑人；雙重危險； 正當法律程序
5. 司法權中央事權化：法理內涵與政法語境的混同
楊清望（中南大學 法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2）
摘要：司法權本質上屬于中央事權的判斷為中央統一開展司法改革提供了理論前提，但是這種判斷卻將司法權的法理內涵和本質規律與政法語境下的政治要求混同起來，從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的難題。司法改革必須首先回到司法本質屬性上來，遵循司法權的內在運行規律，才能在救濟權利、定分止爭和制約公權的基礎上，更好發揮其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功能。
關鍵詞：司法權； 法理內涵； 政法語境；司法地方化； 司法行政化
6. 論司法質量的優化與評估——兼論中國案件質量評估體系的改革
施鵬鵬 王晨辰（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中國司法機關開始積極探索績效評估、案件質量考評等制度。經過多年探索，中國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在強化司法管理、優化司法質量等方面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但也凸顯了諸多弊端，如評估目標定位不清、地區差異考慮不夠、定量方法過度偏重及司法用戶欠缺關注。從比較法的角度考量，司法質量的優化及評估最早發端于美國，之后影響了歐洲大陸及世界其他國家。各國優化司法質量的手段具有多樣性，決策者盡可能在“司法官獨立”與“質量評估”之間作策略性調和。在優化模式上，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及法國等代表性國家多采用程序型、管治型、管理型及結構型模式優化司法質量，并對世界其他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案件質量評估體系的改革應立足域外經驗，結合本國實際，取長補短，在既定政策框架下確立更符合司法規律的改革路徑。
關鍵詞：司法質量； 優化模式； 評估體系；改革
7. 中國地方法院競爭的實踐與邏輯
高 翔（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1120）
摘要：競爭是中國地方法院重要的行為方式，體現出發展目標、審判質效、服務地方、制度創新、司法知識五類競爭樣態，競爭背后具有深厚的背景、主體、制度生成基礎，還存在司法政績利益驅使等外部動力機制。地方法院競爭在推動司法制度變遷，一定程度促進司法地位提升和司法發展轉型的同時，也加劇了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競爭目的功利性抵牾司法理性，競爭場域封閉性影響司法品質。裁判者利益無涉的定位決定地方法院邏輯上不應成為競爭主體，新一輪司法改革遏制了地方法院服務地方的競爭，但在實踐中可能加劇法院系統內部競爭，需加強制度保護使地方法院秉持中立客觀立場。
關鍵詞：地方法院競爭； 行政化； 地方化；司法改革
8. 嚴明與矜謹：《折獄龜鑒》的核心審斷理念
呂 麗 高 晨（吉林大學 法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摘要：嚴明與矜謹，是貫穿于歷代案例集《折獄龜鑒》中的核心審斷理念。夫嚴明者，謹持法理，深察人情也；夫矜謹者，哀矜折獄，審謹盡心也。凡折獄理刑，古之用法者秉承“主于嚴明，佐以矜謹”的司法準則，力求罪與刑相應，法與情兩平，哀矜與審謹相輔承，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慎刑觀的基本要求。其理論基礎是儒家的中道、仁道與恕道。嚴明與矜謹的理念是中國古代司法審斷經驗與司法智慧的傳承與凝聚，予歷代折獄之官參考模范，亦給后世司法者以鏡鑒啟迪。
關鍵詞：司法理念； 嚴明； 矜謹； 折獄龜鑒；慎刑觀
9. 再訪拉德布魯赫公式
雷 磊（中國政法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8）
摘要：拉德布魯赫公式具有普遍的法理論意義，既有研究可以分為描述、規范-分析與適用三個層面。在規范-分析的層面上，該公式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否認公式與不能容忍公式。以二元論討論框架為基礎進行分析，否認公式是法概念命題，體現文化相對主義，屬于觀察者視角下理論理性的范疇。而不能容忍公式是法效力命題，體現倫理學相對主義，屬于參與者視角下實踐理性的范疇，兩者的性質并不相同。盡管如此，在司法適用時否認公式卻可能構成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條件”。理解拉德布魯赫公式的關鍵在于把握拉氏的法理念學說，即正義、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拉德布魯赫公式； 法概念； 法效力；法理念； 必要條件說
10. 多元法條主義
劉 星（中國政法大學 法學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多元法條主義”是一種重要的法律現象。其出現原因甚多，而法律實踐中知識判斷、價值判斷和實用策略的分歧及其對法條選擇的分散引導，尤其是法律職業內部本身關于法條的法學法律知識或明顯或隱蔽的分歧，為至關重要的原因。多元法條主義機制的核心既在于法條的知識理由的持續對壘和搭建，又在于各類其他理由爭論需圍繞這種對壘和搭建而展開。對多元法條主義的實然研究及其意義的闡明具有重要的法學價值，它既可澄清法學界長期以來關于“法條主義”的教條之誤，又可拓展對法律實踐和法學實踐的深入理解。
關鍵詞：多元法條主義； 一元法條主義；知識理由； 法學價值
11. 論“利益”的解析與“衡量”的展開
蔡 琳(南京大學 法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摘要：之所以對于利益衡量依然存在“無法精確把握”的感覺和“恣意性”的批評，是由于研究者將研究的重點過于集中于“利益”而非“衡量”，并且對于“利益”的解析層次也流于簡單�！袄妗钡慕馕龇譃槿齻�層次：橫向的完整性考量、縱向的評價位序和不同利益之間的理由層級�！昂饬俊辈⒎潜容^，而是在個案中通過理性化的思考尋求衡平的方式。利益衡量的運用必須考慮不同法領域和不同情境而有所限定。
關鍵詞：利益； 衡量； 方法論； 限度
12. 量刑失衡歸因論
蔡曦蕾（北京警察學院，北京 102202）
摘要：中國司法實踐中存在量刑失衡這一觀點幾成定論，對于導致量刑失衡的原因，學界展開了廣泛地探討，筆者將其歸納為自由裁量權濫用類原因、立法者過錯類原因與自由裁量權誤用類原因三類。然而，就以往對于量刑失衡歸因的研究上，更多基于邏輯分析，缺乏實證探求精神�；诖�，通過采用量刑實驗分析、生效刑事判例數據分析、法條文本對比分析等方法，對于前述認定的導致量刑失衡發生的原因進行實證檢驗，最終證否了邏輯上認定的導致量刑失衡發生的多數罪因，僅余修正處斷規范粗疏這一個原因，進而衍生出對傳統估堆量刑法的質疑，提倡通過引入量刑指南制度，修改法官的量刑方法，以最終克服量刑失衡。
關鍵詞：量刑失衡； 歸因論； 實證分析
13. 以刑定罪的知識生產——過程敘事、權力邏輯與制約瓶頸
周建達（南京師范大學 法學博士后流動站，江蘇 南京 210023）
摘要：以刑定罪是轉型期中國刑事法官籠罩在多重司法壓力陰霾下所進行的一種“法律的非正式運作”。它是一種主動與被動相結合、體制與機制相策應、規范與情理相交織的實踐理性產物。諸如“轉型期中國”、“壓力型體制”、“司法治理化”以及“罪刑不典型”等，表明其生發與存在有著歷史的必然性與現實的合理性。而即便暫時拋開其刑法教義學上的正當性問題不談，僅就當下中國刑事司法場域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化的體（機）制、緊張的法檢制約關系、嚴格的錯案責任追究以及隱秘的技術經驗傳播等而言，其均對其知識出產與拓展形成現實制約。這就決定了，這種“逆向型”的定罪思維或邏輯，不可能成為一種個案裁判意義上的“普適性知識”，而只能以一種疑難個案“處理術”的方式隱性存在。
關鍵詞：以刑定罪； 定罪思維； 權力邏輯；制約瓶頸； 壓力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