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研討：法治、緊急權與例外狀態】
1.系統論觀察下的緊急權：例行化與決斷
作者：賓凱（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以社會系統論作為觀察框架，把緊急權的運作置于法律系統和政治系統的“結構耦合”關系之中，有助于克服純教義學中緊急權理論的封閉性和狹隘性。透過系統論的視角，追求“治理”與“法治”雙重目標的緊急權，必然面臨“決策悖論”問題。在“功能去分化”的緊急狀態下，緊急權的運行條件可被區分為“例行化空間”與“決斷空間”。在“決斷空間”中，緊急權需要遵循政治系統的“目的理性”，以回應自然和社會的環境復雜性。落入“決斷空間”的緊急權，難以用法教義學通說中的“比例原則”“基本權利不可克減原則”和“程序正義”對緊急決策加以絕對約束。緊急權在“決斷空間”中面臨的“決策悖論”，可以“目的綱要”嵌入“條件綱要”的“再條件化”方式加以展開。在決斷空間中，相比“合法律性”的要求，緊急權執行主體的處置經驗、政治責任感以及社會信任等，作為政治正當性的要素，是更為重要的決策限制性因素。
關鍵詞：緊急權；社會系統論；再條件化；決策悖論；盧曼
2.例外狀態與文化法治國
作者：張龑（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漢斯·凱爾森的國家與法律同一的法治國家觀揭示了國家的規范性特征，而例外情形的出現，使得卡爾·施米特的政治國家觀與黑格爾的倫理國家觀成為法治國家觀重要的理論對手。然而，關鍵問題不在于國家的政治性與倫理性，而在于凱爾森所忽略的規范性的品質問題。不同的規范性之品質對應的是不同的文化法治國觀念。按照拉德布魯赫的觀點，文化是跨人格間生成的作品。文化的本體是連屬關系，而契約關系以及交往關系都是文化的輔助性要素。只有建立以連屬文化（“一家親”文化）為主、商業文化與公共商談文化為輔的價值評判和法律規范體系，才能提升文化法治國的規范品質，更好地抵御各種例外狀態的發生。
關鍵詞：規范性的品質；例外狀態；文化法治國；連屬關系；國家治理
【專論】
3.金融風險的協同治理及法治實現
作者：靳文輝（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現代金融市場表現為多層次、多主體、多環節的資本疊加、行為疊加和技術疊加，各種訴求、規則和價值之間的互嵌、沖突和對抗普遍存在，蘊含的風險繁雜多樣，對金融風險的治理需要政府、社會和市場等機制的協同才能完成。從形成基礎上講，政府、社會和市場機制的治理能力及邊界，以及金融風險的系統性、復雜性和治理所需知識的多樣性，是金融風險協同治理的邏輯基礎和現實依據。從構成要素上講，法權要素、主觀要素、結構要素和知識要素是金融風險協同治理機制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需要通過對治理主體間權利和權力的合理配置、治理主體間信任關系的法治促成、網絡聯接狀態的法治強化和知識共享的法治保障來落實。從實施過程來講，行政指導、行政契約、行政授權、行政委托和行政輔助行為是金融風險協同治理的主要行為類型，法律激勵、責任機制和過程約束是法治視角下金融風險協同治理行為展開的主要路徑。
關鍵詞：金融風險；協同治理；法律機制
4.刑事追訴時效制度的體系性詮釋
作者：王鋼（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當代時間哲學與系統論表明，刑法只能根據其結構和功能選擇性地對過往罪行予以回溯。刑法的目的和任務在于通過維護行為規范的效力保護法益，因此，應當僅將對之科處刑罰有利于確證行為規范有效性的罪行評價為仍然與現時社會生活相關的刑事不法。追訴時效標示著罪行的不法關聯性的時間界限，追訴期限屆滿意味著相關罪行不再構成刑事不法。追訴時效是不法排除事由，屬于實體法上的制度，應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認定其溯及力。在認定追訴期限的起算和終止時點、法定刑升降格條件的影響、核準追訴的條件以及追訴時效的中斷和延長時，也應當基于不法關聯性消逝說，結合相關罪行對于在現時社會中構建規范效力的影響進行判斷。
關鍵詞：追訴時效；不法關聯性；溯及力；時效中斷；時效延長
5.搜查、扣押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功能及其實現
作者：白冰（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監察法》最新確立了搜查、扣押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該制度的功能有兩個方面：第一，權力規范。以令狀主義為代表的權力制衡模式在我國難以實現，以同步錄音錄像為代表的權力規范模式應運而生。錄音錄像制度可以對搜查、扣押活動從過程與結果兩個方面予以規范。第二，證據鑒真。同步錄音錄像的興起可以彌補以筆錄鑒真的缺陷，豐富鑒真方法，也適應電子數據鑒真的需要。搜查、扣押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功能的實現，有賴于錄音錄像全程錄制、妥善保存、隨案移送、方便調取、辯方質證。需要注意的是，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未來要真正地實現刑事程序法治，必須打破偵查程序的高度封閉性，建立強制處分的司法審查機制，推進審判中心主義，完善被追訴人權利的保障體系。
關鍵詞：同步錄音錄像；權力規范；證據鑒真；隨案移送；司法審查
6.轉譯、挪移與反響：20世紀前期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過程中的國際法運用
作者：卓增華（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來，國際法史的研究開始逐漸擺脫歐洲中心主義，重視非歐洲地區在國際法發展中的作用。這些研究成果強調，以南美洲國家為代表的邊緣國家在19世紀末參與到國際法討論之中，為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爭取平等地位。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外交官和國際法學人也充分參與到國際法世界之中，以國際法為武器，維護國家利益。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法問題之核心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因此，中國在20世紀早期對國際法理論和概念，特別是生存權和情勢變更等，積極進行引入、轉譯和重新解釋，以期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提供國際法依據。20世紀早期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過程中的國際法運用，在國際法世界也引起了廣泛討論。可以說，在國際法的近代發展過程中，中國不是無聲的背景和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發揮著自身創造性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國際法；不平等條約；歐洲中心主義；生存權；情勢變更
【視點·建設中國特色法治體系研究】
7.行政訴訟變更判決的適用范圍及限度
作者：梁君瑜（武漢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為了配合“解決行政爭議”的立法目的，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對變更判決作出調整。以行政處罰“明顯不當”取代“顯失公正”，雖未擴大該判決的適用范圍，但因撤銷判決的審查標準新增“明顯不當”，故在體系解釋下對變更判決中“明顯不當”的理解也受到影響。“明顯不當”屬實質合法性審查的范疇，其適用范圍應限于行政行為的處理結果（法律效果），并應以理智公民所能感受的“明顯”為準。變更判決適用范圍之擴大，反映在“其他行政行為涉及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也“可以判決變更”。“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除包含學理上的顯然錯誤外，也包含因與款額相關之事實或法律的認定或適用錯誤而引發的結果錯誤；“可以判決變更”除賦予法院選擇變更判決或撤銷判決的空間外，也面臨給付判決與變更判決競合時的選擇問題。變更判決的適用范圍存在兩個限度：被告裁量權縮減至零與禁止不利變更原則。而“‘行政處罰明顯不當’僅適用于財產罰”“變更判決僅限于法定幅度內的變更”之觀點，不應作為該判決的適用限度。
關鍵詞：變更判決；明顯不當；顯然錯誤；裁量縮減至零；禁止不利變更
8.動態質押監管人的角色定位與義務承擔
作者：陳本寒（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動態質押監管人的角色界定取決于對監管協議性質的認定。將監管協議界定為兼具委托合同與倉儲合同的混合合同，監管人兼具“質權人的受托人與質物的倉儲保管人”雙重身份，并在其法律適用問題上采“結合說”的觀點，對監管人應承擔的法定義務分別準用委托合同與倉儲合同之規定，有利于我國司法實務處理動態質押糾紛時，準確說明監管人法定義務的來源；有利于立法與學理區分動態質押監管人與浮動抵押代管人在功能價值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同時，我國未來立法在規定監管人資質條件時，應當區分立法規定的資質條件與質權人自由選擇監管人的標準之間的差異，監管人資質在法律上只需具有商事主體資格和倉儲經營資格即可。
關鍵詞：動態質押；監管人；法律地位；資質條件；法定義務
9.《民法典》視域下共同危險行為規則解釋論
——基于案例統計的分析
作者：季若望（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共同危險責任的探討由來已久，但學界至今仍未曾真正深入地以我國實際案例為基礎探討，《民法典》第1170條也未對此作出回應。在對796件案例抽樣分析后，發現司法實務中存在請求權基礎不明、構成要件標準不一、損害賠償的責任份額認識不清等問題，重構實有必要。從構成要件來看，共同危險責任的“危險性”應當包含行為的致害可能性、行為的同類致害性和危險的不合理性。而對“共同”的理解應當是“與致害事實緊密相關的最短時間間隔”。從損害賠償的計算來看，責任份額的確定應當以“非平均分擔”為原則，以“平均分擔”為補充，具體的判斷標準有過錯程度、危險行為的可歸責性與致害可能性等，而大數據技術對相關關系的探尋可能會促進判斷標準的精細化。
關鍵詞：共同危險行為；侵權人不明；比例責任；大數據
10.論集體研究型犯罪中表決者的刑事歸責
——以反對者、棄權者以及匿名表決的場合為中心
作者：毛乃純（鄭州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關于集體研究型犯罪中表決者的刑事歸責問題，我國通常是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認定為單位犯罪，而且各表決者之間成立共犯關系。但是，在集體研究中存在反對者或者棄權者的場合以及匿名表決產生不法決議的場合，就難以采用這種歸責方式。相比較而言，作為自然人犯罪進行個別歸責的方式則更具有合理性。反對者由于明確表達了反對不法議案的態度，因而原則上不承擔刑事責任；但是，在滿足了接受不法決議和提供不法決議能力這兩個條件的例外場合，仍可以對其進行刑事歸責。雖然棄權本身是一種既非贊成亦非反對的中立態度，但是鑒于表決者負有保障消費者安全的刑法義務，因此，當棄權者客觀上能夠阻止不法決議產生、主觀上對于不法決議的產生以及自己能夠阻止不法決議產生的事實存在認識或者預見時，就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在匿名表決的場合，必須貫徹責任主義和“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否定表決者的刑事責任，不能以證明困難為由突破這些刑事法的基本原則。
關鍵詞：集體表決；反對者；棄權者；匿名表決；刑事歸責
【爭鳴】
11.錯誤匯款返還請求權優先地位研究
作者：黃赤橙（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通說認為匯款人對于錯誤匯款享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屬于普通債權，不具有優先地位，該觀點值得反思。學說上側重對“貨幣占有即所有原則”的反思，提出價值返還請求權說、存款債權所有說、代償取回權說、推定信托與衡平留置說以賦予錯誤匯款人優先地位，但各說均有不足。債權通常不能排除強制執行，也不能在破產中作為取回權的依據，如果要賦予債權優先地位，需要有特別的正當性理由。風險承擔理論與一般債權人地位不變理論構成債權獲得優先地位的正當性理由。錯誤匯款案型，匯款人作為非自愿債權人，沒有承受債務人將來不能清償債務的風險，并且賦予其優先地位不會損害債務人之一般債權人在假使無不當得利發生時本應處的地位，因此滿足賦予債權優先地位的正當性理由。一般債權人地位不變理論要求錯匯款項滿足特定化要求。對于特定化的判斷標準，司法實踐呈現出從嚴到寬四種標準，其中最嚴苛的標準是賬戶要以特戶、封金、保證金等特殊形式特定化，最寬松的標準是允許款項混合，但是不允許款項流出。規則設計上，宜進一步放寬，采用中間最低余額標準，在款項發生流出時也承認特定化。
關鍵詞：錯誤匯款；不當得利；返還；優先地位；最低中間余額
12.“法益恢復現象”：適用范圍、法理依據與體系地位辨析
作者：劉科（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當前，“法益恢復現象”的概念運用比較混亂、尚未形成規范的話語體系，出罪化的法理依據眾說紛紜，體系地位模糊不清。將“法益恢復現象”中的前行為限制在“輕微罪行”、將侵害法益限制在特定法益的觀點并不完全妥當。“法益恢復現象”出罪化的法理依據在于報應刑和預防刑的缺失，而“違法性減輕說”“違法性消除說”混淆了犯罪既遂成立的時間節點，引發了犯罪構成體系的邏輯混亂；“法益保護的可逆性路徑”“恢復性制裁的法理”混淆了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界限，均不宜作為“法益恢復現象”出罪化的法理依據。關于法益恢復行為的體系地位問題，“刑罰論組成部分說”相對更為合理，但該說應當對在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不追究刑事責任是否違反《刑法》第3條前半段的規定作出合理解釋。
關鍵詞：法益恢復現象；贖罪；個人刑罰解除事由；犯罪合作模式；條件性處罰機制
【評注】
13.《民法典》第195條評注之一（訴訟外請求、義務承認）
作者：楊巍（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民法典》第195條是訴訟時效中斷規則的基礎規范。訴訟時效的制度價值決定了時效中斷規則的解釋和構建。權利行使型中斷事由的正當性依權利行使說可得到解釋，義務承認型中斷事由的依據是對權利人“信賴”的保護。訴訟外請求是權利人直接向義務人要求實現權利內容的意思通知，權利人請求“確認權利”亦構成訴訟外請求。義務人承認義務有效存在的，即推定其具有同意履行的意思，除非其表達了相反意思。
關鍵詞：時效中斷；訴訟外請求；義務承認；意思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