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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根據《黃帝四經》的記載，黃帝創造和傳播了法治與德治及個人自由的觀念；而且自黃帝始，這些觀念就已出現在中國社會。本文先將源于黃帝的中國思想與當代中國理論熔為一爐，強調黃帝的思想與實踐構成中國法治與德治科學觀的基礎。之后將西方的科學觀念概括為"萬物皆為信息"。因信息學認為比特為萬物的本原，而物理學認為反熵導致了秩序和生命，同樣，黃帝倡導的"先予后取"原則就是人類秩序的本原。最后，本文揉合中國思想與西方的科學觀，凝煉出黃帝思想體系的核心所在：法治與德治科學觀的反熵運行體系。這個體系奠基于"先予后取"原則，取就是熵，予就是反熵。在人類社會中，反熵組織創造和分配了秩序，因此可以將其表述為所有可欲物的創造和分配都是取（反熵)與予（熵)之間的交換。就向所有人更公平地創造與分配可欲物而言，反熵運行體系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明的最強大、最有效率的體系。

具體講,中國法治與德治科學觀體現為五條天命：仁、義、權利和義務一體、楊朱六大自由、一個管制而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更具體地涵蓋四個部分：商鞅關于法治的科學觀、孔子提出的互惠正義與道德黃金律、老莊的自然無為思想、楊朱的的"為我"思想以及"六感"基礎上的六大自由。

在中國法治與德治科學觀的框架內，我們可以設計一個反熵機制，通過它能產生充足的可欲物，增加每個公民的財富、仁愛、力量和正義，滿足所有人的需要。我們可以更好地創造、再創造、分配、再分配所有的可欲之物，更加公平地分配已累積的財富、仁愛、力量和正義。

內容提要：19世紀末的自由法學認為，實在法是存有漏洞的，法官的任務便是進行漏洞填補。為解決法官"法律約束"與"個案正義"難題，自由法學將法官裁判區別為"主觀動機"與"客觀論證"結構，并將法律約束置于"客觀論證"層面，通過公開論理使暗含在判決中的法官"主觀動機"以客觀化的方式展示出來。對此，純粹法學通過法位階秩序理論予以批判，然該批判誤解了自由法學的理論訴求，同時也就無法洞悉司法過程的真實狀態。

內容提要：公共領域是一個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在網絡信息時代，新媒體的出現使承載輿論的公共領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導致了"公共領域的第三次結構轉型"。2009年以來，多宗演變成影響性事件的司法案件表明，當下中國的司法恰逢公共領域轉型和社會轉型的雙重變奏，其運作的過程和裁判的結果深受輿論的影響甚至左右。為了在輿論與司法之間培育起健康的關系，必須既保障開放的輿論空間，又保障依司法獨立運行，并通過司法的透明化贏得社會公眾對司法的信任。

內容提要：刑法的目的是刑事立法與司法的界限，是刑法學最為基本的問題。自啟蒙以來，德日刑法目的觀的不斷流變表明，刑法目的由其所處的時代精神決定。在蔑視人權、專制統治時代，強調刑法目的是維護國家道義、社會倫理；在提倡保護人權、重視憲法、實行法治的時代，強調刑法目的是保護憲法性法益。當前，德日兩國刑法學界一般認為，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憲法性）法益，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應將單純違背社會倫理而沒有任何外部侵害性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

內容提要：我國《民事訴訟法》在第四編"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中規定了無條件的被告財產管轄權，司法實踐亦遵循此規定，但被告財產管轄權在涉外民事訴訟管轄權領域是極富爭議的問題。對此問題進行比較法考察，既有制度借鑒的理論意義，也有考察被告財產管轄權被國際社會接受程度的現實意義。德國、美國和歐盟布魯塞爾管轄權體系是三個最有影響的涉外管轄權體系，比較法考察表明，被告財產管轄權在傳統上都被承認，但近幾十年普遍受到了限制。從現實主義出發，結合原、被告利益的平衡、各國競相擴大管轄權的現實以及涉外判決執行的需要，我國應保留被告財產管轄權，但應視我國涉外管轄權體系的未來變動情況對其給予合理的限制。

內容提要：英美法國家具有復雜的科學證據采信結構，其用意在于通過加強法官對科學證據證明力的實質性審查，抵消專家證人由于當事人的聘請而產生的"當事人性"以及對陪審團的誤導，這種思路是對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二元審判結構以及對抗制的合理反映。但同時這種結構也帶來一些問題,在事實認知上表現為"認知錯位"與"認知過度"。而大陸法國家科學證據采信結構比較簡單，科學證據作為一種中立的證據方法，由法官依職權調查和自由心證完成，有利于科學證據以本來面目出現。但這種結構的主要問題是與自由心證奉行的理性原則有一定的沖突，這在事實認知上表現為"認知不足"。

內容提要：《法國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已經走向深入，成為當前法國民法學界的重大事件之一。保守派和改革派圍繞三部改革草案展開的激烈論戰，展現出對待《法國民法典》以及由其開創的法國合同法傳統模式的截然不同的兩種立法思想。是修改還是重立？三部改革草案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改革背景的還原揭示了法國合同法的法典化既是出于法國民法內在的結構性和實體性需要，也與歐洲私法一體化和商業合同國際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對三部改革草案及其引發的學術爭論進行剖析，可以發現經典的合同自由原則和合同強制力原則正面臨深刻的危機。而合同的社會化和人道主義觀念催生出對合同有用性、公正性和道德性的規則設計，并導致法官裁量權的擴張。因此，意識形態的沖突成為此次法的斗爭的根源。

內容提要：以思考如何在存在社會分裂的國家中保持政治穩定為目的，本文首先討論了李帕特提出的區別于英美多數主義民主的協商聯合民主理論，然后重點借助憲法實例分析該理論的特征與制度實踐形式，并在全面比較荷蘭、比利時和瑞士三國在實踐協商聯合民主不同成敗結果的基礎上，對在分裂社會中求得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憲法設計應當注意的事項進行了討論。

內容提要：英美誹謗法為實現保護言論自由和尊重個人名譽的平衡，設計了諸多精細的特殊抗辯事由，包括以真實性作為完全抗辯的依據；涉及公共利益的、基于事實的、真誠的公允評論；法律授予特殊場合的特權抗辯（絕對特權和受約制特權）及制定法規定的嚴格責任抗辯事由。這些抗辯事由使英美法誹謗法實現了法益平衡的目的。

內容提要：格夫根案的大審判庭裁決反映出歐洲人權法院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的完整立場，即對通過酷刑獲取的任何證據和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言詞證據實行自動排除，對以非人道待遇取得的實物證據根據比例原則決定是否排除，對非法證據的派生實物證據根據利益權衡原則決定是否排除，并以公正審判權作為適用排除規則的重要尺度。在刑事司法準則日益國際化的背景之下，該立場反映了排除規則發展的整體趨勢，對我國排除規則的完善有較強的借鑒意義。立足本土法律實踐，反思與國際人權基準之間的脫節與落差，將排除規則納入公正審判權的保障體系，是排除規則發展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