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法學》2009年第2期目錄、摘要、關鍵詞
編者絮語 張明楷 5
從刑事責任理論到責任主義——一個學術史的考察 陳興良 6-24
摘 要：刑事責任是我國刑法理論中的熱點之一,它既關系到犯罪構成的體系性建構,又涉及刑法學的內在邏輯結構。本文在收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采用描述性的方法,對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蘇聯的刑法理論為背景的刑事責任的理論探討加以細致地敘述,并且對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以德日的刑法理論為參照的責任主義的話語內容進行具體地闡述。本文尤其揭示了從刑事責任到責任主義的知識轉型過程,以此作為我國刑法學術史演進的一個范例。本文是作者關于我國刑法知識的當代轉型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對于理解我國的刑法學術發展具有參考價值。
關于“刑事責任”的另一種理解 黎宏 25-38
摘 要：我國刑法中的刑事責任,除了具有"犯罪的法律后果"之外,還應當具有"主觀譴責"的內容。"主觀譴責"意義上的刑事責任,作為認定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構成犯罪并要承擔相應責任的前提,具有重要意義;在現有的犯罪構成體系之內,能夠為其找到一席之地。
責任主義原則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考察 梁根林 39-59
摘 要：現代刑法是責任主義刑法,責任主義原則是法治國國民自由保障之基石。但責任主義原則并非沒有任何例外的教條�？陀^處罰條件是基于刑法以外的目的設定即控制風險的公共政策需要而設置的犯罪成立條件,是責任主義原則的例外�，F代刑法體系中刑事責任基本原則與刑法例外規范共生共存的現象具有規律性�，F代社會的刑法既要恪守刑事責任基本原則,以保障國民自由與安全,又要根據控制風險的需要,合目的、有節制地對刑事責任基本原則創設諸如客觀處罰條件等必要的例外。
關鍵詞：責任主義; 客觀處罰條件; 原則; 例外; 風險控制;
規范責任論視野下的違法性認識與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 吳學斌 60-70
摘 要：不管從何種意義理解違法性認識的內容,違法性認識都不可能是犯罪故意成立的要素。違法性認識與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是超法規的、獨立的主觀要件,是規范責任論的核心。我國《刑法》第14條的規定既包含了主觀的認知因素,又包含了客觀的規范評價因素。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的判斷應該從行為人自身與客觀附隨的狀況兩個層面綜合判斷。
關鍵詞：規范責任論; 罪責; 違法性認識; 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
再談民法與憲法的關系 趙萬一 71-84
摘 要：憲法與民法的關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同時也關乎對《物權法》等基本民事立法合理性、合法性的評判問題。民法內容固然不能直接與憲法規定相抵觸,但民法中大部分有關公民權利的規定并非直接基于憲法的授權,更不是來自于統治者的恣意妄為,而是來自于對人的自然權利的立法確認。財產權是民事權利的核心,因此它應當受到法律的特別保護。憲法作為根本法主要是在政治的意義上被強調,而不是在規范的意義上被重視。民法由于調整對象的基本性,因此構成政治生活的基礎,當然也成為憲法賴以發揮作用的根本之所在。
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金融監管模式的選擇與完善 周友蘇; 廖笑非 85-99
摘 要：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次全面檢驗。通過分析美國監管模式的弊端以及政府應對危機的所作所為,我們發現,在防控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安全上,加強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應當如影相隨,并且政府的威權和作為在現代金融監管中不可一日缺位。同時我們還認為,完善高效的金融監管機制必須是立法、行政執法、司法的全面配合,盡管當前中國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基本適合我國國情的,但是仍然應根據現實情況及未來發展進行改革完善。
行政正當性需求的回歸——中國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邏輯與制度框架 王錫鋅 100-114
摘 要：從形式上看,行政法所關注的是行政活動的"合法律性",但這種對形式合法性的關注,本質上卻是為了解釋和評價行政活動的民主正當性。傳統行政法的邏輯是通過形式合法性而解釋行政正當性,其核心技術是評估行政與法律的一致性。隨著行政內部功能變異和外部環境變遷,傳統模式的解釋框架所需的前提條件,在當代行政現實中已很難滿足,這導致通過形式合法性而向行政活動"傳送"正當性的模式面臨功能障礙。因此,當代行政提出了行政正當性回歸的直接吁求�；貞@一現實,應當在反思傳統行政法合法化邏輯與制度框架基礎上,引入直接面向行政正當化需求的資源,拓展"新行政法"的制度框架和模式。
關鍵詞：行政合法性; 行政正當性; 行政法模式; 新行政法
“為中心工作服務”:基層司法機關“專政工具”角色的確立與強化——1949至1956年華縣人民法院實證研究(上) 高其才; 左炬 115-132
摘 要：1949至1956年是新中國基層司法體制逐步確立、不斷完善的時期。本文以這一時期華縣人民法院的文書檔案、訴訟檔案等為基礎,運用實證方法分析了1949至1956年華縣人民法院"為中心工作服務"的三種方式,即直接參加中心工作、通過審判配合中心工作以及圍繞中心工作開展審判外活動,揭示這一時期基層司法機關的審判職能與法紀宣教、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逮捕人犯、整治社會治安等審判外職能,展現其"專政工具"角色的特質及其確立與強化的過程。
關鍵詞：1949至1956年; 基層司法; 司法職能; 中心工作; 專政工具;
反壟斷法承諾制度的執行難題與激勵 盛杰民; 焦海濤 133-146
摘 要：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承諾制度,是一種以經營者與執法機關之間的互相承諾來代替反壟斷法處罰的執法方式。事前進行可置信的承諾,是該制度有效運作的條件,但主體能力差異、信息偏在以及相關主體的自利追求等因素,都會導致制度執行中呈現"動態不一致性",從而使得規制目標落空。為了解決"動態不一致性"問題,可以通過擴展"公共知識"的傳導渠道、保障經營者的"理性預期"、進行公共利益的法律識別、建立替代性的制約與補償機制等方式,為反壟斷法承諾制度提供足夠的執行激勵。
關鍵詞：反壟斷法承諾制度; 承諾可置信性; 動態不一致性; 執行激勵;
非橫向企業合并的反壟斷規制——以歐盟《非橫向合并指南》為基礎展開 黃勇; 蔣濤 147-159
摘 要：非橫向合并主要包括縱向合并和混合合并,是反壟斷法中企業合并控制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其與橫向合并在對競爭的促進和限制方面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反壟斷執法實踐對非橫向合并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評價標準和體系。本文結合歐盟委員會于2007年11月頒布的《非橫向合并指南》,試分析非橫向合并對競爭的影響和各種矯正因素,歸納較為成熟的做法,并對我國剛剛開始的反壟斷執法提出建議。
《清華法學》約稿啟事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