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
1.高質量法治建設保障高質量發展——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高質量發展與全面依法治國的體會
時建中（003）
2.論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理論體系
汪習根（011）
【學習習近平法治思想】
3.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理論
蔡寶剛（019）
【主題研討·數據法學】
4.大數據時代法學研究的譜系面向：自科法學？
左衛民（032）
5.司法人工智能運用背景下的被告人質證權保障
鄭曦（044）
6.數據交易市場構建背景下的個人信息保護研究
苗澤一（055）
【爭鳴】
7.“數字人權”再反思——與馬長山教授等商榷
劉志強（066）
【“全面依法治國”專欄】
8.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企業合規改革視角下逮捕籌碼化的警惕與防范
陳衛東（081）
9.論授權資本制下認繳制的去與留
馮果（094）
10.參照國際規則的反興奮劑立法模式研究
袁鋼（103）
【論文】
11.民法典體系下婚約性質之辨
金眉（113）
12.權利沖突視域下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王雪梅（125）
13.行政違法調查程序與犯罪偵查程序“二元化模式”之反思
謝小劍（136）
14.國際經貿協定中勞工條款的解讀——以歐韓勞工分歧處理案為例
趙春蕾（148）
【評論】
15.專斷醫療行為有可能成立過失犯罪
徐久生（157）
16.合規改革背景下公權合規在監察監督領域的引入
程衍（166）
【馬克思主義法學本土化研究】
17.資本市場看門人理論在我國的適用困境及其克服
邢會強（177）
文章摘要
高質量法治建設保障高質量發展——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高質量發展與全面依法治國的體會
作者：時建中（中國政法大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實驗室）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且要“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高質量發展和創新驅動需要高質量法治保障。法治建設工作需要與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高質量發展之間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
關鍵詞：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依法治國
論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理論體系
作者：汪習根（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摘要：中國式的現代化與法治化有機融合生成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在概念構建上，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是法治中國、現代法治與中國樣式相互貫通的產物。在目標模式上，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通過獨具特色的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構建及其系統整合充分釋放最佳效能。在核心要義上，應當從主體規模、價值定位、文明形式、空間維度和全球視角五大層面對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加以解讀和闡釋。在本質要求上，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全方位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九大本質要求，從而為其現實化提供強效保障。在文明形態上，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從主體、客體、內容和路徑諸方面創造出人類法治文明新形態，可將其稱之為基于發展的法治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法治；法治現代化；法治文明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理論
作者：蔡寶剛（揚州大學法學院，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
摘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極具中國特色和濃墨重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要旨包括國家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德法合治論、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促進作用的以法促德論、強化道德對法治建設支撐作用的以德促法論、推動法治和德治相結合落到實處的德法兼施論。研究闡述和貫徹落實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理論的核心要旨并領悟其原創性貢獻，對于堅定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核心要旨；原創性貢獻
大數據時代法學研究的譜系面向：自科法學？
作者：左衛民（四川大學法學院）
摘要：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基于實證研究的發展，有必要審思法學譜系的發展，尤其是實證研究在大數據的助力下是否應該邁向“自科法學”。在網絡科技的助力下，法學研究的“自科化”不容忽視。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應用于法律現象的分析，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既往法學研究過于抽象化、主觀化的問題。但研究者在對自然科學技術保持熱忱的同時也應當注意避免陷入技術主義的陷阱，因為思想以及對法律世界的人文關懷始終是法學研究的最大追求。
關鍵詞：大數據；法律實證研究；社科法學；自科法學；交叉融合
司法人工智能運用背景下的被告人質證權保障
作者：鄭曦（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摘要：在內外驅動力的作用下，盡管尚有缺陷，但司法人工智能的廣泛運用已成現實。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運用可能給被告人的質證權帶來影響，導致前提性障礙、程序性難題和實質性困境。為協調司法人工智能運用與被告人質證權保護的需求，需堅守控辯平等與審判中立原則，重新確認針對質證的直接言詞原則，并對公開質證規則做必要調整。在此基礎上，可以從加強對被告人質證權的信息保障、能力保障和效果保障三方面著手，使被告人的質證權得以有效行使，實現司法人工智能運用與被告人質證權保障的協調。
關鍵詞：司法人工智能；被告人；質證權；數據；算法
數據交易市場構建背景下的個人信息保護研究
作者：苗澤一（東南大學法學院）
摘要：將數據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已經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共識，但不受監管的數據流通面臨信任危機。因此根據交易場理論，數據的入場交易是保障交易雙方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在數據市場運行的過程中數據本體以及獲取、流通等環節存在著個人信息侵害風險，數據市場作為數據交易的組織者、監督者與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都應對數據交易中的個人信息安全進行保護。因此，應在立法層面平衡數據交易與個人信息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在實踐層面推動數據交易市場功能責任的完善，在技術層面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個人信息保護，實現以個人信息保護為核心的數據交易規則之治。
關鍵詞：數據交易市場；個人信息保護；交易場理論；大數據技術
“數字人權”再反思——與馬長山教授等商榷
作者：劉志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
摘要：“數字人權”是人權泛化的結果�！皟煞N四類”的人權泛化，揭示了不同類型人權泛化對主體性的各種挑戰，人權泛化的本質在于人權的異化。目前“數字人權”為人權功能、人權理論帶來了異化，使得人權的社會功能與應有的道德內涵分離和疏遠，涉及到數字鴻溝、信息壁壘的關聯性異化，均源于“數字人權”混淆了人權研究的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進而以外部論證代替了人權的內部證成。“數字人權”外部視角的人權研究強調人權受外部條件的塑造，這種描述性的社科研究無法替代人權規范的內部論證，也不能證成具體的人權。經過人權內部視角的核心要素、功能和脈絡的檢視與論證，“數字人權”只不過是人權的數字化。因此，人權的數字化，無需遷就數字技術對人權的變造就成為“數字人權”。
關鍵詞：“數字人權”；人權泛化；外部異化；內部證立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企業合規改革視角下逮捕籌碼化的警惕與防范
作者：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
摘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企業合規改革在一些地方實踐中遭遇“逮捕籌碼化”問題，集中表現為：泛化地認定社會危險性評價因素，致使逮捕訴訟保全功能邊緣化；衍生出“附條件不逮捕”“協商性逮捕”的異化樣態，違背逮捕規律和法律規定；激勵機制被“反向適用”，影響認罪認罰和企業合規自主性。問題成因可歸納為：實體懲罰主義思維固化、檢察改革面臨職能轉型壓力、逮捕心證標準過于寬泛。對此，須引起足夠重視并做出兩方面努力：一是“糾偏”，即正確審視社會危險性評價因素、禁止在法律框架外增設強制措施適用條件、完善社會危險性審查機制；二是“釋壓”，摒棄強制措施從寬的立論，奉行實體性從寬的激勵思路，重點包括完善量刑從寬機制和附條件不起訴制度。
關鍵詞：逮捕制度；籌碼化；認罪認罰從寬；企業合規；社會危險性審查
論授權資本制下認繳制的去與留
作者：馮果（武漢大學法學院）
摘要：2021年公布的《公司法（修訂草案）》將我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資本制度改為授權資本制，同時保留了認繳制。認繳制和授權資本制的推行具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意旨，目的均在于緩解法定資本制過于嚴苛的不足，功能上具有替代性；但二者的運作機理和制度邏輯不同，認繳制重在突出股東的出資自主權，授權資本制則更看重公司的融資自主權。目前公司法草案中將兩種制度雜糅在一起的制度設計，不僅不能達到功能互補或增強的效果，反而疊床架屋，增加立法和法律適用成本。更重要的是，認繳制的繼續保留會加大股東出資自主權和公司融資權之間的張力，折損授權資本制提高公司融資效率的制度功能，增加無謂糾紛，加大公司治理難度，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應當擯棄認繳制，回歸到實繳制，以充分發揮授權資本制的優勢和功能。
關鍵詞：公司資本制度；授權資本制；認繳制；實繳制
參照國際規則的反興奮劑立法模式研究
作者：袁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治研究基地）
摘要：為回應“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以及世界反興奮劑治理統一秩序的要求，我國反興奮劑立法采用了具有特殊性的參照國際規則立法模式。該模式的特殊性表現在：國內反興奮劑規范的制定和適用參照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在立法目的中明示參照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制定；實際參照不具有強制力的國際反興奮劑最佳實施模式和指南；依據國際規則外文版本而非中文版本進行解釋。該模式并非示范立法模式仍屬國際法轉化立法模式，其產生源自國家所應承擔《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原則中的公法義務及《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規則中的私法義務。該模式具有更重視運動員權利保護、更關注完善權利救濟機制、更尊重權利保障主體地位的價值。為深化該模式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設立專章，落實反興奮劑管制的國家、組織責任和個人義務。
關鍵詞：體育法；參照國際規則；全球體育法；反興奮劑；立法模式
民法典體系下婚約性質之辨
作者：金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摘要：在立法的層面，婚約不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但在司法的層面，婚約糾紛被區分為身份與財產糾紛，由司法裁判按照不同的法律效力予以調整，由此也引發了學術界關于婚約性質認定的分歧。有關事實行為、情誼行為、準法律行為的性質認定在學理上都不是對婚約本質恰當的反映，也不能恰當地解釋婚約當事人之間存在的合意和婚約在當下中國法律現狀下存在的不完整權利義務狀態�；榧s性質宜認定為是一種契約，是作為本約的結婚契約的預約，也是一項獨立的契約，法律行為說更能反映我國當下婚約效力真實的現實�！睹穹ǖ洹返�464條第2款和第495條第2款也為婚約解除的效力提供了法律適用的路徑，有關婚約解除的效力規則問題迎刃而解。鑒于婚約在現代社會的效力規則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參照適用相關條款時，有關合同違約責任的規則并不能完全適用于婚約。
關鍵詞：民法典；體系；婚約；性質
權利沖突視域下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作者：王雪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摘要：在兒童利益與父母利益、社會利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如何理解和適用兒童最大利益原則仍然是一個挑戰。從權利理論沖突視角理解困境兒童群體權利問題時，能力發展理論、現代兒童福利理論等能更好地解釋兒童賦能的合理性以及困境兒童利益優先的正當性。從家庭權利沖突的視角看待兒童的最大利益，既要考察父母在養育子女方面的自由裁量是否體現了兒童最大利益，也需探究在解決醫療生殖、離婚、家暴、收養等事件中兒童監護權歸屬是否體現了兒童最大利益。少年司法中兒童最大利益考量往往體現為與社會利益沖突的解決，從少年司法的發展演變中可以看到，少年司法所特有的原則、模式和干預措施，以及其所追求的矯治和促進罪錯少年回歸社會的目標，既符合兒童利益，也符合社會利益。
關鍵詞：兒童最大利益；困境兒童；家庭關系；少年司法
行政違法調查程序與犯罪偵查程序“二元化模式”之反思
作者：謝小劍（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摘要：長期以來，我國行政違法調查與犯罪偵查程序采取“二元化模式”，兩者在調查主體、程序規范、證據效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衍生出“刑事優先論”，要求在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時及時啟動立案程序。然而，實踐中存在借用行政違法調查程序完成犯罪事實調查，在查清犯罪事實后啟動刑事立案程序的現象，出現了“相對二元化模式”，在程序主體和程序功能上融合。其建立在對“刑事優先論”反思的基礎上，有助于發揮行政機關的專業優勢，控制犯罪，提高訴訟效率，化解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難題。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防范冤假錯案，宜將其限制于專業性較強的行政刑法領域，配之以違法犯罪調查主體合一、相對靈活的立案程序。同時，保障采取強制手段后被調查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不得在行政違法調查中使用強制措施以及刑事偵查手段，完善行政執法程序及其監督機制。
關鍵詞：行政違法調查；犯罪偵查；程序分離；二元化模式
國際經貿協定中勞工條款的解讀——以歐韓勞工分歧處理案為例
作者：趙春蕾（清華大學法學院）
摘要：近年來，將勞工條款納入國際經貿協定的做法日益普遍。2021年1月，歐盟經貿協定下勞工爭端解決第一案即歐韓勞工分歧處理案的專家組報告公布。該報告重點探討了《歐韓貿易協定》中勞工規則的邊界以及締約國承擔的勞工保護義務，這為解讀我國與歐盟締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的勞工規則提供了重要參考。相較于《歐韓貿易協定》《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的勞工保護要求更為具體細致。就此，建議我國在勞工爭端解決方面，合理使用該投資協定下的分歧處理機制，并建立勞工問題的預處理程序；對于勞工保護實體規則，進一步明確協定下勞工條款的范圍，與此同時不斷提高自身勞工保護水平，積極向國際勞工標準靠攏。
關鍵詞：國際經貿協定；歐韓勞工分歧處理案；分歧處理機制；勞工保護規則；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專斷醫療行為有可能成立過失犯罪
作者：徐久生（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摘要：專斷醫療行為是指在沒有獲得病患同意的前提下，醫師擅自展開的針對病患的醫療救助行為，其造成患者利益嚴重受損的情況是否應當依據刑法進行處理在刑法理論界存在“無罪說”“有罪說”和“部分有罪說”。由于專斷醫療行為是醫師出于正當的醫療目的而實施，因而即使其造成嚴重后果也不可能成立故意犯罪，但存在成立過失犯罪的可能性，而醫師產生過失犯罪是因為違反了應盡的注意義務。針對專斷醫療行為，只有當未征得患者同意所進行的醫療行為導致患者重傷或者死亡的嚴重后果，且醫師的醫療行為存在瑕疵（違反注意義務、不符合醫療技術規范）時，才成立過失犯罪。
關鍵詞：告知后同意；專斷醫療；注意義務；過失犯罪
合規改革背景下公權合規在監察監督領域的引入
作者：程衍（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華東檢察研究院）
摘要：“第一職能觀”的確立使得如何保障和提升監督效能，成為了后監察體制改革時代的重點問題。監察體制改革依循主體改革的歷史邏輯，實現了中國特色權力監督體系由“分體式”向“一體式”的跨越。但在機制層面，我國權力監督固守于懲治理念，形成了以“嵌入式”機構與“盯人式”監督相結合的直接監督模式，存在機制建設的短板。監察體制改革以“監督全覆蓋”與提升監督效能為目標，“扎緊制度的籠子”的實踐邏輯亟待破解監督效能不彰的困局。間接監督模式以公權合規為中心，更新了監督職責的結構關系模式、責任機理、內容與結構，是優化權力監督效能的正確道路。公權合規踐行了監察委員會“監督的再監督，監察的再監察”的履職邏輯，是監督效能得以真正提升的關鍵。
關鍵詞：監察監督權；監察全覆蓋；監督模式；間接監督；公權合規
資本市場看門人理論在我國的適用困境及其克服
作者：邢會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
摘要：由美國學者提出的看門人理論，是以證券市場常態發展時的IPO為參照系的。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資本市場的縱深發展，發行方式的多樣化，證券產品的多元化，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去看門人”的趨勢�？撮T人的地位在下降，作用在減弱。我國引入看門人理論并將其擴展到整個證券市場虛假陳述領域，造成了中介機構責任過重的后果。市場看門人理論之適用愈益陷入困境。看門人理論存在缺陷，以看門人理論與機制治理證券市場，存在監管盲區，不利于徹底“追首惡”。我們應降低對中介機構看門功能的預期，并強化公共看門人、準公共看門人和機構投資者自己的“看門”意識，更多地依賴舉報人、做空機制、大數據監測、公共執法、刑事制裁等，發現和打擊財務造假，徹底“追首惡”，提高執法的精準度。
關鍵詞：看門人；中介機構；虛假陳述；追首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