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慈善領域的法律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等法律中的相關條款。2016年9月慈善法實施后，民政部聯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出臺了近20項配套政策，中央和地方共計出臺400余份配套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基本涵蓋了慈善組織認定登記、公開募捐、慈善信托、活動支出、信用管理、志愿服務、信息公開和財產保值增值等主要環節。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宮蒲光接受《慈善公益報》專訪時認為，這標志著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了依法治善的新時代。當然，由于慈善事業發展迅速，慈善創新層出不窮，還需要不斷推進中國特色慈善法治建設。
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筑牢中國特色慈善之路的法治之基。慈善法治建設方面，既要尊重并保障中華民族優秀慈善文化的傳承，又要借鑒國外慈善法治有益成果。我國慈善文化源遠流長，要通過制度設置激發老百姓“守望相助”“扶危濟困”等慈善傳統。同時，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慈善法治文明成果。當然，學習借鑒不等于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建設中國特色的慈善法治，要形成完備的慈善法律規范系統、高效的慈善法治實施體系和有力的慈善法治保障體系。
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形成完備的慈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的慈善法治建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生命線，依法保障自然人、法人參與慈善活動的合法權益。中國特色慈善法治建設，要對發揮慈善事業在扶貧濟困中的積極作用、動員社會力量開展社會救助和社會互助、志愿服務活動等形成制度保障；要發揮公益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并在高質量發展中使其為促進共同富裕形成制度支持。具體而言，要以慈善法修訂為契機，推進慈善事業領域的立法進程。2016年慈善法實施后，在發展慈善事業、弘揚慈善文化、規范慈善活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慈善事業飛速發展的同時，由于互聯網衍生的慈善新挑戰等原因，慈善法已經不能滿足慈善實踐的需要。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啟動慈善法修訂工作，應該抓住這一契機，以公平正義為目標，優化慈善事業領域的法律法規。
推動慈善法、紅十字會法等修訂，要強化與突發事件應對法、公益事業捐贈法等法律的銜接，完善《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法律法規體系。
以法治政府建設為抓手，形成高效的慈善法治實施體系。“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因此，在慈善法治實施過程中，要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健全全面守法的激勵約束機制。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慈善法律法規實施涉及民政、銀保監、教育等諸多部門，要優化這些部門對慈善相關活動的高效監管。比如，慈善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慈善組織接受捐贈，應當向捐贈人開具由財政部門統一監（印）制的捐贈票據。”《慈善信托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受托人應當在慈善信托文件簽訂之日起7日內，將相關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備案。未按照前款規定將相關文件報民政部門備案的，不享受稅收優惠。”但是信托公司開具的是市場認可的增值稅發票，由于不是慈善組織，無法開具捐贈票據，進而導致委托人不能享受應有的稅前抵扣，這為慈善信托運作帶來極大的不便。
以人才隊伍建設為核心，形成有力的慈善法治保障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形成有力的慈善法治保障體系，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隊伍和人才保障、加強科技和信息保障。“黨的領導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各級黨委（組織）和領導干部要支持慈善事業領域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工作，推進中國特色慈善法治體系建設。目前，我國慈善法治人才隊伍建設相對薄弱，無論是慈善組織監管部門還是慈善組織自身，都缺乏慈善法治人才。慈善法治研究是相對小眾的研究議題，法學界關注學者相對不足。因此，創新慈善法治人才培養機制，迫在眉睫。“依法治善”，要適應信息化發展的大趨勢，加強數字化保障，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推進慈善事業監管。在探索中國特色慈善法治道路上，只有依法行善、“依法治善”、依法護善，讓行善有章可循，“治善”有法可依，為善受到保護，才能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的規范運行和健康可持續發展。
（作者：童志鋒 為浙江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