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星亞，女，1943年出生于重慶，1966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廣東星辰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一級律師，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1986年調深圳市司法局，后任深圳市經濟貿易律師事務所主任；1988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副處長；1991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處長、局長助理；1993年創辦廣東星辰律師事務所。郭星亞曾擔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理事，深圳市人民政府證券管理委員會委員、深圳市政府法律顧問、深圳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曾獲得全國律師行業20年突出貢獻先進個人、律師之星、辦案能手，深圳市首屆優秀律師等光榮稱號。郭星亞主要著述有：《深圳股份制改革中的律師實務》《美國商法釋義》《深圳特區涉外經濟合同法實踐》《企業破產清算中的律師實務》《中國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三色光》等十多部專著。
堅守：從磨床工人到西政老師
1962年秋，郭星亞如愿以償地考取了西南政法學院保密專業，這對當時的她來說，是種幸運。“我的眼眶一下就濕潤了，說不清是高興、激動，還是慶幸。”郭星亞說。在那個年代，因為家庭和社會的原因，她幾度被認為考不了大學，當時的大學普遍壓縮招生，錄取名額為考生的25%，而郭星亞所在的年級一共只有120人。她沒有辦法，也沒有選擇，她只能破釜沉舟般地學習，為自己爭取接受教育的機會。
大學最吸引郭星亞的地方是校圖書館，她最大的樂趣就是讀書。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就去圖書館看書，文學、哲學、美學......古今中外、應有盡有。“打開一本書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與那些智慧的先人、哲人對話，是心情最愉悅的時刻。”郭星亞說。常年泡圖書館的她結識了幾個同年級的書友，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到列夫.托爾期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再到普希金的抒情詩，他們討論了個遍，并且研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理論，郭星亞對人、對社會、對世界逐步有了自己的看法，這也對其后面的人生選擇有著重要影響。
在時代的洪波巨浪之下，人如浮萍。畢業后，郭星亞被分配到了江蘇，從一名法律系的大學生變成了一位磨床工人。異鄉漂泊，她住過傳達室，遇到很多困難，在命運的安排下，一個弱女子顯得無可奈何，而也在那時，她感受到了最質樸的情誼，工人們總是親切地叫她“大學生”，把她當成他們的親姐妹來看待。他們常常從家里帶來好吃的家常菜給她吃，冬天做棉鞋給她穿，逢年過節把她接到他們家里過。“現在回想起來，這才是人間最真誠、最單純、最寶貴的情誼。”郭星亞說。這份恩情她一直記著，如今常常主動接濟他們。
幾年后，她從車間調到廠化驗室工作。她開始跑書店、圖書館，自學大學工科的物理、化學，尤其是分析化學。已經結婚生子的她，白天在化驗室做試驗，晚上回家背著小孩看書本。半年以后，她已經能夠獨立操作并出具化驗報告。“說實在的，生活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郭星亞說，“這段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了‘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的真諦。并因此激發了我重新做出人生選擇的勇氣和決心。”1973年，她進入中學執教，邊教邊學，成為了一名化學老師。人生角色在命運的擺布下變換，她從未服輸。每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她都會想起自己的法律初心，她期待著法治春天的到來。
改革開放后，她回到了檢察院工作，幾年的工作經驗讓她對當時的中國執法水平有著擔憂。恰逢這時，西南政法大學向其拋來橄欖枝邀請其回校執教。從在檢察院搞批捕起訴轉到大學教書育人，從刑法轉到經濟法，有很多東西她都需要重新學習。她整整做了一年的功課，才真正登上大學的講臺，在學校經濟法系擔任經濟法課程任課老師。春夏秋冬、寒來暑往，她始終埋頭書桌，不僅很快被評為講師，而且逐漸得到了老師和學生們的認可，成為了當時經濟法系的一名骨干教師。
下海：創設中國首批合伙制律師事務所
時代已經到來，郭星亞并不甘止步于此，她要做出選擇直面風浪。1984年冬天，全國經濟特區法制研討會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場”深圳召開，她代表西南政法大學應邀去參加會議，此次出行她獲得了深圳市委的賞識，希望她前往深圳工作。郭星亞敏銳地感知到自己必須要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圳這樣一座嶄新的城市正在迅速崛起，對人才有著渴望與重視。“所有人都勸阻我，沒有人贊成我去。但我想，一個人一輩子要做點事，而不是到和平順利的環境去生活。”郭星亞說。于是，已經43歲的她放棄學校留美學習的名額，單槍匹馬，一只背包闖深圳。
20世紀90年代初，廣東省開始推動國辦律師事務所向合伙所轉制。而在這一場制度改革過程中，郭星亞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因為要面對1997年香港回歸、深港兩地法律服務對接的歷史性課題，1992年，時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長助理的郭星亞受命主持深圳市律師體制改革，拉開了中國律師制度改革的序幕。“律師需要的是行會管理，把律師變成社會法律工作者。”郭星亞說。于是，經過充分調研，郭星亞及其工作團隊制定了符合時代發展的改革方案。
改革之路并不好走，一次次遞交改革方案，受到同行的質疑……這些困難都沒有動搖她帶領廣東律師改革的決心。就這樣，郭星亞下海了。放棄了福利性住房、醫療保險、退休工資等被人艷羨的一切，50歲的郭星亞主動脫辭去公職，帶頭改革。
1993年，她與其他3名律師一道，創設了中國首批合伙制律師事務所之一——深圳星辰律師事務所（現為廣東星辰律師事務所），接受市場經濟的考驗。“既高興又激動，在這么多反對的聲音中，到底還是走出來了。”郭星亞評價說，“那時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為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律師業帶來了無限生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郭星亞察覺到律師業務應當緊跟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節奏向前邁步，拓展業務勢不可擋。
首先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要求律師為其提供法律上的認證，上市公司同樣需要一份公平公正的法律意見。“市場需要這種服務，那我們律師事務所就要順應市場需求增加這一項服務。”其實，在1988年，郭星亞提出，深圳律師要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但她希望能夠進行更深層次服務：一是進入領導層，幫助決策；二是參與具體的經營，幫助把關公司和外商談判等業務。
在開拓證券市場的法律業務時，郭星亞還曾親自前往深圳市體改委。當時，體改委負責審查上市公司的文件，當看到體改委主任案前小山堆一般的待審查材料時，郭星亞就提出，體改委人手太少，應付不了這么多的上市公司材料，無法“走出去調查”。她建議，這種審查工作應該交給公平公正的法律中介，可信度較高，也可以分攤體改委的責任，律師出具審查報告，會計師出具審計報告，各司其責。郭星亞回憶那時她站著和體改委主任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建議終被采納。很快，深圳市體改委和司法局共同發文：公司要上市，必須要有律師出具的專業法律文書。這是中國第一份允許律師進入證券市場的聯合通知，深圳律師參與該業務后，國家司法部也很快發文，開展律師進入股票市場的資格考試。這塊業務的開拓，是中國律師開展非訴訟業務的里程碑。
郭星亞對她出具的第一份法律意見書印象尤為深刻，“有公司要上市，讓我們提供法律意見，我也不懂，只能自己翻閱美國的商法典獲得知識，又到香港走訪，向香港證交所和法律人士學習，并根據中國特色和體改委的要求，寫了8個方面的法律意見。”此份法律意見書成為了中國第一份上市公司法律意見書，也成為了當時全國競相學習的模板。
如今，郭星亞步入古稀，她再一次站立在時代潮頭。“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示范區的建立，郭星亞從中看到了廣東律師業乃至中國律師業發展的新機遇，由此開始了新的嘗試和探索。在郭星亞的帶領下，星辰律師事務所成為了最早一批在前海設立分所的律師事務所。
感恩：感謝母校，為律師事業奮斗一生
在郭星亞的自傳《三色光》里，她將大學生活稱為“非常大學”，在那個年代，她破釜沉舟，考入西政。后來，她回校教書，向母校捐款。她說：“我想，我要感恩西政，感恩我的老師，沒有他們對我嚴苛的要求，我不會有今天，不會有這些成就。在安逸的環境里，練就不了真本事。舒服長大，培養出來的人不知道艱辛，也不會去努力。我一生很幸運，每到關鍵時候，總遇得到幫我的人，他們不是幫助我有安逸的生活，而是幫我多干事、多搞創新、多做事業。我永遠都有一顆感恩的心。”
“大學是學習法律的功底，要掌握學習法律的鑰匙和方法：一個新的法律頒布出來，我應該知道哪個是要點，是調整的哪個方面的關系，主體客體是什么，它所要調整的對象是什么。”她談及大學教育，“在大學學習法律，是教你這把刀怎么用，而不是背某某法條。還有我們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應該在馬列主義系統的學習中，得到徹底的改造，學習分析問題的能力、思想、觀點。”
古稀之年的她，希望年輕人們更有作為。她說：“我更希望看到年輕人來繼承我們的意志、理想，這樣我們國家的法治才有希望。榮譽我都已經得到了，我沒做什么事。我就是要實干，才對得起人民，才對得起對我寄予希望的人。”
“我們走到律師行業中來，就是要為中國法治建設作貢獻，要為律師行業奮斗一生，這就是我的初心。”郭星亞說。生命從逆境中突圍，從逆境中奮起，從逆境中化繭成蝶。郭星亞見證了中國法律一段歷史，并切身去推動與改變，她是實干家，是夢想家，更是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