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湖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勤通在CSSCI來源期刊《社會》2021年第2期發表論文《法律儒家化、卡迪司法與禮法融合的嵌入式規范結構》。
該文認為，瞿同祖提出的法律儒家化命題與馬克思·韋伯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卡迪司法判斷有內在聯系。法律儒家化是中國式卡迪司法模式形成的基礎。法律儒家化的結果是禮法融合，并推動嵌入式規范結構的形成，其基本結構為“行為→禮/罪→教化/刑罰”，在實踐中又可轉化為“行為→禮→教化”“行為→禮→刑罰”“行為→罪→教化”“行為→罪→刑罰”等四種次級形態。引禮入律使得儒家精神被灌注于法律條文中，法律的實施過程就是踐行儒家理念的過程。因此，法律儒家化并不排斥以“行為→罪→刑罰”的法家形式所展開的依法裁判模式，但對另三種次級結構呈開放性。法律儒家化前后，司法實踐形態差異很大。此前，司法實踐適用嚴格的形式審判，可以用法條排斥倫理；此后，司法實踐兼容形式審判和實質審判，嵌入式結構的開放性使其能夠接受以法律外要素審判案件，四種次級形態都能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卡迪司法具有高度政治接受性和司法實踐性，但又不能完全取代形式審判。中國傳統司法呈現雙重性，有強烈的卡迪司法特征，但又無法完全以之概括。法律儒家化的出現，與司法官吏知識結構的變化、法律規范的彈性結構等有密切關系。這些要素共同推動情、理、法裁判模式的出現，其本質屬于嵌入式規范結構的具體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