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2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學術成長計劃之“法學研究能力建設”高端講座第一講于騰訊會議云上舉行。本次講座由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法學評論》主編秦前紅教授主講。講授主題為“談談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旭教授主持本次講座。共有逾千名校內外師生聆聽了此次講座。
王旭教授首先對秦前紅教授的蒞臨支持以及各位聽眾的參與表示了感謝。王旭教授表示，由秦前紅教授擔任第一講的主講者有三重理由：第一，秦前紅教授是第一流的學者。秦前紅教授是憲法學界能夠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大力地深度地在學術領域里開疆拓土的代表性學者。近年來秦老師的研究領域，每一次都引領著憲法學界集體的思考，例如監察法的研究。第二，秦前紅教授也是第一流的編者。大家都知道秦老師除了是武大法學院的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身份，是《法學評論》的主編。王旭教授認為，這份刊物在秦老師的打磨和運籌帷幄之下，成為了敢于發現，敢于設置學術議題，敢于提出新的學術努力的重要的期刊。而且秦老師也非常有擔當，這個刊物也非常的支持我們的博士生的發文。那么應該說這是對于最需要學術成長支持的刊物，秦老師在這方面也是用心頗深，所以我想秦老師也是第一流的編者。第三，秦前紅教授是第一流的教師。秦前紅教授的演講、表達和口才，一直以來深深地感染著我們的學者和我們年輕的學員。
秦前紅教授對王旭教授的邀請和現場聽眾的參與表示了感謝。隨后正式開講。
以下為文字實錄
各位下午好，說實在的，收到王旭院長的邀請后我心情忐忑。還有一點虛榮心，因為收到王旭教授的邀請，就意味著自己被認同。這不是溢美之詞，而是一個客觀的評述。王旭教授應該在我們憲法學界、公法學界新生代里面是最有沖擊力的學者。不但近幾年產出頗豐，發表了很多力作，他的寫作的水平和高度也是得到學界的廣泛的認同。從我個人而言，收到邀請既是一種榮幸，也有一些能力之輕不堪使命之重的顧慮。當然我覺得在這么一個場合里面，能跟我們學界的同仁，尤其新生代的學者做一個交流，可以放下心中的一些執念。因為跟新進的學者交流，可以讓我獲得新的啟迪、新的能量。
王旭教授給我的命題是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我想先得說一下問題意識為什么重要。從我個人的經驗出發，除了作為老師要和學生們經常有一些課程學業論文的寫作交流以外，在中國的學術體制下，我也參加很多相關的活動。比如說項目評審，與我的職業有關系的編輯工作——在編輯的過程中，要不斷地去審讀、選用和編輯各種各樣的稿件，當然還有一個活動也是經常要去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人才符號的評審。在這些活動里面都需要去篩選問題。在篩選中，邀請方會給定一個標準。但是從我個人的體驗而言，文章研究的問題大概是第一考量。比如就雜志而言，盡管中國的經濟領域早就是高度市場化、高度自由選擇的，但是中國的學術體制在我個人的認知里還是計劃性的。我們有一個龐大的法學教學和研究隊伍，但其實至今為止，我們很多學校用于評定博士畢業、職稱晉升、人才符號的那些所謂的重要載體，就是法學界的期刊——過去有16本，大概是前年有一個擴容，增加了4本雜志，現在是20本左右。這形成了一種嚴重失衡的供求關系。在這種供求關系嚴重失衡、求遠遠大于供的情況下，雜志在做初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問題意識。我們在海量的投稿里面做第一輪篩選的時候，會說你這個問題“入不入法眼”。所以問題一直是一個法律人，尤其是以法學教學和研究作為人生事業的人終身縈繞、揮之不去的問題。
這樣一個問題，也給我們制造了很多壓力，甚至是焦慮。南宋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叫楊萬里，我們知道他寫過最有名的詩句是“接天荷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他有另外一首詩，可能是我的戲說或者曲解，我有時就把它引用過來做一個問題意識的形容。這首詩是這樣寫的，“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還有最后一句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把這個詩詞里面所說的溪水可以指涉為問題。當你這個問題意識不清楚的時候，他不但會給你制造一種困惑，甚至會讓我們不斷地去感受壓力，而當我們日夜陷入到迷失時，當然也可能是你找到一個很好的問題的時候，它會有一種耳目為之一新、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就是所謂這個問題意識特別重要的一種原因所在。
那么當然討論到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有不同視角的觀察，或者說它有不同的面向。我大概是把這個問題意識從兩個方面來做一個個人主觀性的解讀。我覺得第一個層面的這種問題意識，因為是與學術規劃有關系，我經常會跟我的學生和一些私下里有過密切接觸和交流的青年學者講，其實決定一個學者他能夠走多遠，能夠去走得多快，往往第一要素就是學術規劃中的問題意識。我也經常說，從論文的寫作角度來說，大概就是幾篇論文構成了你的學術人生。比如說碩士本科階段，大概很多學生要寫一篇畢業論文，碩士階段可能是要發表一篇資格論文，可能有的學校規定是兩篇資格論文，一篇結業論文或畢業論文。那么博士階段有的學校通常就是兩篇資格論文，加一篇博士論文，或者有的學校要求更高一點，比如說清華這樣的學校可能是三篇，甚至是說的四篇這么一個要求。但總體來說，大概是六到八篇左右的論文構成了一個所謂的學術人生。
我們有一個經驗主義的觀察，有很多學子在這樣一個人生階段，他處理得特別成功，有很多原因，我覺得最關鍵的因素一定是問題意識。所以我經常說做一個學術規劃的問題意識，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最好去劃定一個問題域，或者我們把它做一個通俗化的表達，就是一個學術圈地。你終身可以在這個領域里面深耕，精耕細做，長出你的學術的枝葉。這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次之，可能說你找到的一個問題，可以滿足你在三到五年之內足夠的學術容量。當然也有一些天才，百科全書式的學術敏感度，還有很好的駕馭能力，他可以不斷在問題里面跳躍。但在當下這種高密度的技術競爭領域里，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問題域。有了一個穩定的問題域后，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狀況，思路決定出路；有了很好的問題域后，你就會給你的人生開出很好的境界。
從這樣一種角度，我可以拿我個人的一些經歷，或者是我所接觸到的我們當下法學界的一些相對比較成功的學者的例子，來印證我的觀點。相對于我的同齡人，我晚八到十年左右才探入到學術領域里面，我的同學里面差不多很多在88年左右就開始了學術領域的耕耘。我只是因為一個巧合97年博士才留校，那個時候還沉迷在商業或者法律實務，滿足于掙點小錢。差不多2000年左右我才真正開始學術事業直到當下。不算是一種驕傲，而是一種自我體會，我個人還稍稍能夠在這個學界里面獲得一種存在感的原因，可能還是跟這個問題意識稍有一點關系。我博士論文做的是憲法變遷問題，是在95年年底到97年完成的。那個時候中國法治的發展面臨了這樣一種狀況——我們要不斷地在改革中高歌猛進，但是我們很多法律人天生是保守主義的，我們希望法制具有可預測性、穩定性和安定性這樣規范性的品格。因而理所當然地，就會產生一個規范的穩定性和社會現實的變動不居的緊張關系，于是我就做了一個憲法變遷的選題。
到了99年左右，中國法制的發展，要完成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到依法治國的轉型，從“法制”之治，到“法治”之治，，接著又提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這個時候我們對中國法治進入了另外一個場域的思考——當有了法律規范，尤其是有了憲法的規范以后，如何去尋求秩序。這個就是我們過去的一個話語——憲政，當然現在不用這個話語了。當我們進入到憲政領域去思考的時候會發現，那些所謂的西風東漸的西方關于法治的知識，到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場域里面便遇到了很多中國性或者中國下、中國內的問題。那么這里又形成另外一種緊張關系——憲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如何形成一種既有互斥，又有互通，即所謂的融通、融合和親和性的制度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所以我就做了關于社會主義憲政的研究。
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之后，隨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我覺得局限于自己的單門學科做井底之蛙式研究的做法已經不適應法科未來發展的要求，于是我開始思考學科之間的打通問題。所以那個時候我跟我的幾個博士生說——當然這幾個博士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沒有把這個話題進行下去。寫博士論文或者你關注的問題應該是憲法和其他部門法的關系問題。說實在的，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有部門憲法的概念，后來去讀蘇永欽和其他臺灣學者的著作才知道有部門憲法之說。但那個時候我就強烈地意識到，憲法和刑法的關系，憲法和民法的關系，憲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等等，應該引起我們憲法學人的關注。
再過了幾年，我們都知道基本法的領域里面又呈現出很多問題，需要理論的關照。我還記得韓大元教授所說的一句很經典的話，中國的學者要拿出什么樣的學問，是能得到世界認同的，可以世界化的，既是中國又是世界的，基本法領域的研究應該可以達成這樣的期待。因此差不多有好多年，我就讓我的學生去做基本法的研究。
再后面我們大家剛才提到的監察法的問題和黨規學的問題。最近這兩年，我自己和學生也去關注檢察制度里面的行政檢察問題。我們有四大檢察，行政檢察、民事檢察、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民事訴訟在檢察制度改革之后，中國的檢察制度面臨著新一輪定型化和成熟化的問題。行政檢察當然是跟公法領域和憲法領域有最深度相互交涉的領域，這里面有很多問題其實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所以我又讓我的一些碩士和博士去做相關研究。因為檢察制度的研究其實是關涉整個司法體制的問題。因為有監察制度的改革，它其實又超出了司法的領域，進入了一個政法的領域，甚至是關涉到政治學、黨規學和其他的一些領域的問題。
以上這些，就是我在不同時期圍繞問題域所做的學術規劃，也是指導不同時期的研究生所做的學術規劃。我以為至少在基本法、監察法、黨規學領域，我的很多學生的學術表現都是不錯的。
中國的法學創新網每年要公布高產作者的名錄。高產的作者名錄里面，除了有些保持高度穩定性產出的學者，比如說王利明教授、張明楷教授、陳興良教授等等，還有很多新進的學者取得了令我們矚目的成果�？傮w而言，一個學者因為問題意識掌握得好，所以他要么異軍突起，要么煥發出學術的新春天。比如說人民大學的高圣平教授，最近很多年來，他保持了很好的學術影響力。因為他做的一個重要學術領域就是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的問題，主要是跟農村改革相關聯，當然也是關系到民法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做深耕的不光是圣平教授，包括我們憲法的程雪陽教授，還包括中國政法的易軍教授。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治的發展其實永遠不是缺乏問題供給的。中國的法治實踐，用朱熹的話說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豐富的法治實踐不斷去為我們貢獻問題，比如司法體制改革問題，監察體制改革問題。在一個網絡的世界里面，我們運用到新的人工智能、AI技術。AI技術發展之迅猛，在我們法學領域滲透之深，已經是讓人訝異了。可能今天在線的很多學界的朋友不大去關心什么圍棋或者國際象棋。人工智能首先去攻破人類智慧領域的一個高地就是國際象棋。我們知道深藍戰勝了前蘇聯后來是俄羅斯頂尖的國際象棋高手。后來有很多人預言說圍棋一定是人類智慧的最后一個高地，是人工智能多少年都不可能突破的領域，后來我們看到AlphaGo戰勝了地球上最厲害的棋手韓國的李世石、中國的柯潔。而現在人工智能如何去運用到司法的一種實踐之中，運用到具體審判或者檢察的一種場域。很多學者在這個方面也去做了深耕，比如說馬長山教授，過去做法社會學的，現在也進行學術轉向的季衛東教授，還有包括從香港大學法學院“北遷”上海的鄭戈教授，都在這個領域里面做了很好的學術貢獻。他們學術貢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問題域。所以學術規劃要跟問題域做一個很好的銜接，問題域有足夠的增量和容量，是學者產生累積性學術影響的一個重要的要素。在當下學術高頻度競爭的態勢下，我們做刊物的稿件審查的時候，通常會借助一個搜索引擎，去查查來稿作者過去的研究發表狀況。如果通過搜索的軟件一查，來稿的作者過去在某一個領域里面有過發表，而且是有高品質的刊物發表，那么在心理的層面上，我們會增加對稿件質量的信心。我想我這么做，其他的主編和編輯大概也會去做。報社科基金、教育部的基金或者其他類型的基金，要求申報者必須有前期的成果。它其實是一個道理，就是對某個問題。你得有累積有思考，才有一個學術研究能力的佐證。上述是我講的問題意識的第一種類型。
問題意識的第二種情況是什么呢？就是關系到學術發表的。有很多學者都說過，當下中國的這種學術生態面臨著不發表即出局的這樣一種處境。過去中國的先賢講“文章千古事”，講五十歲之前要“述而不作”，講寫文章的，首先是“板凳坐得十年冷”。這種先賢的認知和經驗，似乎已不適合我們當下學術的生態情況。當下的學術人面臨了很多嚴峻的考核，這種考核通常是跟你的發表指標聯系在一起的。很多學校包括好的法學院，都采取了拉長學者的一種成長周期的辦法，用各種各樣很嚴格的考核，逼到我們很多青年的學者，甚至覺得生無可戀是吧？我們過去都知道有很多學者，30多歲可能去做的正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的很多同仁比如說肖永平教授、秦天寶教授，33歲左右就當上了正教授�，F在的情況是什么？可能是33歲里面都拿不到一個固定編。博士畢業大概最年輕的也二十六七歲了，然后還要你去做三年的師資博士后，做幾年的預聘，之后才能去爭取一個固定編，這都在無意之間都延長了高強度的競爭周期。所有能夠在競爭中能夠獲得優勝者，一定是學術發表比較好的。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所講問題意識里面的第二個層面是什么？是你在這個論文和著作之中的問題意識。著作我就撇開不太去談了，因為著作在當下的出版生態下可能相對容易一些，要么是你有高質量的著作，要么是你有足夠的經費，出一本著作都不是一個難事，這也是很多學校里面更看重論文，不怎么看重著作的一個原因。
說到論文中的問題意識，前面已經提及過，雜志在做論文篩選的時候，一定是首先覺得文章的問題意識是清晰的、是明確的，然后是新穎的�！吨袊鐣茖W》在剛剛發布的征稿啟示中，除了講了今年大概是有哪些重要的選題方向以外，在里面就專門有一段話是講了問題意識。強調文章所研究的一是重要的問題，二是要有意義的問題，第三是重大而有意義的問題。在該啟示中特別地指明了某些問題意識不當的情況，有些是無病呻吟，有些是沒有現實意義。有關論文中的問題意識，我想待會在交流中線上的同仁會有一個討論。另外我覺得問題大概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說的大題小做，一種是小題大做，問題一定要有鮮明的實踐性的品格。盡管當下的法學期刊，由于學者寫作的偏好，或者由于刊物競爭，比如為了追求影響因子，然后不斷的去鼓勵發長文，希望把影響因子的分母盡量做小，分子盡量做大，很多論文越寫越長。一篇論文2萬多字3萬多字，已經是毫不罕見的一種狀況。從我個人的一種感受講，還是希望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論文的問題意識，大概要滿足很多要素要求，第一是一個真問題。第二，不要在一篇論文中討論太多的問題。要相對地比較聚焦，不是過于飄逸和發散。第四，要圍繞問題，猶如層層剝筍，在邏輯上漸次展開，保持邏輯上的自恰性。
講完了兩類問題意識之后，我順便還談談怎么去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的方法，每個人其實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套路心得，我講的這些東西它也未必是一個什么寶典，也不能是成為一個所謂的操作指南。它只是可能給我們現場的同仁提供一個可以去觀察和參考的樣本。發現問題大致有幾個角度或進路。第一，作為一個中國的學者，你要去發現問題，可能是首先你要去觀察社會，了解社會，洞察社會。對于一個跟社會比較隔膜的人，我們不能完全武斷地說他發現不了問題。毛主席講人的知識從哪里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當然這種知識首先是關乎問題的知識，知識的獲致有兩種途徑有兩種途徑，一種直接經驗，另外一種間接經驗。雖然從書本里面你也能去發現問題，但我覺得人文社科的學人還是需要對社會有一個洞察和親歷的。沒有洞察和親歷的話，即便是你在書本上去找到一些問題，但倘若對問題有一種隔膜，也不能去做出一個很深入的邏輯縝密的證成，不可能寫出一個高水平文章。比如關于當下中國社會的認知，前不久俞可平教授在一個采訪中談到，當下呈現的三個方面的問題：城鄉差距問題、東西部發展程度嚴重不齊的問題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在中國旅行的時候，你要去走到東部，走到上海走到浙江或者江蘇以后，你覺得中國的發展也不遜于任何一個世界發展的國家。但是你到了西部以后，到了中部的部分地區，你去看蒼茫大地，中國又呈現了另外一種面向。還有城鄉差距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貧富懸殊問題。這些都是我們了解中國、知道中國要去考量的問題。而在這里面又有一個細分，我們當談到中國的農村的時候，用什么樣的一種修辭去形容？前不久我們武漢大學為了鼓勵學術發展和學術交流，搞了一個卓越人才的交流大會。請了很多成熟的學者，以及很多年輕的學者，就他們的研究心得和具體的研究論文去做一個交流。其中，武漢大學有一支做社會學的隊伍是專做農村觀察的。我當時在會上做一個點評嘉賓，跟一個年輕的學者去討論一個問題，我說你看看中國的農村，有大批的農民去選擇了外出打工到城里面去發展，農村出現大量的空巢現象。我就問他知不知道，為什么從農村出來的50歲以下的男人和女人，很多是不愿意回農村。即便在城市里面過著很困厄的生活，甚至也活不下去的一種感覺，也不愿意去回到農村。其中問題的關鍵是什么？當時這位青年學者沒有回答問題。我說我來告訴你，我來自農村，我每年春節回去或平時回去，我也去做一些看似無意的，其實還是有意的觀察。通過和父老鄉親座談，去了解一下農村。因為第一，這一個年齡階層的人，回去以后有很多是無田可種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到了這個年齡層次的人，幾乎都不會去種田了。所以農村對他們來說，再不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的生活。農村也可能再也不能去代表他的鄉愁了。如果說沒有上一輩的老人，可能很多人走出農村的時候，大概就一輩子不回到那樣一個土地上。另外新冠疫情去年發生時差不多也是現在這個月份，形成了對人類命運的一種挑戰。我們有很多學者，法學界有很多學者也在研究疫情問題，當然是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研究面相。在武漢的一個會議上，我跟一些搞自然科學的同仁有一個爭論。他說我們這次疫情的勝利，是科學的勝利。當然他們講的科學是不是人文社會科學，它是講自然科學。我就開玩笑，我們哪有科學的勝利？在病毒的來源沒有查清之時，有一段時間我們的核酸檢測還不是那么可靠，我們還沒有成功地研究出治療效果很好的疫苗的時候，中國能夠很好地控制住疫情，不是自然科學的勝利。如果要跟科學沾邊，它一定是社會科學的勝利。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體制里面，有過去毛澤東那一代人創立的“把支部建立在連上”、建國和平時期“把支部建立在基層”的經驗做法。把公權力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末梢里面。于是乎，不僅是一個居委會，一個村委會，甚至一個門棟的棟主，都可以把這個單元的人口的流動徹底得管控住。靠這種嚴密的管控和有效的空間隔離一起戰勝了疫情，這就是很中國化的一種問題。
有很多做社會學的，他去觀察疫情和我們居住狀態的關聯。我問學生，我說你知道我們武漢有哪幾種社區嗎？哪一種社區里面疫情的這種傳播感染可能是相對嚴重的或者更嚴重的？他們其實也沒有做出一個很好回答。
武漢的社區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居住宿舍改造成了一個社區；還有城鄉相互鄰接的居住地帶形成了社區；還有隨著現在房地產的發展形成的比較高品質的商業化的社區；另外還有所謂的過去的國有大企業，在國企關停并轉的一波改革里面形成的社區；另外還有所謂的外來者居住比較多的這么一種社區。統計調查的結果表明：城鄉相鄰的那樣一種社區，疫情比較嚴重；次之可能是困難國企下崗，居住的密度比較高的社區；再就是以外來陌生人這種只是偶爾居住的流動性比較強的社區里面，疫情也是要相對嚴重一點。這就是如果沒有對事實的一種洞察，或者一個充分和全面的了解，你可能不會去發現“真的問題”。
在我的學術生涯里面，學憲法當然是研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也看到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一個根本的政治制度。但是其實我們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以我個人的主觀評價而言，眼前為之一亮的、比較厚重的這種成果其實是不太多的。為什么？研究中國的人大制度它是需要有親歷性，你沒有親歷，你可能對這個制度的這種真實想象都沒有。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什么叫民主？30年代章太炎曾經說過“民主就是開會”。人大代表去開會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呈現形式。但是你們知道人民代表大會有幾種會議形式嗎？當然有大會，有代表團會議，還有小組會議。為什么我們要把這個會議劃分這么多種類型，小組會議、代表團會議或大會，它的功能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沒有一種親歷性，大概不能去回答出來。但我告訴你，因為我有相關經歷，可能用我的個人經驗的觀察來說，所有的會議的形式之設計都是要滿足于中國有序民主的一種形式，比如你在小組會議發言，這個信息是其他代表不可能聽到的�？渴裁礃拥囊粋�載體去把你的這樣發言信息、你的建議、表達去進行傳導的？是通過一個簡報。但簡報它是有一個過濾的功能的。很可能有些情況下，你在小組會議里面，那些表達、那種直率的甚至所謂尖銳的批評，通過這么一種過濾的形式，把這種信息傳導得面目皆非。所以我們很多學者主張人大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去做會議制度的改革，要讓會議體現一種討論的交互性、辯論性。因為會議是由很多人參加的，在共同的一個空間一種場域相互的發言、辯駁，可能使我們這樣一個會議本身的質量有一種提升。這了解了這種情況以后，因為有生動的素材，然后據此去開展研究，它可能會呈現你的這種問題的鮮活性。
另外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發現里面，要有一個歷史的脈絡，要有一個世界的脈絡。這樣兩種脈絡，我們經�？梢杂昧硗庖环N話語來進行一種簡約性的表達，它其實就是一種比較——歷史的比較和橫向的比較，是一種歷時態的觀察和共時態的觀察。身為中國人，在中國的這種場域里面，中國的文明產生于長江黃河神州大地上。人類做為一個所謂的高級動物，他的生存和發展，很多是經驗性的，人類不可能永遠處于一成不變的環境里，世界總是變動不居的，總是要不斷面臨著一種新問題的挑戰，這種不確定會給人類造成很多困擾的。武漢市曾經提出一個城市的精神叫做“武漢每天都不一樣”。我曾經在武漢市兩會里對此表達了個人意見，當然他們沒有接受。我說一個城市里面，它其實應該有世事靜好的一面。如果每天都不一樣，我們早晨一起來，武漢就變樣了，道路也變了，環境變了，什么都變了，我們會無所適從。過于頻繁的變動既沒辦法去安頓我們的靈魂，也沒辦法去安頓我們的身體，更無法由此去規劃我們的的行動。所以我們當下人類面臨很多新問題，但很多問題就是老祖宗已經教給我們解決的辦法。找清這樣一個歷史的脈絡，我們既可以跟我們的先賢去對話，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要素，或者找一個答案。當然也節省我們很多無謂一種勞動。
比如說當下在中國法治領域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命題，德治和法治的問題。德治有很多不同的一種理解。首先我們講的德治可能是一個法律系統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依據，其次德治可能是作為規范體系的準據法，再次它也可能是指一種具體的行為規范。但是我們講德治作為規范體系的一種正當性依據的時候，他其實是講了德治的一種價值的底色。在這樣一個問題意識之下，你看看中國的老祖宗不但思考過這個問題，從商周時代我們就講了以德配天的問題，從孟子開始要講君主德性的問題，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為什么一個人有資格去做君主、做皇帝，是因為你要有德性。你要沒有德性，我們就可以進行變換王朝的一種革命，從這里面我們可以獲得很多智慧的源泉。
我導師在教我的時候很注重一個學術的訓練。我后來對我的學生也有這么一種要求。但是要求是一個指導性的。做什么呢？學會寫學術綜述，做學術脈絡的一種梳理。我們現在很多這種課題的申報，或者論文的寫作，尤其是一個篇幅比較大的論文的寫作，都是要去看這一個學術脈絡和歷史脈絡的這種梳理。沒有歷史脈絡的梳理，我們認為你這一個研究可能就是一種重復的，可能是一種沙上建塔，是沒有一種所謂根基的。
另外我們剛才講的第二個脈絡是一個世界性的一種脈絡。中國的法律的發展，從戊戌變法、洋務運動之后，我們去做一個仿習，做一個模仿者，做一個山寨者；到了當下以后，我們中國的法律的研究，可能有一個重大的使命的期待或者說任務的這種轉型，要尋找我們一種自主性，不去簡單地借鑒模仿他者，而是找到作為一個自者存在感和主體性。但是找到一種自者的存在感，絕不就是說我們只是做井底之蛙。我們不是完全排斥，像“倒洗澡水把小孩都倒掉”那樣一種粗暴和簡單的方式。對世界法治發展的文明，我們不是完全枉然不顧的這樣一種情況。習總書記講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人類有命運共同體，人類一定有關于命運的一種關切，一定有關于解決命運挑戰的那些方案的，里面也有法治性的方案。這個時候我們是需要有一個世界性的脈絡。
在問題的獲得里面，第三種進路我覺得是密切地跟蹤法治實踐。當然跟蹤法治實踐，它本身是一種社會性的，跟我們剛才前面提及的第一點，其實是相互結合、相互交織的。但我這里面講的實踐里面，其實有一個領域的限縮，相對的它的指社更具體一些。比如法治實踐里面有立法實踐。我們當下的這樣一個法學隊伍中，為什么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相對的產出量比較多？除了說他們的隊伍比其他學科的學者形成的一個小江湖要大很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部門法的領域里面是不斷有立法的這種變動和法律規范的立、改、廢的。我經常也跟很多刑法的學者、民法的學者去調侃，說民法和刑法包括商法是不斷有行情的。一個新的立法就制造一波新的學術行情。當然在學術行情之后，他們也還有很多的物質上的獲得、名聲上的擴大，也就是說名利上升的。我說我們搞憲法的，修憲10年才修一次，10年才來一波行情。當然這是一個玩笑話。但不斷的立法變遷，當然就給法律人貢獻新的問題。
立法貢獻問題有很多，比如我們最近除了行政法領域的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等重要法律的修改以外；商法的領域也有很多法律將要修改。在公司法里面修改里面我知道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組織法和行為法的問題。即你在確認一個公司的治理體制時到底是以章程為主，或者是以契約為主。回過頭來，比如說在公法的領域里面，監察法制定之后，有一個配套法。在政務處分法里面要處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監察制度沒有改革之前，在行政領域、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司法機關領域，都有它的處分制度和懲戒制度。那么我們要制定政務處分法，到底是由監察機關紀委機關一統天下，還是要保持一個多元共治，既要監察機關紀委機關去主導政務處分，同時要保留一個體系。這是有一個一元制二元制的一種爭論。在一元制二元制的這種爭論之下，它各有什么樣的一種優勢和劣勢，當然成為學者他所關注的問題。
再比如說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以后，我們備案審查制度系統化。大概從17年開始，我們備案審查制度要由全國人大的法治委，在每年度一次向人大常委會做一個備案審查報告。最近一次報告里面就提到很多很多問題。
比如說關于民航發展基金問題，有很多公民提出要對民航發展基金是否違憲請求進行一個審查。但是人大常委會的法工委做了審查以后，得出不違憲的結論，而且說它不是一個征收征用。里面就有一個思考，你上飛機進機場，都要去掏幾十塊錢，幾十塊錢從我的腰包里拿走了，它不是稅收，也不是征收征用，它到底是什么？這是顯見的一個問題。再比如說我們民法典立法的時候，有一個婚姻的冷靜期的制度設計�；橐龅姆�定性有利于社會和家庭和諧，是很好的一個制度設計的初心的。但是為什么會這樣？其實它有一個歷史的脈絡和世界的脈絡。早年臺灣曾經引進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禁止家暴制度，家庭暴力之后，受到暴力損害的一方可以提出一個離婚的請求，立即可以準予。還有一個禁止和隔離期，說在48小時之內雙方不能去去接觸。如果要去接觸，重者可能要受到治安處罰。但后來在實際運用的過程中，臺灣的學者發現這好像是不符合中國人的實際的。中國人婚姻實際上會有一種什么樣的樣態？天上下雨地下流，夫妻吵架不記仇，白天去吵架，晚上去睡一個枕頭，雙方的矛盾可能就化解了。除了立法不斷去給我們貢獻問題的增量以外，司法層面也會給理論研究貢獻很多問題，你比如說從宏觀意義上考量司法的一種改革，有很多選項的，我在大概有三年左右，一直也是關注司法改革問題，當然在司法改革里面沒有過多的一種發表。我一直主張說司法改革現在選擇的一種方案，是特定情況下政治決策者的選擇。但這種選擇并非是唯一的一種選項。司法的改革可能是有的這種法治主義的進路，也可能還有的民主主義的進度，依靠監督作為一個承載司法改革目標的制度形式，尤其是司法責任制的方式，靠一種層層的監督來實現，這是一個很東方化的思維，跟西方法制的設計有很大的區分。我們知道西方近現代的法治里面，它在設計一種規范體系以后，然后把法律的執行是交給由個人以行使訴權、行使請求權的方式來保證法治的實施和貫徹的。這樣一個進路，它可能使法制的實施成本更低，每一個要行使權利的訴求成本，都是由其個人承擔。而當下我們采取的是一個監督的思路，我們設計了規范的體系。為了保證法治的實施，采取監督的架構，設置監督的體系。在這樣一個監督的體系里面，它所有的成本都是由國家機關承擔。圍繞這樣一個監督的體系，我們需要設立監督的機關。當依靠監督機關保證監督目標的實現的時候，還會產生一個如何監督監督者的問題，這種很不一樣的制度設計，是很東方、很中國式的。然而，這兩種方式是里面是否涇渭分明，是否可以相互借鑒、相互改進，這可能是司法改革中會產生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具體的司法領域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案例指導制度、智能司法問題。從前年到現在為止，關于司法領域認罪認罰從輕處罰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了訴訟法學的一個禁臠，是他們的領域。有一次參加最高檢討論會，我發言說其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是一個訴訟法的問題，還有很多公法的、甚至是憲法問題，當認罪認罰從寬以后還會產生其他問題，比如過去我們在司法的制式里面講的終極審判權的問題，檢察院和法院之間的分工問題，律師如何去發揮作用的問題。這些是宏觀架構的層面的一種思考。
法學的研究，你要發現問題，應該有作為學者的獨立思考，搞學術，尤其是文科、法科的學術，它在很多情況下是一個孤獨的事業。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面講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边@是獨立的，寂寞的事業。在這個事業里面你一定是要做到獨立的思考，不能人云亦云。陳云同志曾經講過，“我們如何去發現一個真理？要反復比較求實、求真、不唯上、不唯權。”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有一種過人的稟賦——在7歲的時候，可以把三國演義一次不落的背下來，于是他頗為自得。但是，在一次課堂上老師說錢穆你把三國演義背一下，果然是倒背無流，在他洋洋得意之時，他的班主任就講：“錢穆你看看大橋的橋是個木字旁，我們把木字換成另一個字，是驕傲的驕�！卞X穆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認為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規律都是同等循環的（就是一個所謂的瓶頸律，也就是西方學唐德剛所說的三峽峽谷的現象），中國歷史規律當然也是世界歷史規律的。后來有個老師對他說，為什么西方很多國家尤其像英國以及歐洲的一些其他國家，并不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能夠保持長時間的一種政治安寧和穩定呢？錢穆聽到這樣一個問題以后，他自己形容為“一語驚醒夢中人”。也就是說其實做事情，尤其是做學術研究，一定要有獨立的思考，沒有獨立思考的學者，永遠只能是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拾人牙慧。還有李白以詩來描繪的多角度思考問題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面對一個問題時，你要去學會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對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人來說，問題意識代表思路，思路即決定研究出路，方法決定你的研究高度，材料決定你的研究的新穎度。在“問題”的領域里面，我們一定要學會不同視角的觀察。這在學術史上是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在平面幾何領域的一個公理——“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在很長時間被視為顛覆不破的真理。后來幾何發展到黎曼幾何的時候，它就打破了這個真理；還有牛頓的經典力學，在很長時間內是被認為是真理，后來也出現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現在量子力學的不斷發展，這種發現和發明都是一個新的視角、一種新的發現。所以我們要去找尋問題的時候，也是要學會從不同的視角去觀察。另外一個問題是，呈現我們的問題意識，還要去學會如何去表達問題，但是這樣一個話題已經超過了我們今天王旭教授給我規劃的講課的內容，我想我就先說這么多，看看后面，我們各位嘉賓和同仁有沒有什么問題交流。
王旭教授對秦前紅教授在一個半小時內不帶片紙而又不失條理的講授表示了感謝。王旭教授認為，秦前紅教授常真誠地結合自身的學術成長以及學術研究心得，把如何看待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講得非常清楚透徹。同時也再一次感受到秦老師作為公法學者這種深厚的家國情懷，以及與國家的一些根本問題同頻共振的能力，真正做到了把經驗的話語轉化成理論的話語，把事實的邏輯變成理論的邏輯。
開放提問環節，現場九百余聽眾紛紛圍繞法學研究提出了諸多問題。秦前紅教授針對“如何界定法學研究中的‘真問題’”、“如何做文獻綜述”、“如何選擇投稿期刊”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解答。隨后王旭教授宣布講座結束。現場九百余名聽眾也紛紛表示了對秦前紅教授和講座主辦方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