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當代形式種族主義起源與應對”國際專家研討會于線上召開，該會由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塔博-姆貝基非洲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跨文化人權研究中心、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來自聯合國、中國、荷蘭、加拿大、南非、肯尼亞、牙買加的近20名人權領域專家學者分別通過線上討論和提交書面發言等形式圍繞相關議題展開深入研討。會議由南非塔博姆貝基非洲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人權教授，南非自由國家人權大學教授Serges Kamga主持。會議分為上、下半場，各位專家學者分別就種族主義起源探析和如何應對與種族主義兩個主題進行了研討。
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院長肖永平教授在開幕詞中表示，種族歧視是一種歷史悠久和普遍的現象，需要長期的國際合作來共同應對。他認同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行為問題特別報告員E. Tendayi Achiume教授的觀察，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出于種族動機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在一些國家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肖永平教授表示，上次我們幾方合作舉辦的反對種族歧視國際視頻會議的成果論文集Between Ignorance and Murder- Racism in Times of Pandemics將由維也納學術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礎上，這次會議專家們將圍繞種族主義討論一些重要的話題，如歧視起源、如何解決、誰能做出貢獻、聯合國作用和中國角色等，并最終形成一份政策文件，以期引發更為廣泛的學術討論，助力于在思想意識層面達成消除種族歧視的共識。最后，肖永平教授對合作單位和與會專家表達了歡迎和感謝。
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歷史與全球人權專業Bonny Ibhawoh教授在開幕詞中表示，發展權是人權。同時，反種族歧視與聯合國發展權專家機制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并認為種族主義是實現基礎人權的關鍵障礙，因此消除種族歧視對實現發展權有著重要意義。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人權干事Shyami Puvimanasinghe女士指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西方國家暴露出更多對少數人種的歧視問題。因此，此時提出反種族歧視的觀點是十分重要且緊迫的。發展中國家在此過程中應該加入新的概念到發展權中，強調經濟、社會、文化、種族等多方面的正義。Puvimanasinghe女士高度贊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她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合作，不僅需要通過法律手段反對種族主義，更需要通過盡早的教育從根本上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人權干事Sandra Aragón Parriaux女士認為，種族主義的問題不能僅簡單歸咎于拉丁美洲。她指出，現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是建立在種族基礎之上的。同時，Parriaux女士還指出，種族歧視導致了各國間、各民族間的隔閡，可以依據現有的國際人權法框架來解決這些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Patrice Vahard博士贊同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提出了圣經諾亞方舟的故事予以呼應。他說，他理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我們都在一艘船上，同舟共濟、榮辱與共。他指出種族主義的影響是普遍的，因此，南北方國家應該采用相互合作，摒棄對抗的方式進行溝通。同時，Vahard博士從自身經驗出發，從律師的角度表示同意在法律層面采取措施來反對種族歧視，提出要在個人情感和立法原則方面尋求平衡。
獨立專家Jytte Nhanenge女士認為，種族歧視源于父權制度，為證明女性的從屬地位，在這種制度之下產生的三種概念框架，分別是價值層次、價值二元論和統治的邏輯。該概念框架認為，成年男子優于婦女和兒童，個人優于社會，人類優于自然，富人和白人優于窮人和有色人種等等，加強了有較高價值的人對有較低價值的人之間不平等的壓迫制度，而這種壓迫性的世界觀又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包括種族主義在內的各種“支配主義”。因此， Nhanenge女士認為可以從系統理論、整體主義以及《易經》的中國宇宙學中得到啟發，轉向系統和整體意識，消除種族歧視。
荷蘭烏得勒支大學跨文化法律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跨文化人權中心主任Tom Zwart教授以加拿大為例，認為僅靠法律方法去解決種族主義的制度問題是困難的，我們應該從國際層面來思考這個問題。不僅發展中國家需要采取措施，同時我們也需要聯合發達國家中遭受種族歧視的團體，共同應對種族主義。
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毛俊響教授指出，造成種族主義的因素很多，我們尤其需要重視生物和社會經濟兩方面因素。就生物因素而言，人們本能地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因此需要道德進行約束。在社會經濟層面，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導致種族歧視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這種偏見深深植根于人們思想中，形成了一種社會心理和意識，因此要想在短時間完全消除絕非易事。
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員彭芩萱博士認為，種族主義是一種社會構建，在暴力、法律、話語、社會控制等多重作用下得以持續存在。由于既得利益群體從中得以剝削獲利因而勢必全力維持現狀，消除種族歧視的道路就像我們國家解決“挨打、挨餓、挨罵”問題一樣，道路曲折。尤其是，受到歧視往往與極端貧困密切聯系，而經濟發展和實力提高則有助于被剝削階級獲得力量、反抗壓迫。因此，中國全面脫貧的成功經驗值得分享和推廣，可進一步在發展權和減貧領域開展南南人權合作，消除種族歧視前途光明。
會議下半場各位專家學者就應對種族主義以及聯合國和中國的角色進行了研討。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Patrice Vahard博士表示，在討論聯合國對于反種族主義方面可以起到的作用時，他認為這里聯合國的含義不僅是指聯合國諸如秘書處等的主要機構，還包括聯合國各會員國。接著他從三個方面論述了聯合國在反種族歧視方面所應發揮的作用。首先，聯合國成員國應該在反種族歧視中起到模范作用，Vahard博士高度贊揚了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此方面發揮的作用；其次，Vahard博士指出，需要通過教育來改變固有觀念，從根本上消除種族歧視；最后，Vahard博士強調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各國之間應該通過合作來共同解決種族歧視問題。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人權干事Shyami Puvimanasinghe女士首先肯定了教育在消除種族歧視中的作用，她認為盡管我們的種族、性別、年齡等各方面身體條件不同，但是我們同為人類就應該消除心中對其他人的歧視與偏見。同時，她還提出發展權作為基礎人權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目前為止，距離發展權獲得同其他基礎人權相同的法律地位仍相去甚遠。為此，Puvimanasinghe女士提出，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不僅是聯合國應該積極地進行反種族歧視活動，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參與其中，尤其是宗教領袖、文明社會和社會運動的領導者等這些社會重要角色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法政治學Alexander Knoops教授認為，盡早的教育是唯一能夠從根本上消除種族歧視和犯罪的方法。同時，他還提出，對國際律師以及執行官員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培訓，這在促進國際人權法制定的同時還能夠為人類樹立良好榜樣。
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員彭芩萱博士提出借鑒法國哲學家布迪厄“社會資本”的概念，即各位專家互為“社會資本”，各個國家互為“社會資本”，可以互相調動以實現理想。因此，個人得以在生活場景、工作場景、會議場景等調動“社會資本”以提高周圍人的“消歧意識”；而國家則可以通過調動彼此作為“社會資本”來推動南南人權合作、中歐人權對話、人權國際條約履行等，進一步消除種族歧視、實現人權。
通過三個小時的熱烈研討，與會專家就應對種族歧視問題達成了三點共識：首先，種族主義問題歷史悠久，要想在短時間內消除難以做到，各國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應對該問題，例如教育、法律、政策、國際合作、消除貧困等等；其次，縮小全球貧富差距，解決饑餓貧困問題是消除種族歧視的根本途徑。中國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在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穩等多方面有許多經驗可以分享，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精準扶貧、脫貧的做法，積極與中國開展人權合作，促進全人類發展權的實現，最終共同消除種族歧視；最后，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南南人權合作以及種族歧視的應對提供了思路。南南人權合作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和人權進步的重要途徑。南南國家之間應以同舟共濟、權責共擔、互幫互助、合作共贏的精神，堅持以團結促合作，以合作促發展，以發展促人權，努力實現更加充分的人權保障。當今世界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國面對種族歧視問題都不能獨善其身，必須攜手共同應對，發達國家也不能以人權問題為借口干預發展中國家，而應同發展中國家一起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向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