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下午，浙江工業大學“和山法學”名家講壇第十一期“近代中國的價值普遍性與具體性”學術講座于屏峰校區法學樓法B108模擬法庭成功舉行。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政法論壇》主編王人博教授蒞臨主講；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余軍教授、山東大學法學院李忠夏教授、東南大學法學院劉練軍教授、華東政法大學陸宇峰教授以及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黃鍇博士應邀與談；本次講座由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呂鑫教授主持。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近300名師生參加本次講座。
講座概要
王人博教授立基于近代中國的時代背景，以如何處理中西關系為主線，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國的價值普遍性與具體性，并探討了兩者之間的關系。
1840年，英國以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鴉片戰爭實際上是一場貿易戰。中英軍事力量的懸殊使國人首先發現了西方力量的實效性，中國必須重新尋找國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重新認識“弱并不具有道德的優越性，強也并非處于道德的劣勢”。由此，魏源提出處理中西關系的第一個原則，即“師夷長技以制夷”，其直接結果為洋務運動，最大成就即為造就了亞洲排名第一的北洋水師，這也是學習西方力量的結果。
但甲午戰爭為這場運動做了檢驗，中國發現不僅要尋找西方的力量，更要尋找西方的價值。甲午戰敗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中國的制度出了問題，而恰恰西方能夠為制度性問題提供建議。因此在當時的中國，存在三套方案：一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激進的戊戌變法；二是以張之洞為代表，主張“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的價值方案；三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共和革命，其理論表達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縱觀整個近代史，中國一直在摸索如何處理中西關系，以及如何在面對西方力量選擇和價值選擇的過程中進行權衡與周旋。
根據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王人博教授拋出兩個問題：是否存在普遍性價值？這個普遍性價值源自中國本土還是由西方引入？他認為普遍性價值是由西方傳入的，但我們要將西方的普遍性價值與西方推行價值的方式相區分，即我們可以否定其推廣手段，但不能否定價值本身，“就像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一塊倒了，拎出嬰兒再把洗澡水倒掉才是得當的做法”。
與此同時，對于處理普遍性價值和具體性價值的關系，接受普遍性價值并非意味著由其取代具體性價值；相反地，需要普遍性價值放下身段，去尊重、親近具體性價值。在談及如何尊重與親近時，王人博教授以中國餐飲習慣和行人過馬路為例，生動解釋了如何在接受普遍性價值的同時又堅持具體性價值。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試圖在近代價值的普遍性和具體性這一二元結構中，找尋一種妥當處理中西關系的方法。
學者與談
在與談環節，李忠夏教授圍繞近代中國、價值、普遍性與具體性等幾個重要范疇展開，認為普遍性與具體性應該同時存在，應當同時加以追求。實際上近代這一范疇蘊含著現代性價值，即自1840年以來中國就進入了現代化維度，現代化維度實際上也包含了現代性價值的一些普遍性。近代中國源源不斷所作的努力，其實就是接近現代性價值所作的努力，靠近現代性價值體系所作的努力。但同時不能忘記自己的中國特色，我們應當回溯中國如何一步步從前近代走到近代、再到今天的歷史軌跡。
劉練軍教授從講座主題的現代性問題以及選題的時代意義兩個方面展開，指出近代中國面臨問題的關鍵在于既要有現代性又要堅持國體，但是現代性和國體之間是存在張力的。與1840年的中國相比，當下的一些問題仍然可以在“德先生”方面反思原創性，在“人是目的”層面反思中國。
陸宇峰教授由近代性以及近代社會的特點入手，指出功能分化是現代社會富強的根本原因，并以貿易、科學、政治的合法性為例予以說明；面對當今復雜社會的整合方式，使社會分化成為各個領域，由各個子領域進行再整合，以實現社會整合，可能是中國這一超大規模社會治理的新思路。
黃鍇博士首先從何為普遍性入手，聯系當下中國疫情防控的價值輸出，提出了普遍性轉換的可能性。再以行政訴訟制度為例，分析行政訴訟在中西方的不同目的，指出普遍性的實現必須關注個體的具體性，追求具體性應當再回到普遍性，在具體性的基礎上重新構筑普遍性。
自由討論
在自由討論環節，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師生踴躍發言，王人博教授與參加講座的師生交流互動，細致回答了提問者的問題，并對五位與談人的發言進行了簡要回應，在座師生受益匪淺。
最后，呂鑫教授對王人博教授的精彩講座，以及與談嘉賓的分享表示了感謝，同時期待與歡迎各位老師再次蒞臨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講座歷時三個小時，氣氛濃厚熱烈，浙工大師生共聚一堂，聆聽王人博教授的講座，享受了一場極具魅力的學術盛宴，感受到了學術交流的浩瀚與寬廣，本次講座在師生們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