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概要
2024年9月24日，獲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項目支持的“跨越國際公法與私法邊界的國際法教學：跨國公司難題”順利舉辦。該講座由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共同主辦，于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舉行。墨爾本大學桂冠教授桑迪亞·帕胡加（Sundhya Pahuja）擔任主講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長聘副教授許亮、 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陳一峰、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張康樂擔任評述人，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廖雪霞擔任主持人。來自校內外約70名師生參加了本場活動，講座反響熱烈。
環節一：主講人報告
廖雪霞老師主持發言
桑迪亞·帕胡加教授
會上，廖雪霞老師介紹了本次講座的嘉賓，并向與會專家表示歡迎。桑迪亞·帕胡加教授首先對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項目的邀請和與會教授的參與表示感謝，隨后開始講座。
首先，教授對國際公法與私法的分界進行了反思。她重點分析了國際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歷史分界，以及這一區分如何影響我們對跨國公司和國家權力的看法。她指出，國際法的公私劃分掩蓋了國家在法律關系中的核心作用，使得跨國公司能夠跨越不同法律管轄的邊界并保持其法律人格。通過反思公私區分的歷史，她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所教授的法律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實踐中不斷變化和被重新定義的。其次，教授談到了跨國公司的法律人格與殖民歷史。通過回顧一戰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展，尤其是英美跨國公司在殖民地的傳播，解釋了公司法人身份的歷史起源。她提到，公司法律人格的傳播不僅依賴于法律制度的支持，還通過殖民地的法律框架以及不平等條約得以鞏固。跨國公司在殖民地通過領事管轄權和不平等條約獲得了特殊的法律地位，形成了如今的國際法律格局。最后，教授強調了法律教育中的實踐與反思。教授指出法律教育不僅僅是在傳授過去已經存在的知識，更是在動態的國際關系中構建新的法律認知。她提到，19世紀中葉之前，法律并未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通過國家實踐逐漸形成的。她特別提到了英國實證主義法學家奧斯丁的理論，指出法律的形成更多是通過實踐而非理論的確認。在學習國際法理論時要格外關注作者的背景、寫作目標以及受眾。教授認為應以批判的精神鼓勵學生從歷史和實踐的角度重新思考法律的功能和邊界。
環節二：評述人發言
張康樂老師發言
張康樂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批判法律研究是否應首先反思我們自身？”他指出，在西方，批判法律研究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反思和批判其自身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傳統，尤其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那么，作為中國的法律學者，是否也應當從反思本國的法律傳統開始？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國際法教育中是否過于依賴于西方的法律理論框架，而忽視了本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需求？張康樂老師呼吁，批判法律研究不僅要對國際法的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也要對中國本國法律的應用進行深刻反思，以此來推動更有意義的法律教學和實踐。
許亮老師發言
許亮則通過若干宗主國在殖民地從事法律改革和實驗的例子說明，殖民者如何通過本國法律為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提供法律基礎。這些法律制度允許西方跨國公司在殖民地獲得法律優勢，而這些殖民國家在法制建設上處于不平等地位。
結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許教授提問：在這種全球擴展的過程中，中國跨國公司如何應對不同法律體系下的復雜局面？他特別指出，隨著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否已經具備應對這些國際化挑戰的能力？國際法的歷史教訓能否幫助中國在“一帶一路”中推動更平等和公平的法律合作框架？
陳一峰老師發言
陳一峰首先對桑迪亞·帕胡加教授的歷史視角表示了贊同，強調了跨國公司與主權國家之間緊密的歷史聯系。他提到，跨國公司雖然在法律上被定義為私有實體，但它們的實際運作往往依賴于背后的國家權力。特別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許多跨國公司實際上是由國家授予特許權，以推動其殖民地擴張或在全球貿易中獲取優勢的工具。這一點在東印度公司等歷史案例中尤為明顯。他指出，盡管今天的跨國公司在表面上脫離了國家控制，成為全球化的象征，但它們仍然在許多方面依賴于國家的法律和政治支持。陳一峰老師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當代國際法律框架中有效地識別和應對跨國公司背后隱藏的主權國家力量？
提問環節
會議現場
在提問環節，有同學追問了教授在演講中提到的“國家法”（State Law）是否可以看作是“國內法”（Domestic Law）的同義詞，或者應被理解為私法的對立面。教授解釋說，雖然兩者有時可以互換使用，但她使用“國家法”時更多是為了區分國家主權法律與其他形式的法律，例如被殖民地法律或跨國公司的法律。國家法不僅涵蓋了國內法律，還包括國際法的應用，特別是在國家主權和國際法互動的背景下。
另一位同學則提出了跨國公司在國際法庭案件中為何其法律人格沒有成為爭論的中心，而是更多討論國家責任的問題。這位同學引述了國際法院的一些案例，指出這些案例中跨國公司的身份問題常被忽略，法庭更傾向于討論相關國家的責任。對此，教授表示，這確實是國際法處理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在涉及復雜國際事務時，跨國公司的法律人格常常被簡化為一個程序性問題，而不是實質性討論。她進一步解釋，這種現象部分是由于歷史上的法律框架如何優先處理國家間的關系，而跨國公司的地位往往被背景化。
另有參與者提問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否可以看作是專業知識和權力分配的一種形式。他指出，當某個問題被定義為私法問題時，它會被交給特定的私法領域法律專家處理，而公法問題則更多由國際法專家或政府處理。教授對此表示認同，并進一步擴展了這一觀點，指出在國際法體系中，問題的定義本身就是權力分配的過程。這種分類不僅決定了誰來處理這些問題，也影響了問題本身的性質和處理方式。
會議的最后，廖雪霞老師對本次講座進行總結，并對與會專家學者、老師、同學表示感謝。“跨越國際公法與私法邊界的國際法教學：跨國公司難題”講座至此圓滿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