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單元會議簡報
“一帶一路”與國際法治
主題：“一帶一路”與國際法治
主持人：李壽平（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
與談人：沈偉（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
伏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
地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行政樓222室
時間：2021年7月3日13:30-16:00
論壇第四單元“‘一帶一路’與國際法治”的討論，由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李壽平教授主持，遼寧大學副校長楊松教授、中山大學法學院黃瑤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孔慶江教授、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張慶麟教授、商務部條法司對外經濟合作法律處馬宇馳處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韓永紅教授、南開大學法學院胡建國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顧賓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王朝恩副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貿法律評論》編輯部王樂兵主任依次作了主題報告。之后，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沈偉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伏軍教授就該單元議題下的發言進行了與談。
一、 發言人：楊松（遼寧大學 副校長、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下的金融法治問題
楊松副校長首先深入分析了國際金融制度所面臨的挑戰。她認為，挑戰一方面來自于全球范圍內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造成現有國際金融結構和秩序的逐步解構；另一方面來自于金融科技的發展，科技不但改變了微觀的金融交易、宏觀的金融秩序，同時也改變著國際金融市場基礎和結構。之后，楊教授著重討論了金融科技領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數字貨幣。她提出，數字貨幣對整個國際金融制度的影響至少有二大方面：一是在國際貨幣秩序方面，數字貨幣對國家主權貨幣和國際貨幣儲備帶來一定的挑戰，即增加了國際上貨幣競爭的激烈程度；二是對國際金融秩序的挑戰，主要表現在跨境支付清算數字貨幣、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公共利益、反恐和反洗錢的融資等方面，IMF、G7以及ICC等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規制數字貨幣。最后，楊教授討論了我國如何關注數字貨幣發展的問題。第一，我們應認識到，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盡早出臺和制度完善，不僅是我國金融體制深化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發展的需要，也是“一帶一路”拓展的重要支撐。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可以發揮數字人民幣在數字支付清算領域的領先作用，提供跨境支付、結算和清算的中國方案，從而避免過度依賴美元結算所帶來的風險，保障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第二，借力央行數字貨幣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同時建立支付清算的監管機制。數字貨幣的國際監管要盡可能地通過“一帶一路”來加強共識，建立數字貨幣監管統一標準和規則。此外，也可以考慮建立法定數字貨幣的體系和規范，通過標準化推動數字貨幣產業等。對于這些復雜的問題，我國要力促國際合作，同時保護我國金融安全和國家利益。
二、發言人：黃瑤（中山大學法學院 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與“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構建
黃瑤教授從三方面探討了“一帶一路”建設與“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構建問題。首先，黃教授認為共建衛生健康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內涵是要保障全人類的公共健康福祉�！耙粠б宦贰背h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合作平臺，將衛生健康領域的合作納入其中，推動醫療衛生的交流與合作，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具有人道價值和精神的全球公共產品，有助于各國之間實現民心相通，助力、助推“一帶一路”建設。其次，黃教授討論了“一帶一路”倡議下共建健康共同體的中國實踐。她指出，八年以來，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公共衛生領域進行了多方面合作，包括公共衛生方面的合作機制建設、傳染性疾病的防控、公共衛生人才建設培養等。此外，中國不僅在疫情前與世衛組織簽署了許多關于“一帶一路”衛生領域的特殊協議，而且在疫情后也給予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許多實際抗疫支持和援助。同時，中國還與沿線國家共同發起了新冠疫苗疫情合作伙伴倡議，建立了更緊密的“一帶一路”衛生伙伴關系。最后，黃教授提出了共建健康共同體的國際法治路徑：一是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規則和框架，與沿線國家就公共衛生領域的規則進行談判、制定和完善，由此推動全球公共衛生法的完善，提供法治保障的環境；二是加強與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間組織在公共衛生方面的合作，積極參與到有關國際組織的工作中，提高衛生健康共同體應對公共衛生的能力，使國際衛生法不斷的發展。探討完以上三方面之后，黃教授總結了發言，并再次強調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是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健康之路有助于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提供新路徑，推動全球衛生法向公平合理的秩序發展，同時也是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增添新的內涵。
三、發言人：孔慶江（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 院長、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機制
孔慶江院長首先強調了能源合作在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有關國家之間合作的重要地位。之后，孔教授探討了中國對建立能源合作機制的態度。他指出，中國目前已經發布了《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能源合作愿景和行動》，《愿景和行動》雖然對其他國家并沒有強制約束力，但足以表達中國對建立能源合作機制的支持。2019年，中國與18個國家共同簽署了“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部長聯合宣言，迄今同30個國家建立了能源合作伙伴關系。宣言屬于軟法，有必要考慮使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家之間的能源合作機制化。最后，孔教授提出了四條關于未來建立能源合作機制的路徑建議。第一，完善雙邊聯合工作機制，即由雙方選定一些能源合作方案，確定實施方案的行動路線圖等，在雙邊層面共同推進相關方案的實施。第二，運用經濟手段建立能源共同市場，為供需雙方之間達成一種安排。第三，建立“一帶一路”能源俱樂部，為更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提供平臺。該平臺將有助于增加國家之間的理解和共識，加強市場信息交流。第四，考慮通過條約方式與有關國家建立一個多邊能源安全的保障機制。第五，考慮加入《能源憲章條約》，建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緊密合作機制�？捉淌谡J為，目前加入《能源憲章條約》的時機較為成熟：一是可以利用《能源憲章條約》中投資的規定，特別是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為我國在“一帶一路”參與國家能源領域的投資者提供法律保障；二是能夠為能源的過境運輸提供制度性的多邊安全保障；三是《能源憲章條約》一旦被采納為能源合作機制，可以全面替代其他各種各樣的機制，有助于加強該領域的規則的一致性和可預見性；四是從法律意義來說，中國在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作出的承諾已經為加入《能源憲章條約》鋪平了道路；五是可以利用現在歐盟推進《能源憲章條約》現代化的契機，在新制度未成型之時加入條約，可以發揮作用，塑造現行制度。
四、發言人：張慶麟（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 院長、教授）
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法治原則
張慶麟院長首先回顧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的內涵——即共商、共建、共享。共商指在各方共同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尊重各方的意見。共建指匯聚各方的力量來建設治理全球或者解決全球的問題。共享指搭建共同的發展平臺，使各國共同享有參與的權利和機會，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和安全保障。之后，張教授探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含的國際法治理念。他認為，雖然法治的概念目前還沒有形成共識，但通常都認為法治是一個有著實際意義的概念，它體現在相當多的國際文獻及國家憲法中�？v觀這些文獻和法律，可以將法治的核心要點歸納為法律至上，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張教授進一步指出，國際法治是國內法治延伸到國際層面，在國際領域遵守法治甚至可能比在國內領域更重要。國際法治的核心價值可以歸納為：國際法治理念意味著需要加強國際法原則、準則與規則的建設和遵守，國際法治也要求各國政府的權力，包括其國內法律，受到國際法原則、準則和規則的外部限制，必要時以國際執行來實現這種限制，以確保各國政府不武斷地行使權力或濫用優勢。最后，張教授對“一帶一路”建設中遵循怎樣的國際法治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一帶一路”所要遵循的國際法治思想和國際法治原則都應來自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含的國際法治思想。因此，張教授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應遵循如下國際法治原則：一是遵守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國際法治原則；二是遵守各國主權平等的國際法治原則；三是遵守國際法規則的國際法治原則，四是遵守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法治原則；五是要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法治原則。
五、發言人：馬宇馳（商務部條法司對外經濟合作法律處 處長）
主題：構建國際經貿規則新體系保障“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馬宇馳處長首先介紹了國際經貿領域的重大變化及以規則促進“一帶一路”合作深入推進的重要性。他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化遭遇波折，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蔓延，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的挑戰，國際投資體制也面臨變革，經貿規則體系正在經歷新一輪的重構。在“一帶一路”走向高質量發展的節點，以規則保障“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是法律界共同的使命。之后，馬處長報告了近年來商務部條法司在“一帶一路”相關經貿規則和法治保障方面開展的具體工作。第一，支持增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積極支持世貿組織的改革，參與建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推動盡早恢復上訴機構的正常運轉，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等。第二，積極與其他國家簽署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和雙邊投資協定，如完成RCEP的簽署和批準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與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簽署自貿協定、積極推動中日韓FTA等。第三，支持對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進行必要的變革。具體而言，中國已經向聯合國貿法會提供了關于改革的中方文件，提出了改革的目標和方案考慮。第四，積極推動商事領域國際規則的統一和現代化。例如，推動達成《新加坡調解公約》，為國際商事爭議的多元化解決提供了國際法層面的制度保障、推動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討論和解決鐵路運單不具備物權憑證屬性等問題、積極參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有關《開普敦公約》及其《航空器議定書》、《MAC議定書》的工作等。第五，通過多種方式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有關企業提供了規則和法律方面的服務和保障。最后，馬處長強調，雖然“一帶一路”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也仍面臨較為復雜的外部環境，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這無疑對“一帶一路”法治保障工作和法學研究帶來了諸多新的課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國際經貿規則新體系構建與發展，以適應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需要。
六、發言人：韓永紅（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 副院長、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
韓永紅副院長首先介紹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法治建設的現狀。她指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法治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但缺少現成的制度框架。同時，由于“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法治化是逐漸構建具體法律規則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避免法律規則碎片化，韓教授認為有必要先確立若干基本原則。在提出具體的基本原則之前，韓教授先闡述了確立基本原則的三個依據：一是契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目標和理念；二是符合國際法律基本原則；三是應具有普遍性、穩定性和基礎性的特征�；谶@三個基本原則依據，韓教授提出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法治建設基本原則的內容：平等互利原則是首要原則，市場開放和透明度是核心原則，特殊和差別待遇是補充性原則，可持續發展是目標原則。之后，韓教授著重解釋了平等互利原則。她指出，平等互利原則的內涵是指“一帶一路”各參與主體的地位平等，權利義務相對，同時應以市場化運作為基礎，謀求各方利益的增加。堅持平等互利原則，對發展國際合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合作，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它有助于闡釋“一帶一路”互利共贏理念，校正單向施惠的政策傾向，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可持續性推進。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法治建設過程中堅持平等互利原則，也將有利于統一國內外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打消沿線各國對“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目標的疑慮。
七、發言人：胡建國（南開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第三國出口問題與 WTO 貿易救濟規則的完善
胡建國副教授作了“‘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第三國出口問題與WTO貿易救濟規則的完善”主題報告。胡老師首先闡明了“第三國出口”的具體內涵�！暗谌龂隹凇笔侵概c中國有一定關系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出口，具體包括：（1）中國企業在第三國投資設廠，利用東道國投入品、來自中國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入品生產并出口；（2）其他第三國企業利用來自中國的投入品在第三國生產并出口。之后，胡老師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投資和貿易有著巨大帶動作用。中國企業大量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不僅有助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而且有利于中國資本輸出，帶動中國產品出口和化解產能過剩。這不可避免地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利益發生沖突，美歐等國家也頻繁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單邊措施加以應對。從美歐單邊措施的動機來看，不僅旨在打擊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和保護國內產業，更是為了實現戰略競爭目標，例如阻止中國企業擴大海外投資，阻止中國加速國內重組與向價值鏈高端邁進。但是，美歐反傾銷反補貼行動涉嫌違反WTO貿易救濟規則和習慣國際法，甚至會侵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權。最后，胡老師總結指出，美歐反傾銷反補貼行動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和中國產品出口都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中國不僅要警惕美歐等西方國家通過國家實踐與國際合作形成新的貿易救濟規則，而且要積極推動WTO貿易救濟規則的澄清與完善，以便更好地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法治保障。
八、發言人：顧賓（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的軟法路徑
顧賓副教授首先從實踐層面提出了公共債務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是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他們的財政收入減少，抗疫支出增多，中國是否能將借出去的錢收回來的問題，變得越發重要。之后，顧老師從國際規范層面討論了公共債務問題。他認為，公共債務問題在國際規范上呈現軟法的特點，但軟法并非意味著不重要和執行效果差。傳統的軟法規制債務問題有三個支柱：一是聯合國貿發會負責任的主權借貸行為原則，它是主權借貸領域的最佳實踐；二是世界銀行和IMF的《債務可持續框架（DSF）》，把債務評級分為四類：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和債務困境；三是巴黎俱樂部——雙邊官方債務重組的主要國際平臺。隨后，顧老師從三個角度討論了“一帶一路”公共債務的中國方案：第一，從長期性視角認識“一帶一路”債務的性質，在債務評估時加入中國經驗，體現“一帶一路”投資收益長期性的特點；第二，分析借款國的債務結構，避免創造債務陷阱；第三，提出中國方案的制度規范，如2017年首屆峰會出臺的“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和2019年公布的“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分析框架。最后，顧老師再次肯定了軟法路徑的重要性，認為它既符合國際社會規制債務的傳統，也是中國致力于“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問題的國際共識。同時，顧老師也對軟法路徑的建設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推動財政部倡議的“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分析框架多邊化；第二，推廣亞投行債務分析和信息披露的做法；第三，盡早啟動加入巴黎俱樂部談判工作。
九、發言人：王朝恩（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主題：“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國際法機制
王朝恩副教授報告了“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情況。他指出，文化交流是實現民心相通，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面。通過文化交流可以實現參與各方之間的相互理解，實現對各自利益、考量以及習俗的認同，對其他“五通”目標的實現發揮積極作用。促進“一帶一路”文化交流需要多措并舉，其中法律機制特別是跨國的國際法律機制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之后，王老師討論了國際文化法規則的問題。他將文化國際法規則分為三類：一是以個人權利或人權為本位的機制，主要從個人、發展個人文化權利的角度設置國際性法律規范；二是以國家權利為本位的機制，主要從國家作為國際文化法權利主體的角度設定文化規則；三是以國家義務為本位的機制，將國家保護和發展文化的義務予以細化和明確的。最后，在中國如何推動建構“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國際法機制的問題上，王老師提出三點看法，一是，在理念上，應注重吸收不同本位的機制的優點，構建人類共同體本位的國際法律機制，既充分保障文化人權，又充分發揮國家在形成共同體文化的作用。二是，在實施進路上，一方面中國應當利用好現有的多邊機制和雙邊區域機制；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推動建立多層次、多邊和多向度的“一帶一路”文化國際法體制，具體來說，可以考慮建立一個以文化交流為導向的宣言性（憲章性）的多邊機制，在相應國家和區域層面、在不同文化交流機制層面建立具有約束力的機制。如在貿易領域和投資條約領域，引入層次性的文化例外規則。三是，在制度構建上，應建立以非歧視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禁止武斷的國內措施、靈活穩健的自由準入、合理的安全審查和可接受的爭端解決機制為主要特征的規則體系。
十、發言人：王樂兵（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貿法律評論》 編輯部主任）
主題：“一帶一路”背景下跨境擔保制度的發展與我國的制度借鑒
王樂兵老師首先介紹了涉及到擔保利益的《開普敦公約》和《航空器議定書》、《鐵路議定書》、《空間資產議定書》、《MAC議定書》的國家簽署和批準情況。他指出，發達國家大多沒有簽署和批準這些議定書，反而越是不發達的國家都簽署和批準了這些議定書。雖然關于跨境擔保的幾個議定書并沒有很好的實施效果，但對于推動“一帶一路”而言，這些議定書是很好的制度抓手。中國不僅要簽署這些議定書，可能還要發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加入，使議定書服務于我們國家的戰略。之后，王老師討論了與跨境擔保制度有關的四個問題。第一，關于設計的交易范圍，從國內立法上看，跨境擔保與當前國內動產擔保制度已經同質化了，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所謂功能性的擔保制度架構，與議定書并不存在實際的沖突，這對我們未來推動跨境擔保制度的進一步適用，以及引領其他國家加入議定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二，在一些具體制度上，雖然動產擔保的識別描述、電子登記等制度與國內完全一致，但違約救濟并不同于國內擔保的制度。比如，《MAC議定書》設計了三種方式，一種是免受破產程序的影響，最差的一種是要遵從標的物所在國的債務人的破產程序，最后一種是綜合了以上兩種方式。第三，法律制度的保障和融資成本是明顯結合在一起的。在“一帶一路”中，我國成為產品資本服務的出口方和提供方的時候，現有的跨境擔保的制度對于維護我們國內企業金融機構的利益是非常有保障的，盡快簽署關于跨境擔保的幾個議定書對我國來說是值得考慮的選項。
與談人：沈偉（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 教授）
在與談環節，沈偉教授總結了上述發言，并發表了他的看法。首先，沈教授認為本單元的主題“國際法治”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國際法治主要強調規則，與強調穩定性的國際治理體系有所不同。第二，國際法治的表現形式比較側重于條約規則，比如注重案例、以條約形成國際規則等。第三，對于現在“一帶一路”要形成的國際法治，上述專家的發言可以歸納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融入說，即中國比較深度的介入到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規則當中，如加入能源憲章等已有國際規則；另一種觀點是重建說，即建立自己的規則體系等。最后，沈教授指出我們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國際規則應該具有更高的水平，這樣才能對國際法治有所貢獻。
與談人：伏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教授）
第二位與談人伏軍教授就上述發言進行總結。伏教授首先將上述發言總結為從宏觀設計與微觀治理兩個層次來探討“一帶一路”的國際法治建設，與會學者思路清晰、角度新穎，令人深受啟發。接下來，伏教授總結了這一話題下爭議點較多的問題同與會學者討論，具體包括以下三點。其一是如何準確理解“一帶一路”在法律上的含義。伏教授認為這一問題是在國際法上實施該路徑的首要條件，在現有的“公共產品說”、“平臺說”、“FTA說”的基礎上需進一步深入理解這一問題的本質。其二是關于國際法治的維度問題，即如何理解國際法與國內法在“一帶一路”法治建設中的關系。伏教授認為國際法治包括國際法與國內法層面的問題，這兩個層面是共進共存的關系，缺一不可。其三是“一帶一路”法治建設的制度進路問題，即如何在業已成熟的國際法體系下融入“中國制度”、“中國想法”。伏教授認為，類似的經濟協定如“CPTPP”已經形成了清晰的規則體系，“一帶一路”的具體制度建設需要有針對性地設計，如此才能產生真正有效的多邊法律機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
最后，主持人李壽平教授對上述發言進行了總結，并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單獨的國際法或者國內法能夠解決的問題，“一帶一路”也并不是要打破現有的體系，另起爐灶，而是考慮在現有的框架下，如何讓國際法治保障和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此外，李教授也認為應考慮CPTPP以及與“一帶一路”有競爭關系的模式。從這個角度來說，國際法治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將不僅是系統的研究，也是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