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科院大學法學院消息，2021年4月24日，第三屆法哲學與政治哲學論壇暨第六屆自然法青年論壇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成功舉行。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商務印書館主辦，同濟大學法學院法哲學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自然法名著譯叢”、“法哲學名著譯叢”、“政治哲學名著譯叢”編委會協辦，下設三個分會場。來自德國弗賴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巴黎第一大學、商務印書館、東方出版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化工大學、暨南大學、河南大學、河南師范大學、湖北大學、云南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湘潭大學等（排名不分先后）國內外三十余所高校、科研機構及出版單位的專家、學者等60多人參加了本次論壇。
01 開幕式
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柳建龍副教授主持。他代表法學院歡迎各位專家、學者的到來，并對本次論壇的協辦方同濟大學法學院法哲學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自然法名著譯叢”、“法哲學名著譯叢”、“政治哲學名著譯叢”編委會以及學校科研處的支持表示感謝。
隨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林維教授、商務印書館陳小文副總編輯先后發表致辭。
林維教授在致辭中表示，本次論壇是疫情以來，學校首次舉辦的、規模較大的學術會議。隨著疫情不斷好轉，學校非常歡迎更多的專家、學者來進行學術交流。他指出，部門法有必要與法哲學、政治哲學進行對話，希望將來舉辦的論壇能有更多研究部門法的專家、學者參與。以刑法為例，隨著德國法對中國法的影響日益加深，為了更好地吸收德國刑法教義學的有益成果，有必要深入學習德國法哲學、政治哲學的知識。他還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和法學院的基本情況。他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成立于2017年，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為基礎，具有40多年人才培養歷史的積淀。學校采取本碩博一體化培養模式，力爭建成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自2020年科教融合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成立了12個學院及22個系，學院院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相應研究所的所長兼任，從而真正實現了科研與教學力量的深度融合。以法學院為例，陳甦所長兼任法學院院長，法學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員被法學院聘任為教師，法學院的一批老師也被法學研究所聘任為研究人員，科教融合使得法學院學科建設水平迅速提升。最后，他再次歡迎各位專家、學者的到來，并希望未來各方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陳小文副總編輯在致辭中表示，非常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參會，在“世界讀書日”第二天舉辦此論壇，非常具有意義。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高度重視本次會議、給與了很大支持，特別感謝林維副校長的支持與幫助。接著，他介紹了商務印書館與吳彥等年輕學者在出版“自然法”相關譯著事宜上的聯系與過往。他指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著必須是名著，且需要達到嚴格的學術標準。商務印書館出版以質量、實力優先，不唯“資歷”、“職稱”和“學歷”，并鼓勵、支持青年學術人才的成長。他還介紹了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然法名著譯叢”、“法哲學名著譯叢”、“政治哲學名著譯叢”等相關情況以及對出版譯著、專著的要求和標準。最后，陳小文表示，近年來，商務印書館加大原創著作的出版，在堅持商務印書館一貫秉持的高水準的前提下，非常歡迎與各位專家、學者在原創著作出版上的合作，努力體現中國學術水準，為形成中國學術的話語權和學科體系做出貢獻。
清華大學哲學系韓立新教授以“市民社會之于國家現代性的決定性意義”為題做了會議引言。韓立新教授指出，現代國家的基礎是國民發達的主觀自由。所謂主觀自由，一般說來，可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指個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等得到滿足和保障；第二，指個人可根據自己的意志決定和選擇自己的行為。不過，黑格爾對此的理解與一般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區分了國家和市民社會兩個領域，將主觀自由分別視為市民社會的第一原則和國家的第二原則。因此，主觀自由也可分為對應市民社會的“主觀自由I”和對應國家的“主觀自由II”。韓立新教授把對應于市民社會的“偶然任性和主觀偏好”稱為“主觀自由I”；把對應于國家的“政治情緒”和“愛國心”稱為“主觀自由II”。雖然構成國家基礎的是“主觀自由II”，但保障國家現代性的卻是“主觀自由I”。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培育主觀自由的功能稱為“陶冶（Bildung）”。與基督教相比，市民社會對于培育主觀自由而言，發揮著更為實質和更為關鍵的作用。盡管黑格爾以沒有主觀自由為由將亞細亞排斥在現代國家之外，但是同時又給了市民社會以培育主觀自由的功能，這就為亞細亞通過市民社會來建立現代國家提供了可能性。對于中國而言，其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屬于典型的亞細亞共同體，其雖然曾出現在世界歷史的早期，但到了近代開始落后于西方，跟日本一樣，她也面臨著國家轉型的歷史任務。從黑格爾給出的那兩條培育主觀自由的渠道來看，在我國試圖通過基督教來培育主觀自由幾無可能；倒是市民社會這條渠道，具有完成這一任務的可能性，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市民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隨著市民社會的出現和發展，個人的主觀自由也將逐漸會發達和成熟起來，國家的現代化將不可避免。
02 會議流程
本次論壇共設三個分會場，同時進行，每個會場各有上午下午兩個單元。
（一）第一會議室
本會場上午的會議主題為“馬克思與法”，下午的會議主題為“德國唯心論法哲學”。
1 “馬克思與法”（上午）
本單元會議由商務印書館的王曦女士主持。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李超群講師以“馬克思對啟蒙人權理論之異化的批判——基于《巴黎手稿》中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問題的分析”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李超群老師指出，私有財產權，在以自然權利論為代表的啟蒙人權理論看來是兌現人權承諾的關鍵，在馬克思看來，卻是前者背離人道主義宏旨的癥結，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對勞動的不同認知。前者將作為私有財產之源泉的勞動理解為謀生活動；后者卻認為，勞動應當是“自由的有意識的”創造活動，謀生活動乃是勞動的異化。相應地，作為謀生活動之產物的私有財產權，便是異化勞動的產物和異化人性的反映。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從工資和資本兩個方面分析了私有財產權的異化屬性。馬克思對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批判揭示出，啟蒙人權理論基于私有財產權構建的權利話語和人性論預設，反映和維護的是“物質力量顛倒決定人”的現實異化狀況，因而不可能真正達到人道主義目標。這一批判的啟示意義在于，今日的人權事業應擺脫私有財產權的一元決定，應從“人之為人的所需”的多個維度上去實現人的美好生活。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姚遠副教授在評議中表示，李超群老師的報告主要是將馬克思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論猶太人問題》與后來的《巴黎手稿》整合在一起，從而在二者聯系之中研究馬克思在巴黎時期對權利問題的理解又怎樣的內在推進。姚遠副教授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解中，工人享有的契約自由只是形式的、表面的，私有財產權的實質不是Right（權利），而是Power（權力）。通過將Person（人格）還原為Human being（人的肉身），需要、社會交往、承認、異化等問題才有討論的空間。所以，相較于權利問題本身，馬克思更關注的是權利的批判。同時，姚遠副教授指出了一些可以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問題。
在自由討論中，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浩副教授指出，馬克思對“類存在物”的界定，并沒有將之與“自然存在物”完全對立起來，而是結合起來討論的。另外，對于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的關系來說，似乎后者才是成因和根本。清華大學哲學系韓立新教授認為，異化勞動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勞動并不必然導致對物的所有，而是使得二者互相分離。原則上來說，謀生勞動不是異化，因為人的生存離不開勞動。然而，如果勞動不再是以獲取使用價值，而是以獲得交換價值為目的時，就變成了營利勞動，這時才導致了勞動的異化。最后，李超群老師對各位老師的評議進行了簡要的回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樊文副教授代表德國弗賴堡大學米夏歇爾·帕夫利克教授（Michael Pawlik）以“卡爾·馬克思論犯罪和刑罰”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帕夫利克教授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生活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斗爭，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斗爭，而這本身就是一幅真正的人類共同體的諷刺畫。雖然黑格爾把馴服市民社會潛在的破壞力量委托給了作為普遍物的管理者的國家，但是馬克思認為這種調和的信念是不現實的幻覺。馬克思認為，承認一個前-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私人領域，就會導致“國家可以成為自由國家（Freistaat），而人卻不是一個自由人”。這樣一來，由于個人利益沖突的實在世界和不現實的虛幻天界的現代社會雙重化，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能滿足于一種刑罰理論，而是需要兩種理論（預防論和報應論）。因此，在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共同體”中，個人是“在聯合體中并通過聯合體”獲得自由，而不是像在市民社會那樣，是在聯合體之外獲得自由。總之，帕夫利克教授對關于馬克思有關犯罪和刑罰立場的進行了總結性陳述。
西北政法大學邱昭繼教授在評議中表示，樊文副教授的譯文準確、流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爾·馬克思論犯罪和刑罰”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于該主題也有所論述。邱昭繼教授還簡要介紹了英語世界中相關研究文獻。針對報告中一些具體問題，邱昭繼教授也表達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自由討論中，浙江大學哲學系朱渝陽副研究員認為，帕夫利克教授提交的報告可以處處看到黑格爾思想的影響。中山大學哲學系王興賽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黃鈺洲講師以及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李超群講師也對一些具體細節提出了疑問和看法。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王丁講師以“‘陰影之夢’中的國家——沃格林和謝林的政治哲學期待”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本篇報告對沃格林和謝林的重要政治哲學思想進行了梳理。王丁講師指出，沃格林把整個“現代”的實質理解為“現象主義”。如此一來，通過這種把人類自身置于現象關聯中的做法，人的生存位置就被牢固地設定在了“一種內在俗世的秩序中”，一種古典的實體性超越式人類生存定位也就由以喪失了。綜合沃格林和謝林的說法，可以看到在這種“現象科學”中，通過以“偶性”的東西取代“實體性的秩序”，人和事物都成了“陰影”，進而使得人也在這片陰影中成了“陰影之夢”，更使得一種以此出發的“國家學說”也同樣成了“陰影之夢”。在對費希特的批判中，謝林同時也揭示出了“陰影之夢”的前提，即它建立在把某種源初與“自我意識”對立的東西，也就是自然排除在外的前提上。謝林以先驗哲學和自然哲學為“兩端”，但又超出兩者之上的“同一性體系”所囊括的那種“自然”并非抽象的、主觀化了的自然，而是一種雙重化的自然。在謝林看來，國家如果是“個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條件”，要么結局要么是無政府主義進而取消國家，要么是費希特式的“封閉商業國”，進而取消自由。國家絕非“行走在地上的神”，因為神絕不行走在大地上。真正的“人類統一體”絕非現代國家，也絕非先驗-人類哲學開啟的“世界公民”理念，而是某種值得期待的東西。人類的自由必須在與作為其根基的自然之必然中，才能在一種精神秩序的歷史性人類生存敘事中得到理解，因此，整個“現代”所產生的“現象主義”-“現代國家”總體機制，絕非真正的自由得以實行的場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黃鈺洲講師在評議中表示，就目前而言，學界對謝林的政治哲學與法哲學思想關注較少，因此王丁講師的報告是一個開拓性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謝林和黑格爾一樣，他們對時代經驗的把握有相似之處，但又有一定的差異。在黑格爾的語境中，過去和未來總是被拒絕言說的，理性必須在當下的現實中才能被滿足。然而，在謝林看來，黑格爾執著于內在于世界的理性統一體系的建構，有可能消解超越性層面的東西，人不能僅僅沉溺于現代性的頹廢之中，不能局限于現象化的生活。黑格爾與謝林思想的差異，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各自不同性格的影響。
在自由討論中，對于“自然”的概念理解等問題，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朱磊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2 “德國唯心論法哲學”（下午）
本單元會議由商務印書館的白中林先生主持。
巴黎第一大學的博士生馮嘉薈以“黑格爾：一個共和主義者？”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在學界討論中，對于黑格爾的形象定位，存在著開明派與保守派兩種定位的對立。馮嘉薈認為，或許可以有第三條路徑，即考慮黑格爾與共和主義的關系。從概念歷史的角度說，“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直接的詞源來自拉丁語“res publica”，其意義被明確地表達在烏里比安 “公共”與“私人”事務的區分上。盧卡奇的研究凸顯了黑格爾與激進共和主義之間的關聯，他在君主制與共和制對立的基礎上討論黑格爾的共和主義。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共和主義也可以作為倫理生活的理想，尤其是對希臘城邦倫理生活的理想化。對黑格爾來說，正是古代的城邦生活作為一種完整的倫理，為人性的實現和完滿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年輕的黑格爾崇尚古代城邦倫理的生活，這已為學界共識。這一共和主義面向與第一種共和主義不同之處在于，它首先涉及的是德性，倫理生活的問題，而不是具體的政治制度安排。盡管如此，年輕的黑格爾與古代共和主義之間的聯系只是故事的一半。已經成為學界共識的是，黑格爾對現代政治/社會思想的基本貢獻之一，在于他區分了在先前的政治理論中未經區分的國家（polis，civitas）與社會（societas civilis）。經過黑格爾的建構，現代人既是家庭成員，又是國家中的公民，同時也是工商業社會的市民。黑格爾對現代資產者的肯定伴隨著他與青年時期古代公民理想的告別。成熟階段的黑格爾，其思想方向不在于以理想化的古代城邦生活理解和規范當下的社會生活處境，而是思考和發展可能的概念中介，在承認資產者不可能還原為公民的前提下，將（以古代倫理生活為典范的）政治的維度肯定下來，但這里涉及的不是“古典共和主義”，而是“現代共和主義”。
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朱磊在評議中表示，本篇報告的成敗關鍵在于兩個方面：第一，能否從共和主義角度理解黑格爾？第二，這是否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黑格爾？如果從共和主義角度理解黑格爾，一方面有助于避免開明派/保守派的標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現代語境下激活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如果要理解黑格爾，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現代政治哲學的光譜。這一看似充滿張力的結論，正是這篇報告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認為，真正的黑格爾形象是不屬于任何主義的。
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蔣益以“論《德國觀念論的最早體系綱領》的實踐哲學意涵”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對于國內外的黑格爾研究界而言，自羅森克茨蘭發現并命名《德國觀念論的最早體系綱領》這份手稿以來，該手稿的著作權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蔣益認為，即便《體系綱領》不是完全意義上出自青年黑格爾的思想和手筆，但該文本顯然“很好地嵌合在黑格爾早期思想的發展中”。即便以“一個審美現代性方案”來定性《體系綱領》，我們也必須將其視作批判啟蒙理性主義和近代自然法的社會觀、國家觀的實踐哲學文本。《體系綱領》所呼吁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理性深化，表現了早期浪漫派和青年黑格爾探索一種全新的、面向未來的倫理—政治方案的理想訴求。《體系綱領》既是黑格爾有意識地突破康德哲學體系框架的開始，也是他轉向形而上學體系建構和實踐哲學理論詮釋的開始。《體系綱領》勾連起了黑格爾的基督教批判與自然法批判，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既富有原創性思想、又具有轉折性標志的重要文本。
上海社會科學院謝曉川助理研究員在評議中表示，《體系綱領》的歸屬問題一直是學者們不斷爭論的問題。在承認這一點的基礎上，蔣益博士的報告通過研究《體系綱領》所表現出的思想傾向，將之與黑格爾的思想與作品進行相互印證，此種方法值得贊同。謝曉川助理研究員認為，在黑格爾的研究中，最好直接從文本本身出發，而盡量避免“貼標簽”。對于報告中一些具體細節問題，謝曉川助理研究員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自由討論中，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浩副教授指出，相比較而言，黑格爾研究還是一個“小傳統”，有時“貼標簽”也是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關鍵是如何這樣做。當然，緊密結合黑格爾的文本也很重要。另外，除了研究文本中體現的思想之外，文獻方面的考證也很重要。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大衛講師認為，“貼標簽”不是必須的，著重于考察黑格爾本身對于“共和”的理解，也是很有意義的。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朱磊也認為，先深入理解黑格爾，然后在與之展開對話，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中山大學哲學系王興賽副研究員指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激進共和主義與古典共和主義本質上是一樣的。另外，共和主義傳統相當復雜，英法的共和主義也值得研究。浙江大學哲學系朱渝陽副研究員認為，在德國學界，對于《體系綱領》的歸屬問題，歷史考證的方式仍然具有說服力，也得到了公認。就黑格爾而言，其與費希特哲學（例如承認理論）之間的關聯或許也值得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黃鈺洲講師認為，對黑格爾思想的進一步“還原”，可能是有意義的研究方向。
浙江大學哲學系朱渝陽副研究員以“自然法與倫理國家：黑格爾耶拿早期自然法方案解析”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朱渝陽副研究員指出，黑格爾在《自然法論文》（1802/03）中，通過批判兩種非科學（經驗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自然法處理方式，引入自然法（Naturrecht）概念，重新恢復“自然”（Natur）與“法權”（Recht）之間的原初聯系。黑格爾自然法語境中的“自然”概念指的是具有目的論（Teleologie）傾向的倫理實體。自然法是關于絕對倫理的學說。自然法的任務就在于說明，倫理自然作為普遍之物、原初實體是如何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展開自身，獲得法權，實現絕對倫理理念的。對絕對倫理理念的直觀就是一個民族、倫理理念實現法權的過程，就是單個個體不斷走向普遍性的民族國家，并與其進行融合統一的過程。黑格爾的自然法理論就是關于倫理共同體和民族國家的學說，這一理論構想是黑格爾耶拿早期自然法方案的獨特之處，與成熟時期的《法哲學原理》的副標題遙相呼應，是黑格爾法權國家思想的初步表達。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黃鈺洲講師在評議中表示，《自然法論文》是黑格爾在耶拿早期一部比較成熟的作品，后來《法哲學原理》中很多思想的萌芽，已經體現其中了。《自然法論文》主要是為了批判兩種非科學（經驗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自然法處理方式。在批判形式主義的自然法處理方式時，黑格爾同時針對康德（道德哲學）和費希特（強制體系）。黑格爾對費希特的批判，是他在《自然法論文》中走向絕對倫理的一個重要中介。在早期的法哲學構想那里，黑格爾提出了“死的能力”以克服自然性，走向自由。但是，對于法哲學的建構來說，“生的能力”也很重要，但此時黑格爾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法哲學原理》中，相較于耶拿早期，黑格爾對于“勇敢”品質的評價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自由討論中，清華大學哲學系韓立新教授指出，對于黑格爾耶拿早期的自然法方案，評價似乎應當更中肯一些，因為當時還沒有產生“精神”概念。在《自然法論文》中，黑格爾是在一種否定的意義上批判近代自然法學說，所謂的絕對倫理實質上是古代國家學（共同體主義）的一些東西。在晚期的法哲學思想中，黑格爾對近代自然法與古代國家學進行了結合，但這是建立在意識哲學與國民經濟學的影響基礎之上的。對于個體向共同體擴展的中介問題，黑格爾在耶拿時期還沒有很好地解決。韓立新教授認為，不能把早期《自然法論文》中的“自然法”等同于《法哲學原理》中的“自然法”。市民社會概念的誕生，是黑格爾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浩副教授以“‘揚而不棄’的市民社會——《法哲學批判》之后的《法哲學》籌劃”為題做了主題報告。陳浩副教授認為，對于黑格爾的定性問題，學界一直存在著爭論。馬克思借助《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一舉將黑格爾定性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普魯士反動政治體制的辯護士。在假定馬克思對于黑格爾所做的是嚴格而有效的批判，然后要求黑格爾方面給出鄭重而合理的回應的情況下，更有助于理解黑格爾有關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的思想。具體而言，在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設定中，包含“分裂”和“揚棄”兩個層面。黑格爾既看重現代自然法契約論傳統對于個體、市民自由、私人性和特殊性之正面價值的肯定和高揚，希望借助市民社會這一理論創制，去消化吸納現代性的上述成就，他方面黑格爾又傾心于古典政治傳統的共同體、公民美德、公共性和普遍性價值所體現的“美和真”，試圖運用自身獨特的國家構想，去繼承并接續古典古代的這些價值，黑格爾之要求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裂”，可以看作是對上述兩個傳統的兼重并顧。與此同時，黑格爾是在“保留”市民社會之獨立性的前提下，借助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溝通與和解，來促成一種“弱揚棄”。黑格爾的揚棄方案，是在承認市民社會之正面價值與獨立性的前提之下，對于市民社會所施展的一種“揚而不棄”。
上海社會科學院謝曉川助理研究員在評議中表示，陳浩副教授的報告主要采納是一種非形而上學的方法。就馬克思的批判而言，馬克思并不同意黑格爾的所謂“思辨方法”。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裂”源自現實，不可能通過法哲學的觀念在理論上解決。黑格爾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吸收值得注意，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與斯密關于法理學的論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
在自由討論中，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李超群講師認為，馬克思關注的重點似乎并非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裂”，而是這兩種狀態的優先級問題。陳浩副教授指出，至少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國家”，黑格爾所談論的“國家”并非完全一致。前者指的是警察、司法國家，后者指的是倫理國家。
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朱磊以“文明的終結與歷史的未來黑格爾政治哲學中現代世界的命運與使命”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朱磊認為，法權哲學和歷史哲學構成了黑格爾政治哲學的主要部分，兩者分別從普遍文明的邏輯架構與普遍歷史的演進過程角度討論了倫理自由之總體的形成過程。黑格爾之所以關注文明與歷史，是因為當現代哲學以激情為基礎為政治重新奠基后，法權與歷史這兩個政治的核心領域都因缺乏終極目的而缺乏真正的自由。為了不讓人類精神成為動力因主宰下各種力量生生死死永恒輪回之所，黑格爾試圖通過“理念與現實的同一”與“歷史的完成與準備就緒”兩個原則去調和理念與激情，從而形成由有機國家所承載的普遍秩序。為達到這一目的，黑格爾需要發現世界歷史中出現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并將其調和為一個內在融貫的統一整體，即一種普遍文明。不過，黑格爾認為，通過有機國家建立的世界秩序有著無法化解的內在矛盾，使得普遍文明無法擺脫因大國沖突而毀于一旦的危險。因此，在黑格爾看來，大國共存問題的解決是世界歷史之未來的道路。朱磊認為，這樣一個困境本質上是對一個真正堅實的普遍文明的邀請。
中山大學哲學系王興賽副研究員在評議中表示，朱磊博士的報告主旨宏大，令人影響深刻，既涉及歷史層面，也有現實關懷，可讀性強。
3書評環節（下午）
復旦大學外國哲學專業高詩宇博士以“評雅克·馬里旦《人權與自然法》”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評論稿）。高詩宇博士指出，雅克·馬里旦是當代著名的基督教哲學家和新托馬斯主義。他的哲學思想涉及范圍非常廣泛，但是其中最富有啟發性的是他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馬里旦試圖把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與現代的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政治哲學綜合起來，構建一個既能保留基督教傳統，又能適應當下社會要求的政治哲學體系。《人權與自然法》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而寫作的。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題為“一個由‘擁有人格的人’所構成的社會”，其主題是闡明馬里旦政治哲學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命題，同時表明馬里旦在政治哲學上采取的基本立場。該書第二部分的標題為“人的權利”，這一部分基于馬里旦在第一部分提出的理想社會的目標，指出實現這一理想的必要條件，也就是人權。馬里旦這本著作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于，把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加以改造后與現代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結合，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政治哲學。馬里旦雖然是正統的托馬斯主義者，一生都尊重教會的權威，但是他并沒有滿足于對托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重述，而是把基督教教義與當代思想做了對接，希望用基督教挽救瀕于破產的現代西方政治哲學。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大衛講師以“法權的理性奠基——評《良好的自由秩序》”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評論稿）。張大衛講師指出，與康德的道德哲學相比，國內學界較少關注他的法哲學。在德國也有類似情況。以上述研究境況為背景來反觀德國康德專家凱爾斯汀（Kersting）的名著《良好的自由秩序》（Wohlgeordnete Freiheit），其獨創性與深刻性立即顯露出來。值得一提的是，該作品目前已由湯沛豐博士所漢譯，并且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在該書中，向我們展示了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1）要真正理解康德的先驗哲學、尤其是他以先驗哲學方法論為基礎所提出的道德學說中的理想性的一面，我們必須深入到其法哲學中的現實的那一維度。（2）《道德形而上學》是一部兩百多年前出版的歷史文獻，但是是一部繞不開的法理學/法哲學的經典著作。因為它所提出并嘗試解答的是我們現代社會無法回避且亟需解決的問題：在一個祛魅化、價值多元的時代，個人自由通過何種手段才能避免相互沖突，得到保障并實現？如果說法權是這種手段的必要形式，那么法權的規范性根據又在哪里？此外，當法權的現行實行方式與其最終價值旨趣發生激烈沖突時，人們又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永遠不可能通過法學實證層面的技術完善與創新得到解決，而是需要一種哲學式的、在規范層面的反思與回答；而康德的法權學說正體現了這一方面的寶貴努力。
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高宇博士以“法學需要形而上學嗎？——讀黃裕生《權利的形而上學》”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評論稿）。高宇博士指出，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神圣的絕對權利，啟蒙運動開辟的新時代因而也被稱為“權利的時代”。但權利原則的根據究竟何在？啟蒙哲學是否已經充分證立了這一基本原則？這就是《權利的形而上學》一書要討論的核心問題。黃裕生教授多年來筆耕不輟地鉆研“自由”這一“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深入剖析了自由問題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嬗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權利》一書就是系統總結其自由與權利思想的實踐哲學代表作。該書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現代法權源于普遍權利，普遍權利的形而上學基礎是人的自由意志，康德的先驗哲學則對此給出了最強有力的論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不是簡單地重述了康德的道德哲學，而是給出了新的詮釋，從而展現了一種更加完善的康德式自由理論，而這也正是本書的一大亮點。詳言之，作者不僅從實踐哲學方面，還從存在哲學層面論證了人的自由意志，將人的自由意志置于意識現象學的視域之中，有力地補強了康德的論證，從而將自由奠定于堅實的理論哲學的基礎上。存在哲學視域的開啟也給出了從自由演繹出權利的新的方式，同時也澄清了關于自由與倫理、宗教、保守主義的關系等諸多基本問題的流俗誤解。
河南大學法學院鄒益民副教授以“黑格爾倫理自由觀的當代意義與限度”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評論稿）。鄒益民副教授指出，當代中國因多元價值沖突造成倫理解體、崩潰，進而導致中國人的自由處于困境之中。黑格爾的倫理自由觀對此有重大意義。它啟示我們，有必要追求倫理自由，也能夠追求倫理自由。但世易時移，我們不能照搬黑格爾的理論。從中國出發，我們可以以激進的和非中心主義的方式實現倫理自由，也有必要超越民族國家框架實現倫理自由。因此，我們有必要也能夠對黑格爾的倫理自由觀進行批判。這些也凸顯黑格爾倫理自由觀的限度。
（二）第二會議室
本會場上午的會議主題為“馬克思與法哲學傳統”，下午的會議主題為“現當代法哲學”。
1 “馬克思與法哲學傳統”（上午）
本單元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張羽佳副研究員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周陽老師以“市民社會批判、政治批判與宗教批判的統一邏輯”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認為《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通過闡明“個別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雙向、間接、發展的關系，強調市民社會批判、政治批判與宗教批判的內在統一性。南京師范大學劉陽老師認為周陽老師從特殊性、普遍性、個別性入手對三大批判整合的證成，具有創新性，有利于整全式的推進馬哲研究；并提出周陽老師若是能夠進一步提供彌合理論與實踐的精細化的方法則更好。
中山大學林釗老師以“施蒂納無政府主義辨析”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從否定性、肯定性、策略三個方面對施蒂納無政府主義進行全面考察。南開大學周智臻博士認為林教授不僅對青年黑格爾派進行了溯源性研究，同時也充分探析施蒂納與馬克思的關聯，并向林教授提出兩個問題，施蒂納到底是否為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否成立？
湘潭大學劉建湘教授以“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憲法批判”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從憲法與立法權、憲法與人民的關系及憲法與財產的關系論證了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認為以憲法為分析視角研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有助于全面了解馬克思的國家和憲法學說。清華大學孫子豪博士認為劉建湘老師從三個關系入手論證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和超越，揭示馬克思所主張的是一種立憲權，而非憲定權；同時劉教授結合《克羅茨鈉赫筆記》理解《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對其本人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在自由討論環節，周智臻博士和孫子豪博士與周陽老師討論了《論猶太人問題》的語言結構問題，劉陽老師針對馬克思與施蒂納的關系與林釗教授討論，林釗教授強調應將施蒂納作為單獨的個體，不能作為馬克思注腳。林釗教授與劉建湘教授討論馬克思立憲權相關問題。
2 “現當代法哲學”（下午）
本單元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王莉君教授主持。
華東師范大學周萬里老師以“前理解與方法選擇——約瑟夫·埃塞爾的私法理論及法律方法論”為題做了主題報告。通過闡述約瑟夫•埃塞爾的法律詮釋學觀點，提出法律理解具有主觀性，存在前理解的問題，并且前理解有助于法律適用與時俱進，不滯后，進而指出法律理論應該對其他學科和法外的價值開放。云南大學劉敏老師高度贊同周教授的觀點并提出兩個問題，關于溝通理論上德沃金與埃塞爾的區別及哈特對埃塞爾的影響。
在自由討論環節中，馮威老師表示看到研究埃塞爾的論文很驚喜，并提出問題，法官是否受制定法約束及詮釋學與法律商談理論的關系。蔣明磊老師針對哲學詮釋學與法學詮釋學之間的關系與周老師探討。
北京化工大學趙靜老師就“凱爾森法律有效性理論中的證成問題” 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并主要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證：第一部分探討凱爾森法律效力概念的雙重含義及其證立，指出凱爾森主張法律的效力就是規范的拘束力，并提出基本規范概念；第二部分為凱爾森論證存在的問題，即存在認識理論與實踐理論的鴻溝；第三部分為回歸到康德實踐哲學理論，為基本規范概念的證立提出解決辦法。中國政法大學馮威老師針對趙靜老師將凱爾森法律效力概念區分為兩個層面提出自己看法，認為凱爾森理論中只存在一個應然意義上的法律效力，并引用阿列克西教授的理論認為凱爾森的基本規范必然是預設的，但存在一個前提，即每個人都遵守游戲規則。
南開大學王時中教授以“‘決斷的邏輯’何以可能？——重思施米特與凱爾森‘主權論’分歧的馬克思視角”為題做了主題報告。從馬克思所揭示的經濟危機中的“決算危機”切入，以施米特與凱爾森的“主權論”分歧為視角，批判性地考察了施米特“主權決斷論”的內涵及其意義。華東政法大學張大衛老師認為王時中教授論文的意義在于避免決斷的邏輯造成的政治危險性，并提出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背景下解決主權者決斷是否合適？主權者決斷與政治決斷是否是一個真命題？破壞規范的決斷的有效性來自于何處？
中國政法大學趙英男博士以“康德與黑格爾理論哲學對分析法哲學的挑戰”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討論康德與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觀念論傳統中的理論哲學，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當代分析法哲學的基本理論框架與目標；康德與黑格爾理論哲學的路徑；康德與黑格爾理論哲學對當下分析風格法哲學研究的挑戰與意義。河南大學鄒益民教授高度贊同趙英男博士的論證思路，并提出新康德主義與新黑格爾主義之間的聯系等問題。
在自由討論環節，林釗副教授向王時中教授提問，是否存在無政治共同體的理論可能？進而對主權者決斷的擺脫？鄒益民教授向趙靜老師提問，如何看待凱爾森對相對主義的批判，清華大學高宇博士認為趙英男博士提出康德法哲學對分析法哲學構成挑戰的提法可能存在問題，構成挑戰的是來自于分析法哲學內部。目前分析法哲學的存在的問題是脫離實踐，過于關注概念問題。
（三）第三會議室
本會場上午的會議主題為“經典法哲學”，下午的會議主題為“康德法哲學”。
1 “經典法哲學”（上午）
本單元由東方出版中心的陳哲泓先生主持。
首先，來自湖北大學哲學學院的歸伶昌博士就“阿奎那法哲學思想中罪的層級問題”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歸伶昌博士認為在關系到人現世幸福的偶性層面，罪行大小和行動是否實現有關，而且它的大小有層級差別；與之相反，在關系到與神之愛的層面，惡的行為與行為是否完全實現無關，而且沒有層級差別。而這一差異產生的根源在于，這兩種層面上的罪，所對應的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法——自然法與神法，兩種法各自的特征，注定了與其相對的罪惡和懲罰的不同特點。歸伶昌博士進一步指出，通過研究罪的生成和分類，這一二重區分及其層級特征導源于阿奎那雙重幸福論對其法哲學的奠基效果。
緊接著，來自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的羅軼軒博士就“霍布斯、孟德斯鳩與現代政治學的轉向”為題做了主題報告。羅軼軒博士認為，通過以現代的演繹性科學觀念批判明智的政治學傳統，霍布斯實現了現代政治學的“科學”轉向，把政治學從政治的實踐智慧轉變成政治的科學推理。而歷史與經驗因缺乏確定的必然性被排斥在政治學研究范圍之外，這恰恰造成了霍布斯式現代政治科學的根本缺陷。通過對霍布斯自然狀態學說的批判與對抽象的社會契約論的摒棄，孟德斯鳩將它們帶回政治學的研究中心，并以不同于演繹科學的歸納方法考察法律與各種因素的關系，發現作為必然性關系的“法的精神”。而其最重要的發現是作為中介的政體原則以及它與民族精神在性質上的同一性。在此基礎上，孟德斯鳩推動了現代政治學的“社會學”轉向。
最后，來自湖北大學哲學學院的楊宗偉博士就“‘正義’概念中的權利與國家——叔本華權利理論與國家理論的哲學基礎”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楊宗偉博士認為道德的基礎被叔本華系在了意志的同一性之上，在人的意識與行為中表現為打破我與非我界限的共情。而正義是共情作為道德基礎的一個展現，要實現正義則要做到：不傷害他人與不被他人傷害。權利理論討論前一個要求，國家理論則討論后一個要求。楊宗偉博士進而提出，權利概念只是一個消極的概念，而非義概念成了一個積極的概念。國家純粹是一個防衛機構，它保護群體成員免受外部災害的侵犯，制止成員之間的相互傾軋，以及防止國家保護者對國家的反噬。面對道德行為以及維護道德的行為中透露出來的超驗性意涵，叔本華通過對倫理元現象的考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立足于立場轉換的分析路徑。
在報告環節結束以后，進入了評論環節。
在該階段中，首先由來自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的楊天江副教授對歸伶昌博士的報告進行點評。楊天江副教授肯定了報告人所提出的問題，同時在闡述報告人關于阿奎那相關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應當多從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中尋找相關文本和論據。楊天江副教授認為“罪”和“惡”在《神學大全》中所處的位置不同，“罪”在人論中有所提及，而“惡”主要出現在上帝論中。因而區分“惡”、“罪”“規則”這三個概念是理解阿奎那法哲學思想的必要路徑。
緊接著，來自云南大學法學院的劉敏博士對羅軼軒博士的報告作了評論。劉敏博士概括了報告人研究的主要問題，指出報告人所描述的是關于政治學的方法論的問題，其主要內容是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是基于“明智”，而霍布斯的政治學則是“科學”，再到孟德斯鳩則是以“經驗”為中心。在此基礎上，劉敏博士進一步指出，對于爭議的解決方式，亞里士多德的主要方式是對爭議雙方進行教育，而霍布斯則認為只需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即可。即霍布斯使政治學成為了一種實際上自足的學科。最后，劉敏博士認為在孟德斯鳩是否完全接受霍布斯整個關于政治學的方法論這一問題還值得商榷。
最后，來自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蔣益對楊宗偉博士的報告進行了評論。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蔣益贊揚了楊宗偉博士對叔本華基于正義概念的政治哲學的論述做的邏輯上的重構性的論證。并指出，無論是對叔本華意志理論中的總體意志還是個體意志的討論，都可以納入到一個作為權力和國家的更基礎的人性論基礎來予以討論。
2 “康德法哲學”（下午）
本單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李濤老師主持。
第一場由來自河南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的陳永慶博士就“康德的法權奠基：語境、疑難與思路”為題做了主題報告。陳永慶博士認為康德法權哲學的動機不是探究法的強制力的道德根據，而是完成道德形而上學的體系，法權奠基中的種種疑難只有在其哲學體系的整體語境之中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
第二場由來自暨南大學法學院的湯沛豐博士就“論康德法哲學中的家庭和市民社會”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湯沛豐博士認為康德關于市民表決權的看法與當時的家庭觀念息息相關，獨特的家庭觀念背后，是作為公共生活方式的市民社會正在經歷與傳統的決裂，但與此同時，它又以傳統的名義得到保留。一方面，與過去的決裂使康德的法哲學體現出革命性，但是自然狀態和國家的兩分法卻使新的市民社會在其理論中無法以成熟形式呈現，這又為傳統的家庭模式，乃至傳統的家-國關系的存活提供了一片土壤。
第三場由來自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的袁輝博士就“康德黑格爾法哲學的同異及其當代價值”為題做了主題報告。袁輝博士認為在赫費的觀點中，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盡管在應然問題上存在差異，但仍在歷史理性、職業哲學和教育等方面有著諸多共同之處，而最大的共同點在于兩者都將法權作為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兩者的法哲學在外在自由、實現法權的動力方面有著共同的基調，但在法權的普遍主義的程度上存在著分歧。黑格爾的普遍主義僅僅停留在市民社會，而沒有如康德一樣上升到國際法權層面。
第四場由來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方博博士就“作為‘踐行的權利學說’的康德政治哲學”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方博博士認為基于康德自身的政治觀，建構其與權利形而上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政治哲學是可能的。政治是在經驗中實現權利原則的實踐，因此，康德的政治哲學必須探索使這種實踐成為可能的一般條件。這些條件，如政治判斷、公共性、人民的啟蒙等，是康德關于人的外在自由的思想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屬于權利的形而上學。康德的權利形而上學無疑是一種自由主義理論，但我們也可以從他的政治哲學中找出一些共和主義的成分。這樣，康德為我們在自由主義理論中吸收共和主義的成分時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綱領。
最后，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馮威博士就“康德與新康德主義論人的尊嚴”為題做了主題報告。馮威博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的尊嚴：“太肥”抑或“太瘦”？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首先應當就人的尊嚴之法律規范性與其道德規范性作出初步區分；其次認清人的形象之二維，即個體之人與社會之人的關系。馮威博士進一步認為滿載個體之人的尊嚴層面，相較于東西方數個世紀以來的眾多先哲，中國古代的孟子都更為接近地建構起了一種絕對的個人尊嚴概念。而西方，直到德國近代的哲學家康德，一種絕對的個人尊嚴概念才被置于整個實踐哲學的核心地位。
在報告環節結束以后，進入了評論環節。
在該階段中，首先由湯沛豐博士對陳永慶博士的報告進行評論。湯沛豐博士首先對陳永慶博士的思路表示贊同，同時他認為，一方面，將作為義務之體系的客觀法奠基在作為道德能力的主觀權利之上，與其批判哲學將客觀性奠基在主觀性之上的整體思路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康德將“外在自由”概念具體化為法權實踐理性的三條公設，并將一般法權概念、私人法權概念與公共法權概念分別奠基在這三條公設之上，法權概念、尤其是獲得的法權概念由此剝離了一切經驗性的因素，成為一個純粹的理性概念。
之后由袁輝博士對湯沛豐博士的報告進行評論。袁輝博士首先表示康德對女性的歧視是一種非常落后的觀點，然后在比較康德和洛克的財產觀念基礎上提出康德過于看重財產理論，袁輝博士認為，在康德看來國家產生的原因是財產而非內在法權，由于婦女要依附于家父，因此婦女不具有公民權。這是康德思想中較為落后的方面。盡管如此，康德的法哲學還是反映出新型市民社會力量的要求，因而富有革命性。是故，康德的市民社會概念便帶有新舊意義過渡的特征：既有新市民社會的權利訴求，又有舊市民社會的外觀結構。舊市民社會的外觀結構使傳統的家-國關系得到保留，這又為市民表決權與家父身份的綁定提供了理據。就此而論，對表決資格之限定雖顯得保守，卻并未與康德法哲學體系相悖，甚至是內在于其邏輯的。
緊接著由陳永慶博士對袁輝博士的報告進行評論。陳永慶博士認為當代國際合作和世界法權機構的出現證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更具有現實性。在我們這個時代，不管國家是明確地還是悄悄地放棄了主權，國家之間和之上的規則框架和組織接管了諸多近似于主權的功能，而國際法大致地做到了這點。另外，人們甚至在一些地方見到了國際仲裁機構，而且本來就已經存在國際法庭。如果對這些進行一個總結，那么公共權力的“溫和”形式就以這樣的方式，即以“軟立法”、“軟執行權力”和“司法權力”的形式，已經出現在了我們這個時代，這為一種世界法權秩序做好了預先的準備。
之后由袁輝博士對方博博士的報告進行評論。袁輝博士認為康德的權利形而上學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理論，而共和主義的元素更有可能發現在他的政治哲學。然而，由于政治對權利的從屬地位，這些共和要素自然要受到權利原則的限制并為實現權利原則服務。因此康德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共和主義者。
最后由方博博士對馮威博士的報告進行評論。方博博士指出報告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康德的語境之內談論解決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大致有這樣兩個層次，第一個較窄的層次在于在實證主義同自然法學的爭論中引入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討論；第二個較大的層次在于直接在康德語境之內解決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關系問題。如果我們僅僅在第一個層次上談論自然法和實證法的關系問題，那是在法哲學的范圍之內談論道德與法律關系的問題。但如果后來想超出這個范圍的話，尤其在談論道德哲學和法哲學這一關系問題上，很難通過將兩者都預設一個法則的方法來回避他們之間是分離說還是因互說這樣一個問題。同時，方博博士認為，對于尊嚴太肥或是太瘦這一問題，我們是否能在康德的思想中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尚存疑問。
03 閉幕總結發言
同濟大學法學院吳彥副教授在總結發言中表示，非常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對本次會議的成功舉辦所付出的努力。吳彥副教授表示，至少從康德法哲學的研究領域來說，跟十幾年前相比，漢語學界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幾乎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就目前而言，對于知名法學家的經典著作的譯介，這些年來一直在進行，但仍然需要再繼續努力，特別是需要不斷提升譯著的水平和質量。總之，本次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再次表示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