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家認同與制度建設”，我今天想談一下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國家觀及其反思。
首先，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國的國家觀。這可以從古代談起，即從傳統的中國國家觀談起。實際上，傳統中國是沒有完整意義上的國家觀的。因為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自然是沒有“國家”這樣概念的，但是我們有一個比同時期的歐洲有關政治共同體的觀念或許更加優越的觀念，那就是“天下”觀。具體而言，我們雖然沒有現代的國家觀，有的只是江山、社稷的觀念，但在此基礎上，存在一種“天下”觀。什么叫“天下”呢?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專門通過認真梳理中國古代的經典，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古代的天下，指的就是以州、郡、縣、鄉、里、戶、個人為具體結合體，以中國=九州島=禹跡為核心，為天子的實際支配領域。它是區別于夷狄未開化社會的文明社會。從這個定義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已經出現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概念，這就是“天下”。而且這個“天下”概念中已經令人驚奇地存在了類似“認同”的觀念，此種認同主要是對一個倫理規范體系、乃至一種文明體系的認同。所以到了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以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之相食，謂之亡天下”。在這里，不僅“國”(江山、社稷)與“天下”被區別開來，而且傾向性地強調了對“天下”這個共同體的認同，即對一種文明體系、文化傳統的認同。也就是說，像“天下”這樣的古代中國的政治共同體是如何維系的呢?主要是一種對文明的認同，文化的認同。這個是中國傳統的一個國家觀或者類似于國家觀的一種觀念。
接下來，我們來看當今中國的國家觀。眾所周知，上述的那種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到了近現代之后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但它的觀念要素又以各種形式保留下來，影響著當今的中國人，乃至當今有一些西方學者仍然認為，當今中國在政治國家這一意義上的國家統合實際上仍然沒有完成，中國還類似于一個由威權強力捏合而成的文化共同體。其實，在政治層面，現代中國主要是受到西方許多國家觀的影響，然后逐漸有選擇地形成了國家意識的，其中，就形成了當今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領域里面的國家觀。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又可稱為階級國家觀，即認為國家就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統治的暴力工具。
這種階級國家觀的首要特點，是具有一種強烈的抗議性質，它本身也是我們中國人對剝削階級、乃至對西方列強的一種抗議情緒中所選擇的一種國家觀。而由于這種國家觀充滿了抗議的性質，甚至充滿了斗爭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屬于一種激進的國家觀。當然，另一方面，我們當今中國也存在其他的國家觀，比如在政法領域里面存在國家三要素論，即認為國家由主權、領土、國民三個要素組成，這樣一個學說對我們國家觀也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目前我們中國國家觀的整體構圖中，還結構性地存在了一種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圖景。這與民間存在的國家觀念比較淡薄的現象構成了兩個極端：首先一個極端是國家主義傾向，它將國家看成比個人更為重要的價值體，甚至可以正當的壓制個人或者超越個人，這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國家觀大為不同。其次一個極端是民族主義傾向，它則往往與國家主義相伴而行，我把它看成是國家主義的一個極為情緒化的“紅顏知己”。那么這種觀念傾向對于民間有一定的滲透，但是民間總體上存在國家觀念淡薄的這樣的傾向，尤其是對于政治國家，一般國民比較淡薄，在這里，我們傳統的國家觀仍在發揮著重要影響。我們前面分析過了，傳統中國的國家觀主要是一種天下觀，強調的是一種對文明體系的認同，所以對于政治國家的觀念，或者說國家當中的政治要素，這個認同我們是比較淡薄的。這就影響到當今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導致當今中國人國家觀當中存在一些問題。
其中主要問題是：基于一般國民國家觀淡薄的傾向，主流意識形態所塑造的國家觀反而收到了刺激，形成了補償性的、修復性的國家主義傾向，而國家主義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與民主主義相伴而行，這就形成了上述的那種非常復雜的國家觀的圖景。
那么如何反思我們中國的國家觀，我覺得應看到以下幾點。
第一，我覺得當今中國就國家觀而言，法學的國家觀極為不足。也就是說，從法學的角度去認識國家，這個視角在中國基本上是匱乏的，比如說近代之后西方所出現的國家權利主體說、國家權利客體說、國家法秩序自同說，等這樣一些法學意義上的國家觀，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出現，而且很難被理解。
與此相應，我們往往容易把國家僅僅理解為是一種政治現象，或者是只偏向于將它理解為一種政治現象，而從法學這個角度去認識國家，這個我們能力不足，理論儲備也不夠。這無疑會影響到中國國家的法治建設，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國家觀具有很重要的真理顆粒。但是在中國目前，我們所發展出來的階級國家論，往往忽視了國家或統治的正當性這一個要素。
這里不得不提西方社會的許多國家觀，比如說契約國家論，比如說馬克斯·韋伯的國家觀，它們里面其實都存在正當性的要素。什么就正當性呢?西語是所謂的legitimacy,中文又譯“合法性”，其實指的就是“被認同”，香港人在具體情形下叫“認受性”。所以，一旦忽視了“正當性”這樣一個要素，我們的國家觀就難免忽視了對國家的認同這樣一種觀念。這比古代中國的天下觀還不如，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反觀西方近代以后的國家觀，則明顯存在著正當性的觀念要素，并被理論化。比如說契約論國家觀，這是由霍布斯、洛克、魯索等人所代表的國家觀，認為國家就是基于由人民之間或者說人民與共同體之間所形成的一種契約而建構出來的政治共同體，或者說國家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之上的。這樣的國家觀就存在一個要素，即人們都參與締結社會契約，由此存在了對國家正當性的認同。也就是說，這里面已經蘊含了正當性的觀念，它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為什么國家或政治統治是正當的?因為它已獲得了人民的認同，獲得人民的同意。
馬克斯·韋伯是繼馬克思之后又一個西方重要的、擁有博大思想體系的思想家。他的國家觀也可以說對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發展。因為他認為：什么是國家?國家就是一種正統的強制力量所形成的政治體系。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要成立，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具有強制力。這一點馬克思主義早已分析得非常透徹了，即把國家看成是一個暴力組織，迄今我們中國的主流國家觀主要就是建立在這個觀念基礎上的，但是，暴力組織的形態可以是多樣的，黑社會也是一種暴力組織，那么國家與黑社會有何不同呢?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一直沒有在理論上說清這個問題，但人家韋伯回答了這一點，他說：國家就是一種正統的暴力組織。什么叫正統的暴力組織呢?就是被正當化的暴力組織。也就是說，國家是一個強制力的體系，一個暴力組織，但是這種強制力是被正當化的，因為是被認可、被廣泛同意的，為此是正當的。
類似這樣的觀念，我們中國人比較缺少。如前所述，我們傳統的國家觀本來具有一定的認同的觀念，但現代中國的主流國家觀則缺少了這種認同的觀念，這注定我們在國家認同方面不太重視，或者說忽視了國家認同的原理。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這樣的一種觀念在制度建設之中也有所反映。我們在香港澳門基本法的制度建構過程中，就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那種注重文化認同、而忽視政治認同的國家觀非常便于產生出“一國兩制”這樣的偉大的構想。就是說像香港、澳門這樣的地方，我們把它的主權拿回來就行了，拿回來以后我們可以實行“一國兩制”，允許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一個國家的框架里面并存，這其實有傳統的天下觀在起作用。但實際上，“一國兩制”這樣一個偉大的構想在具體的實踐形態中也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對待正當性的問題，尤其是對政治層面的國家認同問題。進一步說，港澳回歸之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內，雙方之間在文化層面上的國家認同基本沒有什么大問題，問題就在于政治層面上的國家認同出現了障礙，尤其是在究竟應該如何針對“一國兩制”框架之內另一個政治制度采取何種可實證化的認同形態這一問題上，我們彼此都思考得不夠，也無法應對。
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在迄今的香港、澳門，尤其是香港，還有臺灣，許多人往往將法治、民主作為抗拒中國大陸，抗拒中國人民的標志性旗幟，甚至作為自身制度優越性的基礎，用臺灣最近正在崛起的政治人物洪秀柱的話說，就是有人把民主作為“對抗大陸13億人民的一個工具”。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政治層面上的國家認同方面出了問題。香港現在還沒有實行特首普選，香港如果進一步民主化了，特首普選實現了，香港的激進的泛民派，也有可能將香港的民主成就以及過去所擁有的法治成就作為本土意識的一個基礎，甚至作為香港人優越論的一個主觀依據，然后進一步拒絕對大陸的國家認同。
總之，我們對國家認同這個問題的觀念認識是不足的，從而可能產生出一些嚴重的后果，而究其原因，則可能肇源于我們的國家觀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為此反思這一點就殊為必要。
以上就是我的一個簡明的看法。卑之無甚高論，請多批評!
◆注：本文是筆者于2015年6月27日在澳門舉辦的“國家認同和制度建設──‘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有關國家觀的問題，更為具體的論述，可另詳見林來梵著：《憲法學講義》(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五章《國家及其正當性》，第158-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