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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我的家鄉,對于浙江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我是理所當然地關心的。至于法治,以我從事法學研究與教育的身份,更是關注重點之所在。長期以來,我與浙江的司法機關都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包括自己的一些學生也在浙江司法機關任職。浙江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成果,是舉國矚目,甚至舉世聞名的。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以市場經濟為導向,民營經濟獲得了蓬勃發展,浙商的影響遍及全國,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浙江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法治的進步,因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在市場經濟與法治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市場經濟是法治的基礎,同時法治又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可以說,市場經濟與法治缺一不可。
不相稱的法治現狀與市場經濟需求
對于浙江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所帶來的法治發展,是不能否認的。然而,浙江的法治現狀與市場經濟的需求又是不相稱的,甚至可以說是落后于市場經濟的前進步伐的。雖然我不贊同那種認為浙江是“經濟發達,法治落后”的消極評價,但相對于經濟領域的創新,法治領域則相對保守,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以我從事刑事法研究的角度觀察,近些年來浙江曝光的數起冤案,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刑事司法體制經年累積的各種弊病的一次總爆發。陳東升同志對發生在浙江的數起冤案進行了充分的報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對于我們深刻地了解冤案發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價值的。2013年4月在浙江蕭山陳建陽等五青年搶劫殺人的冤案在媒體披露之際,曾經應邀到杭州參加了對該起冤案的研討會,見到了該案的一審與二審的判決書。令人難以想象的是,涉及三人判處死刑的重大案件,一審判決書總共只有九頁,證據列舉也只有兩頁。二審判決雖然將三個被告人的死刑改判為死緩,但沒有給出任何理由,只有一句“根據本案具體情況”的套話。而這里所謂本案具體情況,正是應該對本案判決無罪的根據。這樣的判決書,不客氣地說,是草菅人命的判決書。另一起冤案,即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公安機關的過錯當然是擺在明處的,無論是刑訊逼供還是證據審查不嚴,都是十分明顯的。那么,它又是怎么通過檢察院和法院的重重關口的呢?陳東升同志在《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主動糾正兩起重大冤錯案舊事新聞》一文做了以下披露:
時任杭州市人民檢察院批捕處副處長夏濤在認真審查了公安移送的案件卷宗材料后,他發現諸多疑問。依照法律規定,他和檢察員林航到看守所訊問了兩名犯罪嫌疑人。雖然張氏叔侄都承認案子是他們干的,并無受過刑訊逼供,夏濤、林航仍然感到人命關天,客觀性證據不足,僅憑犯罪嫌疑人一紙口供難以定案,提出了“不批準逮捕”的意見,但最終,市檢察院還是作出了批捕決定。
馮菁是張輝、張高平強奸案的審判長。接案后,她和同事到看守所找證人袁連芳談話核實,找管教了解情況,找偵查人員詢問是否依法辦案,進行了大量庭外調查。合議庭評議時,馮菁認為該案存在諸多疑點,證據不足,疑罪從無,應宣判張氏叔侄無罪釋放。她的意見未被采納,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委會集體討論后決定,張輝判死刑,張高平判無期。此后不久,馮菁赴加拿大留學深造。獲悉張氏叔侄被宣告無罪,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前主審法官說:“這體現了國內法治的進步。作為法律人,我為當年的獨立判斷而欣慰,為無力改變裁判而歉疚。”
這里顯示出案件承辦人與案件最終結果之間的巨大差別:如果按照案件承辦人的意見,這起冤案完全可以避免,但經過集體討論決定,最終鑄成冤案。這段舊事新聞再次印證了我的一個判斷:我國近期曝光的幾乎每一起冤案都不是辦案人個人原因造成的,而是體制性的原因所導致的。因為我們深入了解一下就可以發現,幾乎每一起冤案的合議庭意見都是無罪。我把這個意義上的冤案稱為體制性冤案,而不是個別性冤案。體制性冤案防范的唯一出路是司法體制的改革,我國目前正在籌劃的司法體制改革回應了這一點,這是令人期待的。正如浙江的法治進步是全國法治發展的一個縮影,浙江出現的冤案也是全國司法體制積弊之全豹的一斑而已。陳東升同志對此的深入報道,對于從體制上建立起防范冤案的銅墻鐵壁,具有震耳欲聾的啟示。當然,我對陳東升同志前引報道的標題略有異議:“主動糾正”的“主動”兩字并不妥切。
曲折前進的法治發展
任何國家的法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發展過程。從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法治是向前發展的。尤其是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入憲以后,我國的法治發展進入了一個快車道。然而,我國法治的發展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走三步退兩步的現象也時有發生。例如,對于已經過去的十年,我國法治發展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在法學界就不乏爭議。陳東升同志在本書《中國法學“浙江現象”引人關注》一文中提及的法學界的浙江四老之一的江平教授,就曾經在2011年5月北大舉行的一次講座中公開提出:“我去年曾經在報上說過中國法治‘大倒退’,中國法治確實面臨一個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說中國的法治是有進步有退步,但是總的來說是進兩步退一步還是在前進,但是我可以說最近我們是退兩步進一步了,我們是退為主了。這個就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如果這個時間長期存下去,那我們法治就很危險。”江平教授的這番話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意有所指。這屆中央領導上任以后,重新點燃了我們對法治的期盼。當然,對于法治的憂慮并沒有消失,至少我個人是如此。
陳東升同志以一名新聞記者的身份,根據其對浙江法治過去十年的觀察,以其敏銳的觸角,描繪了浙江法治發展的一幅真實圖景。全書的內容可謂豐富:“法治視野”所展現的浙江法治發展的全局性,“高端訪談”所展示的各級領導對浙江法治建設的重視性,“政經觀察”所呈現的浙江法治嬗變的真實性,“法案聚焦”所披露的各色案件信息的內幕性,“獨立調查”所得出結論的中立性,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共同的可讀性,使人產生一讀為快的閱讀快感。在此,我對陳東升同志以一名法治記者的努力要深表敬意。據我觀察,我國法治新聞如同法治一樣,也處在一個發展過程之中。對于各種案件的報道,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法機關,成為司法機關通稿的轉達者,而沒有獨立的報道與深度的觀察。在這樣一種法治環境與媒體環境下,陳東升同志所具有的中立性與獨立性的專業精神,更值得嘉許。
我國新聞從業人員數以十萬人計,即使是從事法治報道的記者也數以萬人之多,盡管這個數字也許是不準確的,但還是反映了要想在如此眾多的新聞從業人員中脫穎而出是何等的不易。記者的文字具有時效性,這里所謂時效性,直白的說,就是速朽性。因此,新聞記者的文字結集出版是較為少見的。陳東升同志做到了這一點,盡管并不能證明結集出版的文字就一定永朽。
(本文節選自《浙江法治十年觀察》一書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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