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很早就意識到法治與國家治亂興亡之間的規律性關聯。
秦商鞅說,“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漢王符說,“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古希臘柏拉圖也觀察到,現實中的那些統治者能不能服從法律乃是決定城邦興衰成敗的關鍵問題。數以千計的歷史年輪已經充分展現了這樣一個規律:法治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的治國理政的最好方式。然而,歷經時空層層打磨后的“法治”二字,其內涵絕不僅限于字面。
作為“規則之治”,法治塑造著人類生活的規范性、制度性和程序性；作為“法之統治”,法治要求法律規則的權威性、統一性和至上性；作為“良法之治”,法治內含了公平正義自由秩序等諸種價值；作為“程序之治”,法治強調程序的合法性、正當性以及程序相較于實體的優先性；作為“理性之治”,法治要求奉法者執中守正、辯證施治、莫走極端。
法治所蘊含的從人類日常生活和歷史實踐中所積累出來的智識、思維、價值、信仰、模式、程序,深遠而現實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命和生活,左右著每一個國度以及民族的盛衰和榮辱,揖別人類的過往并祈禱著人類社會的未來。
黨的十八大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舉“法治中國”為綱,張“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為目,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新時期領導干部的基本準則,依法辦事成為舉國上下的第一遵循,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宏偉階梯,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成為法治改革的五大重心,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法治文化、法治環境編織起法治中國的立體網絡。
這份決心和擔當所詮釋的共同體認是:法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是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是如期建成小康社會的捷徑快道。
毫無疑問,一個通過全方位法治化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正在熔爐中鍛造。筆者以為,法治中國這一宏大命題比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等命題擁有更加豐富的內涵:“法治中國”是人類法治文明成果的“繼承版”,是法治國家建設的“中國版”,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升級版”。
從依法治國到法治中國,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升級,是中國共產黨探索治國理政規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成果,是中國政治文明進一步提升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契機。
佐證這個結論的是這樣一些正在發生的細節性事實:中國正在經歷從有法可依向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升,從強調法律體系和規則體系向強調理念、體制、制度、機制四位一體提升,從倡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力求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起點平等提升,從依法管理向依法治理提升,從簡單地強調政府嚴格執法向強調公正文明執法提升,從規范執法行為向從行為到程序、從內容到形式、從決策到執行一體規范提升,從事前授權、事后糾錯的控權方式向建立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體系提升,從注重私法權利向不僅注重私法權利而且注重公法上的權利保障提升,從嚴格司法向公正司法提升,從強調執法司法隊伍建設向強調所有法治環境和法治條件改善提升……
據此必可期待,未來之治理必定滋養于法治,未來之中國必定享譽于法治的成就,未來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國建設的紅利。
建設法治中國,仍需在規則治理上完成未竟事業,尤需在中國特色上凝心聚力,更要在制度建設上大展宏圖；既要在“加快建設”上爭速度,又要在“全面推進”上“舒廣袖”,還要在有效治理上見成效。這無疑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時代任務。
筆者深感,于法治中國建設方興未艾之際,亟待進行系統研究和深挖細嚼,以彰顯法治中國之精義,描繪法治中國之圖譜,拓展法治中國之路徑。有鑒于此,筆者搜幾十年法學研究之思慮,索數十載政法工作之體驗,不揣淺薄,于工作之余,梳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之宏旨,闡釋良善司法、辯證司法、程序法治之大要,研究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之運用,探求法治中國之制度邏輯與構建方式,攏此八本為“十八大與法治國家建設”叢書一套,愿能藉此弘揚法治之精神,略陳法治建設之己見,以陋磚而引真玉,以個人短視而發方家之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