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法治思維，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領導干部和法律職業群體的法治思維。因為治國理政者如果沒有法治思維，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局面；法官、檢察官、律師辦案如果沒有法治思維，就會造成冤假錯案，無法完成法律賦予的使命。法治思維對領導干部和法律職業群體來說無疑十分重要，但不能因此就忽視法治思維對大眾的重要意義。
毋庸置疑，大眾對法治問題的思考缺乏系統性和專業性。他們沒有受過專業法律訓練，往往從自己所接觸的現象出發，從自身利益的立場考慮問題。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大眾與法治思維無關。可以看到，當社會上一個法律事件發生，就會有各種不同意見和評論，對如何處理這個案件提出各種看法，這是大眾法律意識的體現。從大眾對法治建設的建言獻策中，我們恰恰可以體會到，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
法治思維不同于其他思維的特點在于它是從合法性角度考慮問題。不同的思維有不同視角，法治思維不能代替其他思維，其他思維也不能代替法治思維。法治思維簡單地說，就是把一件事放在法律框架內，看它是否合法，是否有法律根據，一句話，拿法律說事。對領導干部來講，在決策時必須考慮決策是否有法律依據；對法律職業群體來講，辦案是否于法有據將決定辦案質量；對公眾來講，法治思維有助于人們從合法性角度更全面、客觀、理性看問題；而對于當事人，法治思維有助于他們更好使用法律武器，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法律范圍內把損失降到最低。
法治思維的特點還在于它是一種權利與義務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維權意識日益彰顯，這是大眾法治思維提高的表現，也是依法治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但權利與義務總是相對的，一方享受權利依賴于另一方履行義務，否則權利不可能實現。因此，公民的維權意識必定伴隨履行義務意識。把二者割裂開來，只愿意享受權利卻不愿意承擔義務，這絕不是一個公民應有的法治思維。
權利與義務思維還意味著不能濫用權利。無論權利還是義務，都不是無限的，都有自己的界限。所謂被濫用的權利，就是超出法律界限的權利，不是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權利。濫用權利不僅意味著公權力的濫用，也包括公民濫用權利。比如，在雇主與雇員之間存在雇傭關系，但這不是人身依附關系，如果雇主要求雇員從事更長時間或更多范圍的服務，而不給予報酬，就屬于濫用權利。對第三人和社會而言，權利主體之間的約定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益，否則也是濫用權利。比如，買賣關系雙方一個愿買一個愿賣，本應是合法的，但如果買賣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或買賣他人財產、有爭議財產，就侵犯了國家利益或第三方利益，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
對于找關系，中國人并不陌生。當遇到與法律相關問題時，如合同爭端、違法指控、交通肇事等，首先不是分析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腳，而是習慣性地看相關部門是否有熟人，然后托門子、找關系，請客送禮說情，打官司就是打“關系”。這種關系思維的形成有歷史原因，在傳統上，“熟人好辦事”似乎是常理。但是，關系思維不但敗壞社會風氣，也是造成執法司法腐敗的一個主要誘因，法治權威、司法公正都會受到侵蝕。同時，相信關系、不相信法治，這種思想在某些領導干部中同樣存在，表現為不遵守法律，非法干預司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等。某些法官、檢察官、律師也存在辦關系案、人情案，以權謀私，不依法辦案的現象。因此，摒棄關系思維，樹立法治思維，需要從多方面入手。特別是領導干部、執法司法者依法辦事程度越高，老百姓找關系的余地就越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