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個領導者，
請耐心傾聽申訴者的申訴；
如果他要吐露心中委屈，
請不要加以阻擋。
可憐的人期待勝訴，
更渴望向你傾訴衷腸。
申訴一旦受阻，
人們便會追問：為何你會冷若冰霜？
不是所有申訴都會成功，
但好的聽審能撫平他心里的哀傷。
這首誕生于數千年前古埃及的詩歌，道出了傾聽的重要。陳瑞華教授從該詩中推導出，在走向程序正義的道路上，給予當事人以聽審的機會，是實現司法公正的第一步。確實如此，不光是司法公正需要以相關當事人獲得聽審的機會為前提，傾聽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因為“希望受到尊重”是人類的本能。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那場挽救新南非的療救祖國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充當 “吸塵器”，耐心地傾聽被害人的傾訴和被告人的懺悔。我在國外接觸到的一些被害人援助組織，有時他們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傾聽者，讓被害人的心理得到某種舒緩。
我曾經寫過一篇《善辯的律師與善聽的法官》，里面提到一位中國律師談到為死刑犯辯護的苦惱：“如果律師在法庭上說太多，法官常常會不耐煩”，同時介紹了巴丹戴爾在其《為廢除而戰》一書中所詳細描述的一個案例，該案被告人本已被“新聞媒體私刑處死”，但在多位證人出庭作證等“冗長”的審理程序后，被告人最后免于一死（當時法國還沒有廢除死刑）。我在該文的結尾寫道：巴丹戴爾固然高明，但若是法庭拒絕他那些證人出庭，或者對他的發言充耳不聞，而不是“全神貫注地聽著”， 他又能怎樣？
《圣經》明確要求法官要“既聽取隆著者也聽取卑微者”，現代法治國家正是按照這一理念來設置法庭的“控辯平等”，法官必須兼聽則明，且不偏不倚。不過，這種司法裁判文化在我國還有一個完善的過程。蕭乾在《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戰》一書中曾經披露，他對于紐倫堡審理納粹戰犯的某些程序“想不通”，法官“好像在表演耐性”，對那幫罪行累累的納粹罪犯，“何以還準許他們當庭大放厥詞，甚至還為他們請來律師辯護？”直到后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被剝奪說話的機會而被錯誤定罪，他才深刻體會到“聽一聽被告當眾替自己申訴的必要”。今天的司法現狀雖然較之過去有很大改進，但我們的法官是否真正做到了對檢察官這樣的“隆著者”和被告人這樣的“卑微者”平等相待了呢？坦率地講，應當還沒有做到。我在國外多次旁聽過法庭開庭，被告人不會像我們這樣穿著囚服（有違無罪推定），遠離律師（一定是與律師坐在一起的，便于一起商量辯護對策），甚至圈在圍欄里（與其說是一種訴訟參與主體，不如說是一種審判客體）。
從司法說開去，傾聽其實對于任何一個人而言都是一種美德，對于各行各業的領導者，則更是一項基本功。“我們花了兩年學會說話，卻要花上六十年來學會閉嘴。大多數時候，我們說的越多，矛盾也越多。在溝通中，大多數人總是急于表達自己，一吐為快，卻一點也不懂對方。”海明威如是說。更有醫學專家拉爾夫.拉夫頓指出，有的人有時就是基于一種莫名的情緒，需要找一個信得過的朋友或者領導傾吐一下，這時候他并不需要你去幫他做什么，只需要靜靜地傾聽 ，否則，“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你卻開始向我提你的建議；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你卻開始告訴我為什么我不應該這么想；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你卻認為應該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你真的很讓我失望。”
當代世界上著名的酒店經營公司董事長馬里奧特在談到他的成功之道時說：“我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傾聽人們的意見。”他的這一品質受到年輕時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一次偶遇的影響，當時貴為總統的艾森豪威爾，竟會虛心聽取只是一名海軍上尉的馬里奧特的意見。“他總是會問這個令人愉快的問題：你是怎么想的呢？那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當時就想，將來如果我經營公司，我也要這樣問下屬。”
馬英九在前不久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受挫、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以對此負責時，沉痛地告誡國民黨：“這次選舉的結果提醒我們，掌握權力，就必須謙卑傾聽。”又是強調傾聽，而且還要謙卑。可不？一個執政黨如果不俯下身子，謙恭地聽取民意，那它遲早也會被民意所拋棄。
伽達默爾把傾聽發展成為一種哲學，他認為，人們必須在相互交流中為互相理解而相互傾聽，這不僅適用于人與人之間，而且適用于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面對今日世界之亂象，讓我們記住這位哲學家的話：人類必須學會傾聽，去細細地聽，以免忽略輕微聲音的價值……在傾聽那里，我們總還有什么東西是可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