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作為現代國家刑罰制度中的基本角色，是達成國家刑罰權的要求與維系正當程序的需要交合之下的產物。在國家刑事法體制中，他所擁有的檢控乃至偵查權力，使任何公民都可能成為刑事追訴的對象。對這種權力的警惕和擔心使“客觀義務”這類話題成為社會的關注點，對檢察官這一義務的主張和強調似也具有某種天然的正當性。
在大陸法系尤其是德國，檢察官作為“護法者”角色定位，使“客觀義務”成為不可缺少的制度性隨附。在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國，檢察官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則使“尋求公正”(to seek justice or to do justice)的責任，即美國法中的“客觀義務”，也成為重要的法概念。在我國檢察制度之下，“客觀義務”既可以為檢察權包括法律監督權提供一種正當化依據，用以回答人們“誰來監督監督者”的疑問，又可以因其隱含的制度符號(超越性的司法官地位、居高臨下的訴訟關照等)，滿足檢察官的某種優越感。但是，法治觀念、權利意識以及對安全感的需求日漸提升的社會公眾，希望檢察官擁有的主動性和壓制性權力受到約束，“客觀義務”正契合了社會公眾的愿望。因此，“檢察官客觀義務”在當今中國的法律語言中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理論研究中頗受關注，已經產生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實踐中、在法庭上、在其他涉及檢察權運用的場合，也常被提及。誠然，如《檢察官客觀義務論》中研究指出的，由于角色沖突、體制限制等因素，如同國外的實踐，社會期許與現實圖景還有一定差距。
《檢察官客觀義務論》一書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梳理，寫作中注意了幾點:一是注意較為系統地比較研究。尤其是對歷來欠缺的英美法中的客觀義務問題，搜集第一手資料作了較為全面的評介。二是注意理論分析的深度與新意。包括提出并分析客觀義務的具體內容、法理根據和基本矛盾，系統探討“客觀義務”所涉及的檢察權運用諸問題。同時，對公訴等相關問題也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意見。三是關注檢察實務，注意理論研究的實踐性品格。
該書基于對我國檢察制度及其運作的長期研究與實務觀察，剖析了司法實踐中涉及檢察官客觀義務的主要問題。其中既有在履行客觀取證、中立審查、追求公正判決、定罪救濟、訴訟關照，以及正當程序維護責任等方面的具體問題，也包括辦案機制與方式、職業倫理、績效考核等涉及檢察權運行機制和運行條件，并對客觀義務形成基本制約的重要問題。在肯定檢察官對客觀義務的尊重，包括高度評價胥敬祥案辦理、浙江“張高平叔侄”案昭雪等案件中檢察官的作用外，也時有針砭現實弊端之言說。如偵查取證中的致罪偏向及不適當地采用威脅、欺騙、指供等取證方法，公訴權運用中的片面性與缺乏節制，大要案辦理中的程序虛置，外部、內部權力要素對客觀義務的妨礙，司法倫理的缺失，檢察權運行機制的弊端，以及績效考核制度對客觀義務的不良影響等。直面現實，意在推動客觀義務的實效化。
我國的檢察制度，具有相當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主要源于其賴以生存的制度基礎的不同。因此，對于我國檢察制度的研究，應當在當下特有的制度背景和框架下展開。檢察官客觀義務研究也不例外。所涉問題及其關聯要素的特殊性，使得此項研究時生“形似而神不似”之感。不過，本土化的研究立場和方法，不應拒絕借鑒、運用成熟的法治經驗和基本原理。例如，客觀義務因檢察官角色沖突而難以充分實現，因為“任何人不能充當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也正是程序正義學說的一個核心觀念。因此，客觀義務的強調應當與外部制度的建設同步展開，且以后者為重，才是實現司法公正應行之道。
(本文為四川大學教授龍宗智《檢察官客觀義務論》一書的自序，刊發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