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進一步提高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完善這一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用程序公正保證司法公正的具體體現。所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在刑事司法中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證據，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經歷了從無到有、逐步推進的過程。黨和國家歷來實行“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的政策。1979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就明確規定：司法人員必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的司法解釋對此規則已有所規定。2010年5月，《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將這一規則作為單獨的司法解釋文件加以專門規定。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用5個條文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做出明確規定，實現了從司法解釋到入法的重要轉變。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該規則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鮮明否定和有力制裁，它向偵查人員發出明確信號，非法取證不僅可能要負法律責任，而且取得的證據也沒有法律效力，從而有效遏制違法取證，彰顯程序公正價值；另一方面，該規則有助于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實現刑事訴訟的實體公正價值。實踐早已證明，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根據刑訊口供來定罪，往往是鑄成冤案的重要原因。這一規則把非法取得的證據排除在訴訟之外，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根據虛假的證據錯誤認定案件事實，嚴防冤假錯案發生。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司法純潔性理念的具體體現。司法是實施法律、定紛止爭的莊嚴國家職能活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本身應當具有崇尚法律、不染塵埃的純潔性。倘若法院的審判采用非法證據，也就成為非法行為的容忍者、包庇者。君子不重則不威，司法不潔更不威。施行或容忍刑訊取證行為而喪失純潔性的司法，不可能取信于民，更不可能具有權威性。當然，司法純潔性也不宜過于理想化，對于違法程度較輕的瑕疵證據不一定完全加以排除，以求用多元價值滿足廣大民眾對司法的訴求。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我國實行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其自身特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適用于審判階段，而且適用于偵查階段、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這與國外一些國家非法證據主要是在審判階段由法官加以排除有所區別。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如何將紙面上的法轉化為實際行動的法，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還需要不斷探索，如進一步明確“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范圍，完善法定程序保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運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