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香港因為行政長官普選陷入激烈爭論之際，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就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發表了白皮書。白皮書作為官方的正式文件，一方面要系統總結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經驗以及在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表達中央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自然也包括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立場。
白皮書針對兩個現實問題：行政長官普選和排斥內地傾向
中央在這個時候就香港問題發表白皮書，既有現實考慮，也有長遠打算。現實考慮主要針對香港面臨的兩個問題：一是目前爭論最激烈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二是最近年來出現的「排斥內地」甚至主張「公民自決」等極端傾向。
針對前者，中央在白皮書中再次明確闡述「港人治港是愛國者治港」的立場，而且針對香港不少人主張「愛國者治港」不是基本法上的規定，白皮書明確提出愛國是適用於香港公職主體的法律標準。針對後者，中央不僅回顧和總結了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和保持繁榮的一系列措施，而且特別強調繼續推動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合作。整個白皮書在闡述中央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時，無疑是針對這些現實問題展開的。
回歸初期中央治港采取放任不干預政策
白皮書的發表不僅針對香港眼前的實現問題，而且體現了中央治港的長遠打算。它實際上反映了中央不斷調整治港思路和治港策略。
回歸初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一方面，由於回歸之前中央對香港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缺乏研究，對於中央對如何治理香港也沒有成熟的想法，基本上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保持不變」的思路，放任香港按照過去的慣性發展，以便摸索和積累經驗。
另一方面，回歸之前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思路，而香港回歸初期，中央希望加入WTO，急需要在國際上樹立良好形象，由此進一步強化了放任不干預政策。
然而，香港回歸之後，香港面臨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亞洲金融危機、內地經濟崛起和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接踵而至，這種放任不干預政策綏靖政策已無法適應形勢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2003年以來，中央成立港澳協調小組，開始經濟謀劃中央對香港的治理。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明確將香港問題納入「治國理政」的范疇。
中央治港政策調整：多做少說
2003年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主要是從外部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比如中央出臺一系列政策扶持香港經濟發展，通過人大釋法和決定解決了困擾香港的普選問題等。盡管如此，放任不干預政策導致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為中央甚至內地的學者專家在香港問題上發表言論就變成了「干預」香港高度自治。因此中央有意無意地限制政府官員和內地學者在香港問題上公開發表言論，限制內地媒體報告和討論香港問題。中央在香港問題上也保持低調，做的多，說的少。
這種放任政策導致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理解出現了偏離甚至錯誤的傾向，中央對港政策的善意得不到積極回應，以至於香港社會形成了「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的局面。中央給的好處統統都要，但反中央、反內地的聲音卻愈來愈高漲。比如香港社會反自由行的聲音很高，可特區政府真要限制自由行，零售業和旅游業馬上就消受不了。內地的老百姓對這點很不滿，廣東省和深圳市各級地方政府也抱怨不斷。香港的現實以及內地民眾和地方政府的反彈，都促使中央調整其治港政策。
中央治港政策的再調整：「軟實力」的運用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意識到在香港問題上，不僅要做，而且要說。「說」并不是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而是要讓「一國」之內兩地官員、學者、專家和市民的思想交流正常化。在中央看來，這顯然有助於澄清在「一國兩制」 問題上香港媒體長期宣傳而形成的片面觀點。
由此，從2013年以來，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明確放棄了以往的低調策略，而是采取高調。喬曉陽、張小明和李飛等中央高層官員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主動闡述中央的立場，并與香港各界展開交流和對話。
而新成立的全國港澳問題研究會也積極組織內地學者專家就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發表言論，與香港社會各界形成有效的交流和互動，試圖矯正香港媒體在「一國兩制」問題上「重兩制」而「輕一國」的傾向。而在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陷入激烈爭論之際發表白皮書，實際上中央積極向香港市民、內地民眾和國際社會系統闡述中央的立場。
如果說2003年以來，中央在香港問題上充分運用經濟和政治的「硬實力」 (hard power)，那麼從2013年以來，中央在運用「硬實力」 的同時，開始嘗試運用「軟實力」 (soft power)，在香港問題上爭取話語權。
由此，相信中央在香港問題上會愈來愈積極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內地學者就香港問題與香港學者展開對話和交流也會進一步正常化，內地媒體對香港問題的討論也會和香港媒體形成有機的互動。
可以說，中央對香港的治理正從法律、經濟和政治上的「一國」建構，逐步轉向文化、思想上的「一國」建構。
《一國兩制白皮書》解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