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是什么?江湖是非主流社會、非正規規則、非國家權力強制、非官方文化、地下幫會組織乃至黑社會等，法律則是國家制定或者認可的、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是典型的正規規則、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律與江湖恰如對立的兩極，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如何能夠組合起來稱為《法律的江湖》?這是一種什么江湖?或者說，是一種什么法律?我們讀一讀張鴻巍教授的這本文集，就可以解開這些疑問。
也許，我們正處在查爾斯·狄更斯在其《雙城記》中所說的那樣的時代:既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既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昧的時代;既是信仰的紀元，又是懷疑的紀元;既是生機勃勃的季節，也是死氣沉沉的季節;既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也一無所有;我們都奔向天堂，又都跌入地獄。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所有矛盾著的雙方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甚至“野蠻生長”，哪一方面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么難以確定，要么經常發生變化:政治中的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文明與野蠻，經濟中的公有與私有、自由與壟斷、富裕與貧窮，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主流與支流、正義與邪惡，社會中的高貴與卑劣、敬仰與鄙視、向往與唾棄……都在變化、轉化、整合和不確定之中。正義激不起人們的熱情，邪惡也引不起人們的憤慨。這是一個讓是非分明的人十分痛苦的迷茫時代，也是一個讓墨守成規的人找不著北的混沌社會。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法律與江湖也可能在某些時間、某些地方、某些具體情形中模糊了各自的界線，不分彼此。
讀了文集中的幾篇文章之后，我在心中慢慢勾畫出張鴻巍教授心目中的江湖:最低限度的道義和規矩。他想說的大概是，江湖上尚且要講些道義和規矩，而我們的立法、執法、司法有時連江湖都不如，道義和規矩全無，底線都守不住。他想做的大概是，替當代中國的法律界找回規矩，恢復道義，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讓法律的底線清晰起來，并得到遵守。有良心的當代中國法學家大概都有此念此行，讓我好奇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最低限度的道義和規矩是什么，他給法律界劃出了什么樣的底線，他如何破解一些地方“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的難題。
在《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篇中，張鴻巍教授給出了答案。他說:“善良的心，可以沖刷灰暗、空虛與冷漠，平緩溫厚地不可方物。在法治的世界里，人心是桿秤，法律是準繩，兩者都不是冷冰冰的。”將法律問題訴諸良心等，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也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良心是每個人心目中的規則，道德是社會公認的規則，法律則是國家制訂或者認可的規則。既然它們都是規則，為什么要將一種規則的正當性訴諸另一種規則呢?大概是因為良心就是底線，而且是每個人都可以感知的底線，而真正決定這些“規則”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基礎是需要經過很多環節的轉換和過渡才能認知和證明的。訴諸良心是一種簡便的論證方法。孔子說，禮失求諸野。這個“野”不僅是老百姓或者鄉村民間，或許還包括沒有污染的人性、樸素的良心。法律的形式是復雜而精致的，但是它的內容是簡單而樸素的。當人們迷失于法律的叢林之中時，找到方向的最好辦法就是接受良心的指引。針對一些執法司法中的野蠻行為，他極力提倡人性執法。“人性執法，不單單是為了憐憫嫌疑人，還有憐憫自己;不單單是為了救贖不法，還有救贖人性善的一面。”
無政府的地方，才有江湖。江湖的義薄云天或者快意恩仇往往是違法甚至是犯罪。它之所以為人們所向往，是因為它是人們對官方喪失了信心之后于萬般無奈中僅有的一點夢想和寄托。社會學告訴我們，江湖存在的基礎是政府的替代和政府職能的補充，前提是政府的失職瀆職和政府職能的無效。在天下一統、政治昌明之時，江湖必然隱遁，正如階級矛盾緩和之時民族矛盾往往消弭于無形。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固然重要和必要，但都是治標;收拾吏治，著力建設民主法治才是治本。
沉滓和邪惡是怎么泛起的?法律為什么得不到嚴格執行?書中的《古各斯的戒指》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解釋:一旦有不被他人察覺的機會，老實本分的牧羊人也會鋌而走險，甚至篡奪皇位。這讓筆者想到，文明進步的總開關不是領袖的英明而是言論的自由。讓人民自由地發表意見，揭發和鞭撻丑惡的言行，才能風清氣正，才有朗朗乾坤。
這部文集匯編了張教授近幾年觀察中國法治現象時的所思所慮，意氣風發，縱橫古今，妙語連珠，見微知著，值得把玩。不過，對于任何作品，讀者都要保持批判精神，小心像我一樣沉迷其中。
(本文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副所長謝鵬程為《法律的江湖》一書作的序言，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刊發時略有刪節)